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 Osvald Sirén（即喜龙仁教授）来谈了几个钟头。在北京时，我们很熟，前天他去听我讲演，约了今天来谈天。他陪我去了B.M.（大英博物馆）看了一些中美洲的玛雅（约相当于三国六朝时）文化作品；他说这里面有些与中国相近的Motif（主题）。我不很信此说。”
1926年10月17日，胡适先生在日记中记下这段话。文中提到的喜龙仁，是瑞典著名艺术史学者，1956年获第一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相当于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被称为二战后西方研究中国绘画的集大成者。
喜龙仁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即《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有很多汉译本，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版本将他的名字错成“喜仁龙”。
喜龙仁的名字似乎特别有“喜感”，《北京大学日刊》称他是“西冷”（一种牛排），胡适称他是“西伦”，还有学者称他是“喜龙士”……
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上，喜龙仁是一座里程碑。著名学者高居翰称他是“西方第一位涉足中国绘画研究的艺术史学者”，是最早“来到黑莓园的采摘者”。
喜龙仁痴迷中国古代艺术，一生孜孜以求。今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将推出他的著作《西洋镜5-4世纪中国雕塑》。对专业研究者而言，书中保留了大量历史影像信息，颇具学术价值。对普通读者而言，本书呈现出跨文化的尊重与理解，在日渐功利的氛围中，这是精神之贵的高地。
梁思成先生曾说：“今日欲从事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实匪浅易。幸而——抑不幸——外国各大美术馆，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按时分类，条理井然，便于研究。著名学者，如日本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之伯希和、沙畹，瑞典之喜龙仁等，俱有著述，供我南车。而国人之著述反一无足道者，能无有愧？”
梁思成先生之问，至今令人悚然。
值此《西洋镜5—14世纪中国雕塑》即将出版之际，专访了本书序言作者、学者叶公平先生。
问：古代雕塑这么多，为何本书只关注5-14世纪？
叶公平：那是中国古代雕塑最辉煌的阶段。
5世纪前，佛教在中国影响小，人们不太重视雕塑。5世纪后，因一些最高统治者信佛，集全国之力开凿石窟，如北魏的云冈石窟，唐代武则天时的龙门石窟，代表了中国古代雕塑的最高峰，此外还有一些名气没那么大的，如北齐的天龙山石窟等，艺术成就也非常高。
14世纪后，佛教在高层影响力下降，雕塑就不太受重视了。
问：14世纪后，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仍很大啊？
叶公平：在民间，佛教传播的范围确实更广了，但普通百姓只是功利性信仰，并非独信一家，追求的也是升官发财、全家平安、儿孙满堂等世俗目标。
在宋代，王安石、苏东坡等人也看佛经，视为个人修养的一部分。明清时，就很少有士大夫会如此。明代皇帝崇道教，清代皇帝虽信佛，但多是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内心深处怎么想，就很难说了。
问：雕塑为何受宗教影响这么大？
叶公平：古代宗教多走上层路线，一旦最高统治者认可，就会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来做雕塑，工匠收入增加，竞争激烈，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就会脱颖而出。古代匠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在物质刺激下，也能达到很高水准的艺术水准。
问：5-14世纪是中国古代雕塑的高峰期，其中最高峰期是何时？
叶公平：以北魏和唐代为最高峰期，因为这一阶段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密切。
北魏本是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据陈寅恪先生说，唐代皇室要么是鲜卑化的汉人，要么是汉化的鲜卑人，李家先世在北朝当官，接受了多元文化的洗礼，所以唐朝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朝代。按日本学者的说法，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这一阶段的中国雕塑深受犍陀罗文化影响。
犍陀罗文化源自古希腊，西方人提出，人类史上有四大征服者，即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亚历山大是马其顿人，属古希腊世界。通过东征，他将希腊文化带到今天阿富汗与印度交界地带，即犍陀罗。犍陀罗艺术后来传入中国，不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技术上，又对中国雕塑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吸收外来文化后，我们也逐渐将其本土化，所以菩萨的塑像越来越像中国人。这不奇怪，基督教传入中国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匠人绘制的圣像也越来越像中国人。经过改造，这些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问：喜龙仁如此关注中国古代雕塑，为什么中国古人却不太关注它？
叶公平：这体现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西方，古希腊时便将美术视为最高艺术，直到今天，西方名牌大学的艺术史系其实讲的都是美术史，重点在绘画、雕塑、建筑、家具等。在艺术后加个“s”，变成“大美术”，才将音乐、舞蹈、电影等算进去。因为美术品能长期保留，音乐却不行，古代又没录音机，不便教学。
在中国，“艺术”这个词是舶来的，古人没“艺术”概念，孔子说“六艺”，指的是六种技艺。中国古人重书法，其次是绘画，雕塑排不上号。
在西方，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既绘画，又雕塑，被尊为大师，而中国古代精英都是去当官，做雕塑的是匠人，社会地位很低，就算作品不错，也很难青史留名。在古代，很少有艺术方面专著，《营造法式》这类书属于凤毛麟角。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不懂书法，也不太能看懂中国画，而中国古代建筑、雕塑、家具等较直观，又确实很美，引起他们的兴趣。在相关学术领域中，西方人反成了开路者，初期代表学者几乎都是西方人。
问：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如今留在国内的不多，为什么？
叶公平：这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
民国时长期战乱，政府无力保护文物，一些西方收藏家请中国文物贩子四处收集古代雕塑，带不走的，便将头部打下来带走，以致今天留下的完整作品很少。
当时西方正加速城市化，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资本家，在美国尤其多。作为新的市民阶层，他们有新的文化需要。在美国，很多博物馆是私人设立的，但不是私有的，往往由新兴工业资本家投资。他们先是搜集欧洲艺术品，后转向日本，继而发现日本艺术源自中国，便纷纷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
中国雕塑易被西方人看懂，且受历代文人轻视，没人收藏它，很少有赝品，即使仿造，也较容易看出来，因此大量流失。相比之下，中国古画在西方较少被收藏，至于中国古代书法，只有日本人能看懂，收藏了一些。
1966年至1976年，又毁坏了一批，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城市扩容，又有大量古代建筑被毁。
问：喜龙仁40岁才迷上中国古代雕塑，是不是太晚了？
叶公平：喜龙仁的家境一般，后来当上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40多岁时，他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看到罗汉画，一下就被迷住了。
在中国，罗汉画不受重视，宋代时大量出口到日本，侥幸保存下来。大概100多年前，日本人维修寺院，经费不足，就把一些罗汉画卖到美国。
喜龙仁是神秘主义者，从这些画中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此后他全力研究中国古代艺术。
上世纪20年代，喜龙仁第一次来中国，住了1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催他回去，喜龙仁不愿意，干脆辞职。他并不富裕，在当时，教授的职位让人羡慕，可为了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喜龙仁毅然放弃了。
人到中年才学中文，所以喜龙仁学得不太好。他的中文老师是阿瑟·韦利，是一位诗人，跟丁文江学过1个月中文，曾将白居易的诗和《西厢记》译成英文，还译过《源氏物语》，在西方影响很大。阿瑟·韦利懂日语，可直接阅读日文文献，做了很多读书笔记，喜龙仁后来写艺术史著作时，从中吸收了很多成果。
此外，喜龙仁在去云冈石窟考察的途中，遇到日本著名学者关野贞。当时日本奉行“全盘西化”，学生从小学外语，关野贞的英语、德语都很好。喜龙仁会说英语，此外瑞典语相当于德语的一种方言。我买过一本瑞典语教材，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编的。通过与关野贞交流，喜龙仁吸收了许多日本的研究成果。
所以，喜龙仁的研究呈现出全球化成果。
问：喜龙仁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与中国学者往来情况如何？
叶公平：喜龙仁5次来中国，1949年后还来过。他和胡适一度往来较多，胡适在日记中七八十次提到他。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对喜龙仁“很推崇中国画”不以为然。
喜龙仁与张元济、蔡元培、黄宾虹等均有交往。
1936年，鲁迅给寓居莫斯科的德国美术家艾丁格尔写信说：“有一部喜龙仁的《中国早期绘画史》，虽然很贵（约40美金），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非Kiang（江亢虎）的著作可比。”
问：这本书出版在上世纪中期，今天读还有价值吗？
叶公平：非常有价值。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也在翻译这本书，书中有许多当时拍的照片，因相关作品已遭毁坏，或流失到国外博物馆，所以这些记载很珍贵。
从书中还能感受到喜龙仁的精神，为了学问，他放弃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当时，研究中国古代艺术无法给他带来利益，这对今天的读书人，仍有启迪意义。
作为北欧人，喜龙仁却对陌生的中国古代文化保持敬意，这是非常难得的。在今天，喜爱中国古代艺术的西方人也是极少数。喜龙仁能跨越文化偏见，这种普遍情怀值得我们学习。
问：本书这么重要，为何刚被译成汉语？
叶公平：喜龙仁的中文不太好，请了很多学术助手，他主张言必有据，常被人误为只会资料汇编。其实字里行间，喜龙仁也有一些议论，极具见识和洞察力，可不细看的话，就会错过。
梁思成先生写《中国雕塑史》，总共31页，南北朝到宋朝的雕塑这一部分占20页、525行，直接译自喜龙仁的部分至少有150行。林徽因特别关注中国古代建筑的斗拱，也是受喜龙仁的影响。
不细看的话，会觉得喜龙仁的书太杂、太浅，其实他受过严格的西方艺术史学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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