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开始参与《外文笔记》的书目校订工作。一般来说，学习西欧语言的人都具备一个基本素质，就是看到一行外文，起码能够分辨出它是法语还是德语，或者是意大利语还是西班牙语，亦或是拉丁语还是希腊语。对于大部分外语使用者来说，也仅止于此了。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外文笔记》书目法语部分的校订者，我能做的也只是校订法语书目，然后告诉责编:“这本书是德语的，你去问德语编辑吧。”商务印书馆外语室有一位编辑，酷爱研究外语，他自学的语种据说达十几种，所以我们在校订书目的过程中，遇到非自己语种的书，总把问题推给他。
研习语言是一回事，将各门语言融汇在一起用来做学问，就不简单了。所以钱先生的外文笔记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除了其涉猎语种之多，更是其各语种之间转换之流畅，这背后再深一层的，是钱先生涉猎的西方人文学科知识之广博和贯通。我在法国读书时，攻读的是法国文学戏剧方向，按照欧洲的人文社科教育体系，各个学科之间其实是不分家的，就是研究文学的人，也必得阅读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籍；若是哲学专业的学生，也必得好好研习德语、希腊语、拉丁语，不然学问是做不下去的。所以钱先生的外文笔记，其实是体现了做西方学术研究最讲究的方法以及最顶级的成果。
《文汇报》记者在采访《外文笔记》成书经历时，问了我们编辑团队一个问题:“这套书到底谁能读呢，这么多语言这么多学科，现在国内不可能有一个读者完全读通它，为什么我们不按照语种或者学科将这些笔记单独成册呢?”
这个问题可能代表了很多普通读者的疑惑，我当时就把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的特性告诉了她。拿我熟悉的戏剧举例，一个研究法国戏剧的学者是不可能不去研究意大利戏剧的，比如在十七世纪，由法国戏剧理论家总结出来的三一律其实也是在意大利戏剧中被执行的，甚至备受重视，德国对这种教条却持排斥态度，而意大利戏剧和德国戏剧又会对法国戏剧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也是学者需要去研究的。
另外再想想看，一个查理大帝就有三个语种的名字:Charlemagne(法语)、KarlderGroβe(德语)和CarolusMagnus(拉丁语)，法国和德国都在争这位伟大的君主，其实他作为“欧洲之父”，正说明欧洲文明是不可拆分的。所以，我们是不可能按照语言将笔记进行分类的，这样就会失去互为参照的学术价值，使研究结构完整的笔记坍塌掉，丧失它的核心。
我和《外文笔记》的责编田媛聊天，她提到自己在整理书目时，发现钱先生的阅读习惯是但凡读一套丛书，就要从第一卷读到最后一卷，比如歌德全集和莎士比亚全集，不会漏掉任何一卷。这说明钱先生有着近似“知识摄取强迫症”一般从头到尾通读下来，追求知识的广博和系统性。
我在校订法语书目的时候也发现，钱先生阅读了圣伯夫所有的《周一的讨论》(CauseriesduLundi)和《新的周一》(Nouveaulundis)。圣伯夫是法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人们称他是“二流的作家，一流的评论家”，就是说他自己写的作品不怎么样，评论别人的作品时却十分精彩，他的“周一系列”正是发挥了他的特长，每个周一在报纸专栏发一篇批评文章。要知道圣伯夫的周一专栏体量巨大，《周一的讨论》是1851年到1862年写就，共14卷，《新的周一》是1863年到1870年写就，共13卷，跨越20年的文章，卷帙浩繁，评论的人物涉及各个领域，文人学士、帝王将相都有。
如此，读“周一系列”可以说是一种快速、深入、另辟蹊径的做学问的方式。田媛还回忆起她在书目中经常见到一位英国女侦探小说作家多萝西塞耶斯的名字，这位作家在我国知名度不高，其作品还没有被翻译过。她的写作特色是爱运用典故，常掉书袋，恐怕这一点也正合了钱先生疏而不漏地摄取知识的阅读习惯吧。
记得在外语编辑们最初加入《外文笔记》校订团队的时候，两位专家莫芝宜佳女士和莫律祺先生对我们的工作是有些不理解的，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把书目整理好了，商务直接拿去出版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编辑加工呢?”但当他们看到编辑给出的修改意见时，才心悦诚服，知道我们的工作多么必不可少。
我们在校订目录时，每一本书都要去Googlebook检索一遍，必须查到那本书的封面以确定拼写正确与否(后来谷歌用不了，我们只能用必应检索，但数据库的效果大打折扣)。我们不仅检查出了原文书名和作者名的拼写错误，还对体例进行了规范统一。这里的体例，包括书名的大小写统一(比如是只有开头字母大写，还是每个实词大写)、小语种特殊符号的规范(比如法语的特殊符号在大写时到底保留不保留，这是两者皆可的，但在同一部书稿中必须统一)、日期的大小写和缩写标准统一、书名和期刊名正体和斜体的统一等。由于涉及的语种很多，而每个语种又有各不相同的书写规范，所以我们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了一个可以统一使用的规则，将所有语种以符合出版规范的形式体现了出来。
比起我们，责编的工作更为艰辛。初期要对211个笔记本和找不到上下关联的散页共三万多页笔记的正反面排序和影印，由于笔记本大小不一，影印时要将图片调整为版心统一的尺寸，同时保证影印效果清晰，而散页是正反面写就的，对多语种笔记的排序也极为考验编辑的专业能力和统筹能力；要将48卷笔记各自编出的目录和总目录中出现的书名与笔记内容一一核对；还要一一检查为了读者查找方便设置的页眉、索引和总索引。
2016年3月，我终于拿到了《外文笔记》总索引的样书，看着厚厚三百多页的书目，我深知这一行行的字都经过了怎样细致的检索和打磨，也深知这浩繁的工作中会有不可预知的疏漏。
我希望这一部献给未来世界公民的著作，能在一代代读者的检验中永远保存它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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