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考察教育发展的历史，有一个与大学精神直接相关的有趣现象，即在两千多年中，官学中出现大师的几率远远低于私学。原因在于官僚逻辑下，“士”只是官方的帮忙或帮闲，不可能有自主的学人精神。
考察教育发展的历史，有一个与大学精神直接相关的有趣现象，即在两千多年中，官学中出现大师的几率远远低于私学。
儒、墨、道、法、玄、阴阳、纵横等各家大师几乎都起于官学之外，且又都兴办私学，古代的孔孟，近代的陶行知、马相伯、张伯苓，还有南开、复旦、厦门等大学也都是依靠私学成就其精神和事业的，《新唐书·儒学传》所载68位传主，大多不是出自官学。古代私学兴起是大学精神发展的源头，它促进了官方对其精神主体“士”的尊崇，形成了养士之风。
稷下学宫始建于春秋时期齐桓公时代，兴盛于战国时期齐宣王时代，一直延续到齐国灭亡，历时 200 余年，是当时教学、研究与咨议相结合的机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中心和政治咨询中心，汇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各家学者，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稷下学宫应当算一所官家举办的私家大学，它的兴衰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何长期以来官学少大师。
“养士而强，士多而霸”是春秋时期各国公室和私门的共识。公元前 481 年，田恒发动武装政变成为齐国的君主。为了适应对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对外争霸称雄的需要，齐国统治者在招纳网罗天下贤才的同时，还意图培养新一代贤士，因而在齐桓公田午当政时创办了稷下学宫。田氏凭借国家力量扩大养士规模，并加以组织化、制度化，使稷下学宫得以兴盛。
学宫创立后的命运始终与管理方式息息相关。齐威王礼遇稷下先生，使各国学者来稷下游学的络绎不绝，学宫初盛。齐宣王欲与魏、秦争霸，怀统一天下雄心，广罗人才，赐 76 名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在宽阔的大道旁为他们建高大的府第，孟轲、荀子等还被尊为卿，同时，兼容各家，鼓励争鸣，使学宫达到鼎盛。齐崏王时，稷下师生一度多至数万人，但齐崏王独断专行，对稷下先生见解不能从善如流，至其后期稷下学宫与齐国一起都呈现颓势，稷下先生纷纷离去。公元前 284 年，在燕、赵、韩、魏、秦联军攻陷临淄后，学宫遭破坏，元气大伤。齐襄王复国当政并恢复稷下学宫，但盛况已大不如前。此后，齐王田建在位 40 余年，政治上无所作为且拒谏妒贤，稷下学宫便江河日下。公元前 221 年，齐亡而稷下终。
稷下学宫成功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官家出资而由私家主持，前者保障了充足的办学经费，后者保证了学术繁荣、思想自由；二是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管理规范，据考证，管子所作《弟子职》即为稷下学宫的学规，其中倡导“志毋虚邪，行必正直”、“凡言与行，思中以为纪，古之将兴者，必由此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对学生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言谈举止、服饰仪表、待人接物、尊师修业、饮食起居、洒扫庭除等都作出严格规定，主要内容有学则、早作、受业、对客、馔馈、乃食、洒扫、执烛、清衽、退行十类。符合为学特性且严格完备的内部管理是稷下学宫得以兴盛并卓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它的管理遵从了大学的逻辑。
稷下学宫后期的衰败以及两千余年以来官学出不了大师背后的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不仅是官家举办，还是管家管理，并且是依据官僚的逻辑管理。在官僚逻辑之下，“士”永远都只是官方的帮忙或帮闲，就不可能有自主的学人精神，自然也就不可能会出现大师。
官学的这种状况有无改变可能呢？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提供了改变的例证。柏林大学是由普鲁士王国拨经费资助开办的，但洪堡作为教育厅长却强调：国家不能直接希望从大学获取它所需要的东西，只能希望等到大学实现自己的目的以后，大学才能真正为国家提供它所需要的东西。并确立了学术和教学自由，以及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两条基本原则，形成大学一方面由国家设立，同时又保持大学本身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
简言之，稷下学宫与柏林大学遵从了同一原理。若想官学也能出大师，就必须建立起学人自主管理的制度，使得官学中的学人精神能够充分自主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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