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 Osvald Sirén(即喜龙仁教授)来谈了几个钟头。在北京时,我们很熟,前天他去听我讲演,约了今天来谈天。他陪我去了B.M.(大英博物馆)看了一些中美洲的玛雅(约相当于三国六朝时)文化作品;他说这里面有些与中国相近的Motif(主题)。我不很信此说。”
1926年10月17日,胡适先生在日记中记下这段话。文中提到的喜龙仁,是瑞典著名艺术史学者,1956年获第一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相当于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被称为二战后西方研究中国绘画的集大成者。
喜龙仁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即《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有很多汉译本,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版本将他的名字错成“喜仁龙”。
喜龙仁的名字似乎特别有“喜感”,《北京大学日刊》称他是“西冷”(一种牛排),胡适称他是“西伦”,还有学者称他是“喜龙士”……
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上,喜龙仁是一座里程碑。著名学者高居翰称他是“西方第一位涉足中国绘画研究的艺术史学者”,是最早“来到黑莓园的采摘者”。
喜龙仁痴迷中国古代艺术,一生孜孜以求。今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将推出他的著作《西洋镜5-4世纪中国雕塑》。对专业研究者而言,书中保留了大量历史影像信息,颇具学术价值。对普通读者而言,本书呈现出跨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在日渐功利的氛围中,这是精神之贵的高地。
梁思成先生曾说:“今日欲从事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龙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一无足道者,能无有愧?”
梁思成先生之问,至今令人悚然。
值此《西洋镜5—14世纪中国雕塑》即将出版之际,专访了本书序言作者、学者叶公平先生。
问:古代雕塑这么多,为何本书只关注5-14世纪?
叶公平:那是中国古代雕塑最辉煌的阶段。
5世纪前,佛教在中国影响小,人们不太重视雕塑。5世纪后,因一些最高统治者信佛,集全国之力开凿石窟,如北魏的云冈石窟,唐代武则天时的龙门石窟,代表了中国古代雕塑的最高峰,此外还有一些名气没那么大的,如北齐的天龙山石窟等,艺术成就也非常高。
14世纪后,佛教在高层影响力下降,雕塑就不太受重视了。
问:14世纪后,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仍很大啊?
叶公平:在民间,佛教传播的范围确实更广了,但普通百姓只是功利性信仰,并非独信一家,追求的也是升官发财、全家平安、儿孙满堂等世俗目标。
在宋代,王安石、苏东坡等人也看佛经,视为个人修养的一部分。明清时,就很少有士大夫会如此。明代皇帝崇道教,清代皇帝虽信佛,但多是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内心深处怎么想,就很难说了。
问:雕塑为何受宗教影响这么大?
叶公平:古代宗教多走上层路线,一旦最高统治者认可,就会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来做雕塑,工匠收入增加,竞争激烈,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古代匠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在物质刺激下,也能达到很高水准的艺术水准。
问:5-14世纪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高峰期,其中最高峰期是何时?
叶公平:以北魏和唐代为最高峰期,因为这一阶段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密切。
北魏本是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据陈寅恪先生说,唐代皇室要么是鲜卑化的汉人,要么是汉化的鲜卑人,李家先世在北朝当官,接受了多元文化的洗礼,所以唐朝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朝代。按日本学者的说法,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这一阶段的中国雕塑深受犍陀罗文化影响。
犍陀罗文化源自古希腊,西方人提出,人类史上有四大征服者,即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亚历山大是马其顿人,属古希腊世界。通过东征,他将希腊文化带到今天阿富汗与印度交界地带,即犍陀罗。犍陀罗艺术后来传入中国,不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技术上,又对中国雕塑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吸收外来文化后,我们也逐渐将其本土化,所以菩萨的塑像越来越像中国人。这不奇怪,基督教传入中国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匠人绘制的圣像也越来越像中国人。经过改造,这些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问:喜龙仁如此关注中国古代雕塑,为什么中国古人却不太关注它?
叶公平:这体现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西方,古希腊时便将美术视为最高艺术,直到今天,西方名牌大学的艺术史系其实讲的都是美术史,重点在绘画、雕塑、建筑、家具等。在艺术后加个“s”,变成“大美术”,才将音乐、舞蹈、电影等算进去。因为美术品能长期保留,音乐却不行,古代又没录音机,不便教学。
在中国,“艺术”这个词是舶来的,古人没“艺术”概念,孔子说“六艺”,指的是六种技艺。中国古人重书法,其次是绘画,雕塑排不上号。
在西方,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既绘画,又雕塑,被尊为大师,而中国古代精英都是去当官,做雕塑的是匠人,社会地位很低,就算作品不错,也很难青史留名。在古代,很少有艺术方面专著,《营造法式》这类书属于凤毛麟角。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不懂书法,也不太能看懂中国画,而中国古代建筑、雕塑、家具等较直观,又确实很美,引起他们的兴趣。在相关学术领域中,西方人反成了开路者,初期代表学者几乎都是西方人。
问: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如今留在国内的不多,为什么?
叶公平:这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
民国时长期战乱,政府无力保护文物,一些西方收藏家请中国文物贩子四处收集古代雕塑,带不走的,便将头部打下来带走,以致今天留下的完整作品很少。
当时西方正加速城市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资本家,在美国尤其多。作为新的市民阶层,他们有新的文化需要。在美国,很多博物馆是私人设立的,但不是私有的,往往由新兴工业资本家投资。他们先是搜集欧洲艺术品,后转向日本,继而发现日本艺术源自中国,便纷纷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
中国雕塑易被西方人看懂,且受历代文人轻视,没人收藏它,很少有赝品,即使仿造,也较容易看出来,因此大量流失。相比之下,中国古画在西方较少被收藏,至于中国古代书法,只有日本人能看懂,收藏了一些。
1966年至1976年,又毁坏了一批,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城市扩容,又有大量古代建筑被毁。
问:喜龙仁40岁才迷上中国古代雕塑,是不是太晚了?
叶公平:喜龙仁的家境一般,后来当上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40多岁时,他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看到罗汉画,一下就被迷住了。
在中国,罗汉画不受重视,宋代时大量出口到日本,侥幸保存下来。大概100多年前,日本人维修寺院,经费不足,就把一些罗汉画卖到美国。
喜龙仁是神秘主义者,从这些画中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此后他全力研究中国古代艺术。
上世纪20年代,喜龙仁第一次来中国,住了1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催他回去,喜龙仁不愿意,干脆辞职。他并不富裕,在当时,教授的职位让人羡慕,可为了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喜龙仁毅然放弃了。
人到中年才学中文,所以喜龙仁学得不太好。他的中文老师是阿瑟·韦利,是一位诗人,跟丁文江学过1个月中文,曾将白居易的诗和《西厢记》译成英文,还译过《源氏物语》,在西方影响很大。阿瑟·韦利懂日语,可直接阅读日文文献,做了很多读书笔记,喜龙仁后来写艺术史著作时,从中吸收了很多成果。
此外,喜龙仁在去云冈石窟考察的途中,遇到日本著名学者关野贞。当时日本奉行“全盘西化”,学生从小学外语,关野贞的英语、德语都很好。喜龙仁会说英语,此外瑞典语相当于德语的一种方言。我买过一本瑞典语教材,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编的。通过与关野贞交流,喜龙仁吸收了许多日本的研究成果。
所以,喜龙仁的研究呈现出全球化成果。
问:喜龙仁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与中国学者往来情况如何?
叶公平:喜龙仁5次来中国,1949年后还来过。他和胡适一度往来较多,胡适在日记中七八十次提到他。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对喜龙仁“很推崇中国画”不以为然。
喜龙仁与张元济、蔡元培、黄宾虹等均有交往。
1936年,鲁迅给寓居莫斯科的德国美术家艾丁格尔写信说:“有一部喜龙仁的《中国早期绘画史》,虽然很贵(约40美金),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非Kiang(江亢虎)的著作可比。”
问:这本书出版在上世纪中期,今天读还有价值吗?
叶公平:非常有价值。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也在翻译这本书,书中有许多当时拍的照片,因相关作品已遭毁坏,或流失到国外博物馆,所以这些记载很珍贵。
从书中还能感受到喜龙仁的精神,为了学问,他放弃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当时,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无法给他带来利益,这对今天的读书人,仍有启迪意义。
作为北欧人,喜龙仁却对陌生的中国古代文化保持敬意,这是非常难得的。在今天,喜爱中国古代艺术的西方人也是极少数。喜龙仁能跨越文化偏见,这种普遍情怀值得我们学习。
问:本书这么重要,为何刚被译成汉语?
叶公平:喜龙仁的中文不太好,请了很多学术助手,他主张言必有据,常被人误为只会资料汇编。其实字里行间,喜龙仁也有一些议论,极具见识和洞察力,可不细看的话,就会错过。
梁思成先生写《中国雕塑史》,总共31页,南北朝到宋朝的雕塑这一部分占20页、525行,直接译自喜龙仁的部分至少有150行。林徽因特别关注中国古代建筑的斗拱,也是受喜龙仁的影响。
不细看的话,会觉得喜龙仁的书太杂、太浅,其实他受过严格的西方艺术史学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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