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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难民问题没必要“草木皆兵”

在接收难民问题上,各国拥有充分自主权,不存在强迫一说

在反对接收难民者看来,接收难民的后果非常可怕:一旦接收了这些难民,根据国际上通行的“不推回”原则,难民一旦进入一个国家,就不可以驱逐,他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还能入籍入学,享受完全的国民待遇。

这实际上是对“不推回”原则的误解。1951年的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 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是国际难民法的基石。公约中的“不推回”原则是指,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

看好,这一原则禁止将难民送回受迫害的地方,但并没有禁止难民移送。一个国家接收难民的能力是有限的,本着“责任分摊”的原则,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安全第三国”机制,将无法安置的难民送往符合一定条件,对难民来说是安全的第三国。认为难民一旦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赖着不走,太望文生义了些。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是不是难民,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难民接收国(包括联合国难民署)说了算。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因战争、冲突、迫害等原因而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得到国际救助的权利,但公约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难民甄别标准。因此,各国可根据公约和《难民地位甄别程序与标准手册》来自行划分标准,这意味着各国在界定何为难民,如何接收这类问题上有充分的自主权。

2015年,欧盟强行通过了安置难民方案,同意两年内在成员国范围内转移安置12万名入境意大利、希腊等国的难民,但难民分摊安置计划推出后,欧盟成员国或落实缓慢,或向欧洲法院上诉,要求取消强制摊派,或拒绝接受摊派。一体化的欧盟内部都无法强制摊派,国际难民署自然更没办法强迫别的国家了。

“救急不求穷”,是很多国家接收难民的准则

还有人觉得不少难民名为难民,实为经济移民。他们到发达国家只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救助。

实际上,欧洲国家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也想办法留下难民,赶走经济移民。以德国为例,不少媒体都报道了德国2015年难民数量激增,年底达到100万。不过,这些媒体忽略了一个事实——100万只是德国登记的难民数量,而登记只是成为“正式”难民的第一步。在接受了初步收容安置后,登记的难民还必须提交个人避难申请。

负责审理避难申请的主管机关是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申请避难的难民一般会得到三种结果:1、给予居留许可,并经由法庭认可;2、拒绝避难申请,但给予申请者“容忍”身份;3、要求申请者离境或将其遣返至来源国或过境国。

2015年,德国议会通过了更严格的难民法案、一方面,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和黑山共和国被列入“安全的”原籍国名单,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经济移民”被遣返;另一方面,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等战乱地区的难民很容易获得难民权,并能迅速开始德语学习和就业技能培训。

叙利亚难民在德国接收培训

可见欧洲国家也没有“爱心泛滥”,他们更愿意帮助那些母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真难民。

欧洲难民带来的问题,也和一些人臆想的不一样

不少国人在反对接收移民时,最爱说一句话——看看欧洲大规模接收难民,带来了什么?还不是社会动荡,坏移民横行。

不可否认,欧洲国家因为接纳难民承担了额外的责任和风险,也让不少本国民众非常担忧,不少反移民的右翼政党因此壮大。

然而,认为难民把欧洲搅得一团糟,也太过想当然了。在2015年,很多右翼媒体把大规模接纳难民的瑞典描绘成犯罪率暴增的“人间地狱”。不过,在瑞典国家犯罪预防理事会进行的犯罪被害者调查中(2015年),11900名被调查者里有13.3%遭到不同程度的人身犯罪侵害,虽然比2014年的11.3%高,但与2005年的数据基本持平。

瑞典《每日新闻报》的一项调查显示,2015年10月15日至2016年1月底,瑞典警察共应要求出警537466次,其中约5000次是为了处理难民营相关的案件,也就是1%左右。有媒体认为,从这个数据可以推测,占瑞典人口1.6%(至少15万人尚未获得避难批准)的合法难民犯罪率,可能低于其在瑞典所占的人口比重。

另一个接收难民的大国德国,2016年涉嫌犯罪的难民人数有所增加,与2015年相比,2016年涉嫌犯罪的外来移民人数,从11万多上升到17万多。

然而,不少德国学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难民比德国人更坏。首先,跟拥有德国国籍公民相比,难民更容易违反德国居留法、避难法和欧盟自由迁徙法。其次,2015年后,涌入德国的难民年龄大多在14岁到30岁之间,明显低于德国人口的平均年龄,而这个年龄段本就是犯罪的高发年龄段。

德国难民整体年龄很小

德国汉堡的警方认为,“由于人口结构的不同,德籍和非德籍人员的犯罪率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与德国公民相比,那些生活在德国但不是德国国籍的人通常更年轻,男性占比更高,低收入者所占比例也更高。所有因素都会导致移民作为犯罪嫌疑人被警察调查的几率升高。”

此外,不同来源国的难民,犯罪率也不相同。下萨克森州前司法部长普法伊弗指出,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民犯罪率相对较低,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机会受到威胁。而来自北非国家的难民,“他们在来到德国之后不久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机会留下来”,因此更着急赚钱——不是打黑工就是违法犯罪。

以2016年震惊世界的科隆跨年夜性侵案为例,德国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7月公布的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已抓获的120名嫌犯大部分来自北非国家,却几乎没有来自德国最主要难民来源国叙利亚的嫌犯。

2016年7月7日,德国科隆跨年夜大规模性侵事件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

对难民的反感源自人内心的恐惧,不接纳难民可以,但别嘲讽

不管怎样,短时间接受大量难民,还是会对接收国的秩序和财政造成冲击,而且恐怖分子也可能潜藏在难民之中,反对接收难民,是很正常的情绪反应。

今年年初去世的社会学大师齐格蒙特·鲍曼,还从现代性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们为何反感难民。他认为,现代性在全球狂欢式的胜利,加上新的全球性或地区性无序状态,催生了大量的“废弃生命”。难民、非法移民甚至包括部分合法移民都被贴上了“废弃生命”的标签。

当面对“废弃生命”涌入的时候,原有居民会感到不安,因为这些人不仅是“我们身边的陌生人”,而且包含了“巨大的未知因素”。此外,这些人还带来了“远方战争的杂音和残破故地的腐臭”,从而使得原有居民惊恐地认识到,他们安全熟悉的生活,会被轻易粉碎,安居乐业所带来的安全感,不过是“浮云”。

德国能克服恐惧,除了有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考虑,更有独特的历史情结。首先,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让德国人对难民多了一份同情。其次,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的领土被压缩,其他国家则开始大规模驱逐本国的德国人——前德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710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110万,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290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被驱逐的合计为70万人——被驱逐的经历,让德国人对难民多了一份感同身受。而涌入百万难民之后,德国依然对难民开放,努力促进难民融入社区,这份勇气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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