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北主持过剧团，也在学校教过学生，面对过很多年轻人，记得有好几个年轻人跟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对方因为高中毕业后要考大学，或者大学毕业要进入社会，不知道要填什么志愿，也不知道要选什么行业，也不知道何去何从，很彷徨不安，然后我就陪她聊，劝他说这个事情不复杂，想简单一点，就问一下自己你的兴趣是什么？对方就愣，苦苦的思索回答我，“不知道，”我赶紧把我的语气换得更缓和还带点笑容接着再问一次，然后从小到大总是有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啊？说一下你的兴趣会是什么呢？可是还是回答我不知道。 回到家我就开始思考这事，究竟我说错了什么话，把对方搞得这么为难，你的兴趣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吗？每个人多多少少喜欢过这个，喜欢过那个，有人从小喜欢什么搞花花草草，有人喜欢换洋娃娃身上衣服啊，有人喜欢打鼓啊，有人喜欢汽车模型，有人喜欢飞机模型，有人喜欢唱歌跳舞，有人喜欢画画，这不都是兴趣吗？这些兴趣搞不好将来长大还可以发扬光大，搞不好成为你的工作、事业，都说不定啊？ 我就开始问我自己，我的兴趣是什么？我，我在台北是舞台剧的全能人，担任编剧，导演，也做演员，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那么这三个事你都来，你怎么形容你自己做得事？我说，我是一个storyteller，说故事的人，这个词还蛮贴切的，形容我对我工作的感受。 我接着问我自己，小的时候兴趣是什么呢？爸爸买了一个玩具刀，玩具枪木头做的，我抱在手上躺在我们家的日本室的榻榻米上，躺了一天，一动也不动。口头还念念有词，还做点声音效果，像是叭叭巴巴，咔咔咔咔。我在干什么？我在自编自导自演，然后吃午饭的时候，妈妈说：“来，吃午饭了！”我真不想被打断，然后不甘不愿的坐餐桌上匆匆忙忙吃两口，赶紧又蹦回原位置，躺在原来的位置，姿势还跟当时保持一样，因为要连戏。 我发现我3岁的儿子也有这毛病，手上抱着积木还有娃娃的，谁他也不理了，半天在哪，干嘛？嘴里也念念有词，我把耳朵贴过去想听听他在讲什么话？他讲的单句我听得懂，但句子跟句子接一起，我全听不懂，前言不搭后语，天马行空，不知所云，显然他乐在其中。我在想这种事不是人的天性吗？每个小孩脑袋瓜里面都会蹦出来，创造什么东西，想象什么东西，一些画面转变成另外一个画面，一个故事转变成另外一个故事，没错就是“故事”这两个字，我从小的兴趣就是“故事”。 我开始从头反省，我是怎么样从一个听故事的小孩变成一个说故事的人，故事这个玩意什么时候从我身上冒出来的，伴随着我成长，长大成人。我开始想，打开我的记忆库，一页页的翻。我的童年，第一个最记得的是，就是我的妈妈，虔诚的基督教徒，常常带我去讲堂，听一些叔叔、阿姨说一些圣经故事，说一些很奇怪很有趣、很感人的圣经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在我心里，陪我一直走到今天。 还有一个画面，是我的爸爸，我爸爸会偶尔心血来潮会骑脚踏车，带我去一个破烂小电影院看电影，每次坐在脚踏车上的时候，都是我最兴奋的时候，因为等下要发生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到影院，灯一关，白布上出现一些光，一些人出现了，他们开始说话，还有情节，我的天啦，无限的陶醉，我觉得这是人世间最好的事情。 还有一个画面是这样的，我们那边是个眷村，眷村里面有些老兵，老兵闲着没事，会在大树底下跟我们这些小朋友说故事，一些奇侠武艺啊，包公啊，和尚啊，乡野传奇。那小孩就搬着板凳来围在一起，或者一屁股坐树根上，天快黑的时候，父母就会来叫小孩回家吃饭，就一个个散了。我记得我总是最后一个才走，好像是多听到一点故事，连一句，我就觉得自己是赚到了，就这么爱听。 还有一个我认为最最重要的话题，我们家是在台湾乡下海边，那是一个很贫穷的年代，故事条件匮乏，没有电视机，我可以再说一次“没有电视机”。那意味着整个晚上没有节目，没事。其实应该说从早到晚，在那个小乡下，除了帮爸爸、ㄤ妈妈做点家务，除了把手上的事做完，这一天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发呆，“发呆”这个动作在当时叫穷极无聊，长大以后回头看看，我极爱这个动作，生命当中必须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留白。 发呆，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老看，一直看，有时候看着墙上有一些斑驳的影子，老看会觉得：那是人的影子，好像是脸，好像是鼻子，下巴，不对，好像是怪兽。好多可能性在那里头。有时候会看天上的白云，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慢慢的，慢慢的变成另外一个形状。 夜晚，还会看着满天星斗，乡下的星星特别亮，特别多，一看看很久，久到那种忽然想把头放下来，都放不下来了，因为太酸了，都硬掉了。 一直望着那些星星很久，很久之后，在脑袋瓜里会出现一些声音，好像有对话，大概是这样：“哈罗，你在看我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请问你可以露个面出个声音让我看一看，听一听？”“请问你可以告诉我，我这个人活着是为什么？有没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请问有一天我是不是会死掉？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是不是也会死掉，同学都会死掉？”“请问死掉这个词是不是死掉以后就没有了？某一天你会把这两个字放大，太大了，大到我们这辈子如果活70、80年，这七八十年只是一个点，太快了，一个点太小了，等于没有，没有不就白活了吗？那不就随便怎么活都可以吗？认认真真的活，乱七八糟活，做个好人，做个坏人都没有差别吗？”“请问有没有天堂和地狱吗？”“好人是不是有好报，坏人是不是有坏报，请问你觉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请问你觉得我这个人罗哩罗嗦的跟你讲话，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奇怪，还是很不错，还是我很无聊？”“我们打个商量好不好，现在没有人看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对话？我们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叫奇迹、神机，树叶呼的一下飘下来，或者一个青蛙从那里蹦出来，或者一只猫一只狗突然叫一声，没有人看我们，嗨，可以吗？”
这样的自言自语，对于我来说是个火种，一直燃烧，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自言自语的方式也会变，会变成写日记，写信，写杂文，甚至写些散文或诗，说穿了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文艺青年。 这个文艺青年到了15岁的时候，在读屏东农专畜牧兽医科，我读这个农专是有理由的，因为想躲避大学联考，因为我非常觉得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它必须是很快乐的事，而那个大学联考，根本不可能快乐，它可能会扭曲了，它可能变态，那是我主观的一个认为，而且读农专还有一个好处，它的学业压力应该不太大，这样我可以用大量的时间去我最爱去的地方，比如说去书店、电影院，而且我也这么做了。 还记得我脚踏进书店的时候，面对一墙壁的书海，心里面那个叫开心啦，只能用一个次形容“饿”，饥饿的饿，好像我多少年没有吃过一顿好东西，突然置身世界级的美食餐厅，随便我吃，随便我拿，随便我用。那一墙壁的书，我手伸过去一本本拿出来，手快乐的发抖，没有人逼我做这件事，读这些书，只有一个人逼我，那就是我自己，太开心了，什么哲学，神学，文学，心理学，艺术啊，不管古典的现代的，东方的，西方的，拼命的在那里一本一本的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大部分时间，我就在书店里从早到晚在读它，好像童年那些面对满天星斗的自言自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我需要答案，甚至可以这么说，我这一辈子读书的量，在那段时间是最高峰。 有一天，有一本书出现了，它叫《黑泽明的电影艺术》，我赫然发现，电影是这么一个大宗的艺术，它把所有的艺术形式都通通包括了，不管音乐、美术、哲学、文学，人世间的真善美全部包囊括在其中，我觉得导演的工作太神圣，太美好了，我想问我自己是否满心期许做一个导演？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个东西在向我招手，它强烈的吸引我往那边走。 毕业之后，去当兵，当兵之后，在养猪场做事，我去养猪场是有理由的，为了给我爸妈一个交代，因为他们帮我出了学费，必须学以致用，没有不务正业，游手好闲。 在养猪场待了一年半，看了一年半的猪，从猪的出生开始，帮他们剪牙，剪脐带，长大一点帮他们配饲料方子，生病了帮他们开药方，打针，开刀，再大一点帮他们采精，帮他们受孕，甚至更大一点帮他们送终，就是送屠宰场，那真的不是很好的一个经验，让我我突然觉得那真的很难看，因为它那个方式不太人道，我突然觉得我做这件事，就是商业体制下，很小的一个生产道具，整个养猪的那个过程完全不浪漫，我就对我自己说：我看猪我看够了，不想看了，我要去看人。 我告别牧场，也告别了爸爸妈妈，我记得告别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要去台北找工作，我要去做一些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提供给这个社会，给世界，给人类，我根本也讲不清楚我要做什麽，老人家也听得一头雾水，但是他们很难过，这孩子翅膀硬了，拦不住他，但也想说这孩子应该不会为非作歹吧，因为他所言所行还满正派，只是有点怪，我记得老人家当时还掉了眼泪。 我来到台北做什么事吗?粗苦力，因为我觉得我头脑特别走样，它不可以花力气，花功夫，在上班打卡，穿西装打领带，吹冷气，接电话这种事上，我觉得那太便宜了，我的头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创作，用手写字。我的工作是仓库管理员，白天和工人们搬东西，点货，下班时间，全走人了，仓库里空荡荡的，好高兴阿。 旁边有个小宿舍，还有一些工人，晚上住那里，他们旁边打牌，聊女人，喝酒，看电视，抽烟。然后我充耳不闻的把笔纸拿出来，写我这辈子的第一个剧本，我从来没上过任何一堂戏剧课，可是因为当时自视很高，觉得自己写下来的每个字都是珍宝，字斟句酌，下笔很慢很慢，写了十个月，把我这辈子第一个剧本写出来。写完那一天，在最后一页，写了个剧终两个字，把剧本合起来，放在抽屉，关起来，了事，我写它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这剧本要去给谁看，去那里发表，或做什麽用途，我写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写它，然後写完了，就是这样子。
在当仓库管理员那段时间，有时候还会和朋友在台北看舞台剧，当在舞台剧在台北是沙漠，全是写陈腔滥调，教条主义的东西，每看每骂，骂他干什么，骂他便宜了，有本事就自己做。那我要怎么做，我还没有想得很具体。 但当时我会做一件事，就是在看一些无聊剧的时候，看完就跑到后台去，抓着其中几个演员的手，和他们说悄悄话，谁也不认识谁，然後我他们讲：“今天晚上看你的表演，有一场戏，有一段词，有一些动作，非常好！”好的理由是什么，说了一些好像自己很内行的话，讲完之后，握了个手，留下通讯，然後再见，走了，像神经病一样，搞不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在做什么事呢？我做这个事叫“星探”，我有这么一个名单，大概十个左右，你就知道我看了多少个戏。 在那同时，我还认识一些其他的英雄好汉，直到有一天，我决定要组织剧团了，我就把这些人名单上的英雄好汉们全找来。还记得开张哪天，我在门口等着，陆陆续续来了20、30个人，这些人看起来形象都不怎么好，穿得乱七八糟，破烂的汗衫，破烂裤子，破球鞋，感觉不像是在搞剧团的，反而感觉像菜市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穿得邋遢，再仔细一看，奇怪这群人当中就是没有俊男美女，不能说是歪瓜劣枣，但形象真的很奇怪，这位头发都秃成这样了，这位没有门牙，这位眼睛度数深的简直不像话，这个人走路歪歪倒倒的，小儿麻痹了，后面还站着一个外国人，一个说中国话的剧团，跟了一个外国人！那个外国人是澳洲人，他叫杜可风，他后来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担任摄影师，这是后话了。这一群人集合了。 但我告诉各位，这些人形象不怎么样，他们都是二三十岁，少数还有几个四十多岁，这个年纪，是他们最精华的年纪，他们应该在社会上冲刺，去挣钱，买车子，买房子，去娶老婆，他们把这么重要的生命岁月，放在这儿，他们觉得白天上班叫做富裕了，愿意晚上在这儿集合，零酬劳，没有名，没有利，光凭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一群人，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对生命的判断，对艺术的执着绝不是普通人，他们统统都通过我很严格的认可，当然，我也先预告一件事，他们这些当中，大部分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之间，在台北市的舞台剧的发展上，他们一直占据最主流，而且最有影响力的位置。
好的，我们回到当天，这群人见了面，都坐下来，“唉呀，我们要成立了一个剧团。”想着一群丐帮，我这个丐帮帮主致辞，讲得坑坑巴巴的，“欢迎大家，今后我们要搞一些精彩的东西，给世人看，在这之前，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潜伏期，给我们一点时间去切磋，去学习。”这一潜伏就潜伏了一年半，我们有请很优秀的指导老师，也做了一些不同的戏剧课程，做了一些演员的培训，也给剧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兰陵”，兰陵两个字来自于中国最古老的音乐，叫做“兰陵王入阵曲”。 一年半到了，我们决定做自己的一个作品公演，我自己担任编剧和导演，我要声明一件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们身上没有一毛钱，记得我在做星探的时候，为了说服人家参加我的剧团，我常常遇到一个对话，好几次一模一样的对话，我们要搞剧团，你要请人帮忙，“那请问你一个事，你们有没有钱呀？”我笑笑，“一毛钱没有，”对方也笑一下，点点头，那潜台词我全都明白：“理想主义，不错不错，没钱，没钱你会死得很难看。”我就不信邪，没钱我就不能演出阿？我偏偏就要做到这些，我一毛钱没有，我就要做演出，我为什么要这么扭，因为我相信这是做戏剧最古老的，最原始的面貌，我全身赤裸，双手空空，在你面前演给你看，一毛钱没有，没有错，别管我们站在那里，我们站在街头，我们站在我们家后院，我们站在山上，我们站在海边，我们站在沙漠演给你看，天空是我的屋顶，大地是我的舞台，我们就是要这样演出。
唯独如此，才能叫艺术的纯粹性，他没有任何功利的颜色，而且没有任何政治，任何商业的条件可以挟持我们，这种事只有借我们这群丐帮人的手才做得到，天下这个大任在我们身上，这是我的心里话。
回到现实，怎么说，我们身上没有一毛钱怎么办呢？找到文教院，他们有一个弃置的礼堂，没人要，给我们，好，不用白不用，我们场地有了。没有服装，我们自己掏腰包，买了个功夫服装穿上，因为我们剧中需要肢体表演。没有灯光，从自己家里搬来爸爸妈妈打麻将的灯，电线不够长，我们自己接。没有宣传，我们自己拿纸拿笔画一个，在某些大学校园墙壁上去贴。没有化妆，没有关系，素颜表演，有些小女生喜欢漂亮自己带化妆盒，你给我化，我给你化，就上去了。 哪天观众席坐了二、三十个人，人不多，但大部分都是台北文化界的精英，演完后，他们热烈鼓掌，热情的跟我们拥抱，然后他们不肯散去，陪我们聊天、喝酒，继续聊，而且他们对我说：“台北等你们这群人等了很久，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要做下去，拜托你们，求求你们一定要做下去。”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也做演出，而且反应也很好。 还有一个事，有次是在我们自己家的客厅演出，怎么演，就是把客厅中间的桌椅两边一挪把空间腾空，那天来了五个嘉宾，在对面墙壁席地而坐，演员是两个，在这边墙壁席地而坐，房间里的东西全都用上了，这边有个抽水马桶，这边有阳台，那边有个破茶几。灯光，日光灯嘛，放点音乐。演员和观众的距离大概就两步，他们简直不是看戏，他们简直是扒在我们身上看，而且那不叫在看戏，简直叫做直接闯入我们的生活，演完之后，他们也没有鼓掌，我们也没有谢幕，但他们通通眼睛泛着泪光，当时有一个台北很有名的艺术评论家，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当天晚上，他说：“在台北跟艺术打交道这么多年了，这个晚上是最深刻的一次。”我说没有花钱啊，我们做演出的，关心我们朋友也会说，“你们精神值得鼓舞，很值得我们为你鼓掌，但是，你们还是不免会有三餐不济的时候吧，也会有房租要付吧？是不是？”没事，我们白天有打零工，赚点基本的温饱，当然也有紧张的时候，手上的钱不太够。 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给你听，我有个朋友叫李昂，是个很有名的作家，他们家境很不错，有次我跟他去他们家吃饭，准备了好多菜，而且很好吃啊，吃得差不都的时候，我就问，“你们家平常都这么吃啊？”，“对啊”，我说：“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吃不完，你们都怎么办？”他说：“那还能怎么办？”我说：“这多浪费啊。你看我是不是帮你们解决一点问题，帮点忙，我可以义务做你们家的食客，”他说：“太好了，你这样的食客，我们大为欢迎啊，你随时可以来。”我说：“先别激动，我们把条件说清楚，一、我是不定时来，我来之前给你电话，今天方便，你说有，我就来。二、你们家吃完撤了，剩下的我来吃，我只吃剩饭，不要因为我来，你就增加任何一个菜，香菜都不可以，标标准准的剩菜，可以吗？三、我吃的时候旁边不要有人，如果有人在旁边，跟我点头微笑了，我会觉得这是社交，客套，很不专业，我觉得一社交，客套，我下次就不来了，很麻烦，要很专业的吃，很专业的走，说再见的时候不可以打招呼，一打招呼就是客套了。”他都依了我，我也这么做了，吃的蛮开心的，走的时候说再见的时候，真没人和我打招呼，我这样吃了好多次，我在想，这样的朋友要是有三十个，我一个月下来就能过得很富足了。
还有，我有学生结婚了，跟我说：“老师我要结婚了，邀请你来。”我说：“不来，我没钱。”他说：“老师，我不要你的钱，你人来太重要。”我说：“你要真心真意邀请我来，不要客套。”他说：“老师我太当真了。”我说：“有些话要说前头，我可能要打包，我见不得浪费。” “老师你别说了，打包没有问题，没问题。”然后我就去了，那次吃一半，觉得差不多别浪费了，可以打包了，有人说：“老师打包了！”然后好几个桌子就开始打包，我说：“人家才吃一半，你们不要那么快就开始打包了，人家客人还没有吃饱呢！” 说到这么多好玩的事情，除了说明我这个人脸皮很厚以外，现在重要的事情要记住了，像我们这么穷，是完全不需要自卑，完全不需要脸红，甚至于我们要小心我们心中的自大，不要轻易被人家察觉，我们自大什么？因为我们把我们身上最重要的，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创作，提供给这个社会，提供给这个人类，在做这些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闲功夫去赚闲钱，所以我们那么穷，不叫穷，叫富，我们缺不叫缺，叫俗，从某种意含来说，我们这种是这个城市的贵族。
那段时间，我认识一个西方的朋友，他旅游全世界各个地方，他来到台北，觉得这是唯一例外的一个地方，他说：这里的人啊，全民一致，大家共同都在做，追求同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赚钱。言下之意就是夸赞我们这一群搞戏剧的人，他觉得我们很大胆，很勇敢，觉得我们胆敢自身置外于金钱至上，物质之上的一个城市，他觉得我们是贵族。 1980年我们这个剧团，得了一个机会，参加台北的一个实验剧展，我们在正式的舞台，第一次做正式的演出。我简单的说吧，我们叫一炮而红，媒体啊，议论啊，观众啊，对我们那种支持，那种拥戴。打开报纸，我是封面，再翻几页全是我们的报道，那简直是不得了了。 首演的哪天晚上，观众的那种欢呼声啊，掌声啊，简直要把屋顶都给掀掉了。当天晚上我们回到家，几个难兄难弟在房间，买了酒，买了吃的，喝的，大家聊啊，开心阿，乐的，在那里拥抱啊。 搞了半天发现，金士杰跑哪儿去了？敲我的门，把我拽出来，“你怎么在掉眼泪，你哭什么啊？”我当时也做了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会儿，我能把话说得很清楚，我觉得很别扭，心理面很不舒服，我不舒服当时的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成功的感觉，成什么功，庆什么功？我们觉得什么？我们站着世界的屋顶了，我们觉得观众的那些欢呼声，那些掌声，那些鲜花，那些媒体的报道，那些粉丝签名，那些是什么啊？我们觉得我们是偶像，还是明星啊？这个社会有时候会很平易的，莫名奇妙的把你推到一个高度，而且你还莫名其妙的觉得自己还真高， 这种荣耀根本是假的，而且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一切的努力不是为那个而来。 我们到学校读书只有一个目的，那是什么？就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与得不得奖无关，跟你比赛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完全无关。这是非常个人，非常自我，非常孤独，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很迷信十年寒窗这件事，十年寒窗很长啦，我才刚起步，你给我掌声，给我欢呼，这算什么事啊？ 好了，好了，我可以承认那天晚上我表现有点情绪化，有点扫兴。但是我必须说，我非非常常的不愿意我那帮丐帮朋友们，觉得过了今天晚上，明天就可以穿锦衣华服，那有什么豪气，锦衣华服算什么啊？那是自贬身价，锦衣华服你这辈子有无数个机会去追求，你爱穿你就穿，你爱拿你就拿，可是黄金打造的丐帮生涯，我告诉你我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了，想再来一次没有这个机会了，那是一种很疯狂的，很大胆的对青春的赌注。 当然，我心中还有另外一个个人感受是，我不想背叛那个可爱的小朋友，那个在乡下，很纯真，很孤独常常在夜晚抬头望着满天星斗自言自语，我不想这个小朋友自以为长大以后，会自以为成功就忘记了“仰望”这个动作，这是一个很个人的，很自我的，很孤独的关于真理讨论的一个动作，美丽而骄傲的动作，与别人的掌声，别人的期待，别人的评价，完全没有关系。
最近这两、三年我忙着演出舞台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那是一出生命对死亡的戏，很受好评，所以去年在上海白玉兰和壹戏剧大赏同时各颁给我一个奖。记者就忙着追问我：“金老师得奖了，告诉我们你得奖的感受。”哎呀，这个让我说啊，我也照实说了：“非常感激，但坦白说，从小到大我对奖这个事啊，没有什么想象，没有什么预期，没有什么感受，我简直觉得手足无措，”我觉得我这个人就像一个长跑者，烈日当头，我只专心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跑，半道上，冒出一个人，端一杯水给我，我觉得那个奖，就像那杯水，我把水给喝了，说声谢谢，继续往下跑，一边跑一边想，谁给我了一杯水啊？为什么给我一杯水啊？慢点，那人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他图我什么啊？这杯水是帮我加分，还是长力气啊？这一切都来不及思考抛之脑后，当下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继续跑。 我很高兴，我这个跑是为了我的兴趣而跑，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既然是为了兴趣而跑，那根本不叫跑，那叫“玩”，“玩”你知道吗？再苦再累，你都不会觉得累，对你有什么掌声吗？对你有什么批评吗？对你有什么恭维吗？这个东西完全不在乎，只追求一件事情，要更好玩，这样下去可以精益求精吧！有生之年我可以为我的兴趣而活，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有我这样的幸运，发现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兴趣，落实自己的兴趣，其实应该说不只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一样，生命当中的任何一天，任何一个时刻，有你兴趣向你招手，你发现了他，你就大胆的走过去。有些事情，比如说出国、旅游，你想练书法，研究茶道，喜欢学插花，烹饪，甚至想去学跳舞，跳拉丁、钢管舞，可以啊，去啊！跟你的兴趣结合为一体，我觉得是很幸福，很应该的事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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