1950年10月5日，蒋介石带着蒋经国看望病重的陈果夫。寒暄中，当陈果夫说主要以中医治疗后，蒋介石说：“还是西医可靠”。

蒋氏父子一同前来看望陈果夫，和此前对CC派的极力打压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个月前，陈立夫带着全家黯然离开台湾，不久后去了美国定居。当年威风凛凛的“二陈”，一个病重一个远走，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了，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念及旧情，关心陈果夫的身体也就可以理解了。

陈果夫早年就患有肺结核，到了40年代初病情加剧，经常咳血。在陈立夫远走后，陈果夫病情迅速恶化，家庭经济也发生了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陈果夫到台后并无多少财产，也没有了以前的地位，医疗费都是靠朋友支持。

病入膏肓的陈果夫需要高昂的药费，有些药要到国外去买。失去地位的陈果夫开始体验到捉襟见肘的尴尬。刚开始，陈果夫自视清高，不肯仰人鼻息，后来，日子一天天艰难，他才不得不放下架子，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自己的处境后，提出发给自己兼职董事车马费的要求。赵棣华曾是陈果夫的部下，现在见老长官的亲笔信，也是非常感慨，便亲自将车马费送到陈果夫家中。

赵棣华也清楚这点车马费并不够陈果夫治病，于是他请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将陈果夫的窘境转告蒋介石。蒋介石得知陈果夫状况后，当即给陈果夫批了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还另批给一笔每月的特别费用，以作紧急之用。

为了消磨时光，也为了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病榻上的陈果夫打算写一部回忆录。陈果夫的构想很大，准备将他40多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建筑、计划、经济、教育、人事、个人道德、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分门别类的都写出来。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但还是很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12月，当得知新中国召开中医药会议，陈果夫很是高兴，认为相比国民党，共产党对中医的推广和发扬明显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为了方便治病，1951年1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楼里。到台北后，看病购药比在台中方便多了，这方便了陈果夫的治疗。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多得多，这又不利于陈果夫的休息。

台北是一个盆地，夏天海风吹不进来，较台中炎热，空气湿度也大。入夏以后，陈果夫的病情加重了。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就支持不住。整天咳嗽不已，低烧不退，心脏也逐渐衰弱。他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医生用Ｘ光拍照，发现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由血管侵入脑后。这等于说，陈果夫的病已宣告不治。医生的治疗，只能是延缓他的生命。

处于垂危状态的陈果夫，知道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后，便觉再无回天之力，延至4时52分，陈果夫病逝，终年60岁。

陈果夫的死讯，传到了住在台中的父亲陈其业那里。陈其业当时已81岁，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他不顾劝阻，从台中赶到台北，看到儿子的遗容，他放声大哭。

在陈果夫逝世的当天，蒋介石下令让“改造委员会”成立了治丧委员会，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祯、周至柔、张道藩等37人为委员，CC派骨干分子洪兰友任总干事。

在26日、27日，蒋介石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在回去的路上，蒋介石坐在车内面色沉痛一语不发，似乎还沉浸在悲痛中，下车时，他随从人员说：“果夫还年轻，他不应该这么早就走了啊！”回到办公室，蒋提笔写下了“痛失元良”几个大字，作为挽额，派人送到了殡仪馆。

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得知兄长逝世的消息后，悲从中来，但他没得到蒋介石的许可，不敢贸然返台参加葬礼，只能独处异乡、洒泪遥祭。

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派，可以说是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众多派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有人以陈氏兄弟不爱钱来推断CC派是廉洁的，这是错误的。陈氏兄弟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对亲信们的纵容，CC派分子们争权夺利，大肆敛财，对此，“二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到台湾后，陈果夫的思乡之情一日比一日强烈，他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不让我飘泊他乡，我爱我的故乡，我永远不愿离开我的故乡。”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作为历史人物有功有过，在支持国家统一这个原则问题上，两兄弟的态度都是鲜明的，这点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