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身处数字时代，我们究竟为何阅读？

原文 ：《阅读赋予我们自强和从容的底气》

作者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杨佳艺/研究生 张慧瑜/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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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符号，便有了阅读的历史。作为一种个体实践和社会活动，阅读的形式和意义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当电子媒体和互联网使信息获取变得触手可及并重塑了人类的文化体验之后，我们不禁要问：身处虚拟的、信息量爆炸的数字时代，我们究竟为何阅读？

阅读的能力始终代表了话语的权力

回溯历史，阅读的意义总是与知识纠缠在一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阅读是一种局限于极少数人的活动。由于当时口述传统占据着统治地位，阅读更多地以朗读的形式存在，有知识的人通过向文盲朗读各种材料来传递知识。而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垄断了书籍的生产，因而也控制着阅读的内容和形式。书籍主要产生于修道院，以手抄本的形式流通，宗教知识此时是书籍的主要内容。但13世纪以来大学的建立却形成了以教授、律师、医生等为主的新兴阅读群体，他们随之加入了阅读者和知识生产者的行列。因此在1456年古登堡的活字印刷发明以前，阅读和书写的权力都被牢牢掌握在社会精英群体的手中，是他们定义着知识并书写着历史。随着书写材料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15世纪末16世纪初印刷本取代手抄本，成为了文献的流通形式，由此导致了阅读的逐渐普及。阅读的通俗化带来了知识的解放，同时也使阅读成为“绝对个人化和内省的事情”。而19世纪以来城市化对更高知识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公立教育的发展，阅读越发成为一项社会化的活动和技能。直到20世纪，阅读不再仅仅意味着书写传统，广播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知识传播的途径变得多元化。书籍不再是阅读的主要载体，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视听方式来获取知识。而21世纪数字媒体的发展更是丰富了阅读的含义，营造出“知识俯拾皆是”的奇妙景观。

然而，知识永远不可能是阅读的终点，知识背后充满了话语和权力的操控和争夺。无论是手抄本时代与书写相联系的特权，还是印刷术普及后知识的民主化，阅读的能力始终代表了话语的权力。对于个体而言，阅读能力首先意味着读写能力，唯有掌握了读写的技巧才能以思想影响他人。对于社会而言，阅读能力的变迁孕育了社会的转型，每个历史时期的阅读形态都体现了话语权的归属关系。正是由于其所蕴含的强大思想力量，阅读几乎总是被用作权力的工具以达到文化认同的目的。无论是西欧各国强加于殖民地的书写文化，还是“想象的共同体”背后民族语言的演进过程，抑或是二战时美国为赢得“思想战争”视图书为武器的战时图书计划，无不显示出阅读的双重权力向度：作为阅读之载体的文字，既可毁灭思想，也能建构思想。诚然，数字时代的到来为口语的复兴提供了无限可能，但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仍然无法不透过文字来完成。与其说阅读在数字时代的地位日益下降，不如说阅读只是以更广泛和隐蔽的形式存在于日常媒介中。我们在互联网时代的所看、所听、所感，有哪一样是能够脱离读写能力而达成的呢？当不同类型的知识散落于互联网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如何能够忽视这些话语所携带的权力基因呢？因此，惟有阅读，我们才有可能了解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并以话语为武器对压迫我们的权力进行抵抗。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阅读与权力息息相关。而作为一种个体实践，阅读往往决定着我们的精神境界。王蒙认为，读书的意义在于增进精神能力。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使得阅读越来越成为了一种轻松舒适的消费，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反而容易掩盖真正有价值的思想。面对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生态危机”，唯有将读书作为思想锻炼的手段，我们才能避免精神能力的退化，从而享受阅读带给我们的自我实现的感觉。事实上，阅读不仅能带给我们解放的力量，更能赋予我们笑对生活的底气。“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只有经历过阅读的馈赠，微小的个人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面前才会有“足够的沉稳和从容”，才会有“足够的耐心”。

互联网创造出“重新部落化”场景

如果说莎草纸代表了口语传统，羊皮纸和印刷术代表了书写传统，那么互联网则将这二者结合，创造出了麦克卢汉笔下“重新部落化”的场景。数字技术在本世纪的突飞猛进不仅将我们从纸质书的时代带到了电子书的时代，还“恢复”了人类最原始的阅读方式——听书。阅读形式的创新固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影响。

其一是阅读的碎片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阅读”这一行为变成了永恒的“在场”，只要有设备有网络，就能随时随地开始“神圣”的阅读之旅。因此诸如等车或工作间隙的零碎时间也被现代人拿来满足阅读的愿望。但随着虚拟世界对注意力的霸占形式日益的巧妙和深入，碎片化阅读也变得越发支离破碎，其结果自然是阅读效果的大打折扣。只要想一想我们的注意力是如何被迫在众多的网络消息之间来回切换，就能肯定，指望靠碎片化的时间重拾阅读的乐趣是多么不切实际。

其二是阅读的轻松化。在公共领域泛娱乐化的今天，能吊起大众胃口的不是连续翻转的狗血事件，就是怼天怼地怼生活的幽默段子。群体的即时“狂欢”淹没了个体的独立思考，耸人听闻的谣言压过了平淡如水的“真相”。当我们借助轻松化的阅读释放了生活的巨大压力之后，是否应该进一步反思：这样的阅读会让我们失去什么。

其三是阅读的消费化。当畅销书排行榜左右了我们的阅读选择，当网红书店打卡成为了我们的阅读目的，当无数阅读软件想尽办法推销自己时，“阅读”这一古老的行为已然被消费主义这张大网所包围。而“听书”就是消费化阅读的典型代表。与纸质书和电子书相比，“广播书”解放了我们的双眼，通过声音将知识传递到了我们的大脑中。然而，听书和看书实际上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学习过程。听书通常是人们主动求知的结果，它反映出现代社会的知识焦虑。而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又迫使人们渴望用以知识为代表的文化资本换取社会资本，以便为个人奋斗增添筹码。但听书这样一种被动的知识接受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听书至少可以缓解我们的知识焦虑，起到一种心理安慰剂的作用。与之相反，看书虽然很可能不是出于我们自身的主动需求，但阅读的过程总归呈现出主动的形态。为了掌握文本内容，我们不得不仔细地观察、理解、归纳及深化，因而我们的精神能力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了提升。因此在知识付费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对于阅读的消费化理应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

觅得阅读的真义

尽管数字时代的阅读呈现出碎片化、轻松化、消费化的景观，但阅读这件事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变得像今天这样触手可及。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阅读的权力，并且一直在探索如何才能在数字时代更好地阅读。或许前人的经验能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觅得阅读的真义。

首先，跨越数字鸿沟。阅读与理性思考密不可分，“只有把读书变成读生活，变成发现生活的真谛”，带着生命的体温，才是“活的读书”。人们通过阅读获取新知，学会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是成为明辨是非、独立意志的现代人的必由之路。数字时代让大多数人拥有了阅读的可能，也使得知识自启蒙运动原来拥有了真正被大众化的可能，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种种“数字鸿沟”无法跨越阶层、性别、地区等真实的社会区隔，这就需要打破折叠空间，让更多的人可以相互交流和分享。

其次，跨越圈层文化。数字时代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分众化和圈层化，不同的人因为兴趣、年龄、收入等分割在不同的圈层文化中。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所具有的公共性、大众性在数字时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移动互联网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支撑下，给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文化服务，使得每个人都进入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移动互联网空间，比如喜欢阅读什么新闻、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就会根据个人喜好推送相关产品，个人在数字时代更加原子化。如何打破文化的圈层化，如何突破数字藩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大问题。

再次，提倡深度阅读。数字时代虽然随时随地可以阅读，可以充分利用破碎化的时间，但是也使得人们的休闲、工作时间变得琐碎化，很难真正静下心来，完完整整地读完一本书，也使得深度阅读变得不可能。因此，也出现了一种逆数字化的尝试，就是拒绝进入微信、抖音等新媒体的世界，拒绝阅读电子书，让身体重新回归到图书馆、书店、咖啡馆等真实的社会空间中。尽管人类很难回到数字之前的时代，但数字化所带来的知识的扁平化、碎片化依然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阅读曾是知识和话语的重要源泉。在现实生活中，阅读赋予我们自强和从容的底气。后印刷技术也许能重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但只要文字还未消亡，阅读的意义便会永存。身处数字时代，我们更需要带着思考去阅读，方能事半功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在几千年前就已体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