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家族老一辈的没有读书人,家里却留有一本旧书。1981 年我们婚后,有次在他家里抽屉里我看到了这本近乎废纸的书,夹杂在几本书中。我翻了翻,见是本旧版书,民国八年上海广益书局印行印刷的《绘图注释唐诗三百诗》,我怕乱翻再弄丢了,就收了来。 我目前藏书刊大约七、八千余册,这是出版时期最早的一本。1919 年出版,一百多年了。
当我整理拍照这书时,妻子早已忘了当年的事。一听说是她家的东西,脱口就说你还从俺家偷啥来。目睹这本旧书,勾起了我有关书的回忆。
我的童年对书的印象很淡漠,家里也没什么书,小人书也不多见。虽然父亲知道读书重要,但只供子女上学却不买书。只记得家里有本《四角号码字典》和长篇传记《高玉宝》,以及父亲读职工夜校的一本课本,里面有篇记述井下场景的《地下城》我还记得。前几年春节回老家探视二姑,姑父的本家张兴良,他也是父亲的忘年交酒友,他见到我还提起我父亲当年曾借给他《高玉宝》这本书呢。
1966 年文革初起,洪五宿舍的一个图书阅览室被封,大哥与我家前排对着门窗的邻居同学殷长忠,不知怎么从那里搞到了十几本书。有长篇小说《艳阳天》《欧阳海之歌》连环画书《山乡巨变》《小英雄雨来》《箭杆河边》,还有一本乡土小说集,作家张庆田的《秋山红叶》等。那算是第一次课外读书大餐,同学们大都是工人家庭,加上破四旧,平时能读到的课外书少得可怜。有一次同学王华借给我一本破旧的《青春之歌》,我两个晚上的时间读完,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因为读书而彻夜不眠。
读书,读得越多才会越有兴趣。读得少,就很难培养起兴趣和保持热度,即使你掉在书窝里。1973 年我在农场广播室,仓库有两大箱书,这是当时建农场之初,工会阅览室存留的。因不再对外借阅就压了箱底。只记得读过一本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仔细回忆怎么也记不起读过什么书。那时,只读读《解放军文艺》,还能记起诗人张永枚写的《西沙之战》中的两句:壮志鼓双翅,豪情振羽毛。我还不知深浅地往编辑部投了篇我曾刊登在《农场战报》上的小诗。一年的广播室工作,守着两箱书却束之高阁,贫乏的大脑,缺失了一次极好的补养机会。
1976 年进入宣传科后,我建立了读书笔记,才如饥似渴地开始了真正的读书,这仅仅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有了点自觉性。宣传科两大书橱,我第一次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从我的《长篇小说阅记》笔记中查到,我先后读了巴尔扎克的《幻灭》《欧也妮·葛朗台》、约翰·高尔斯《福尔塞世家》、艾芙·居里《居里夫人传》、小仲马《茶花女》、刘亚舟《男婚女嫁》魏巍《东方》、陈登科《破壁记》、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笔记内容包括书的字数、读的时间、书中经典哲语箴言等。我这个时期大量的阅读还是以报刊为主要内容。当时宣传科与淄川书店有业务关系,我也开始买些自己喜爱的书,花 3.45 元买了一套《红楼梦》,我如获至宝。
我的女儿上小学后,我有意识地给她多买课外读物,亲朋好友也赠送。大哥送给 6 套本的《世界五千年》、友人徐华送给的 8 套本《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我给女儿买的 7 套本的《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15 套本的《世界古典名著》连环画。女儿爱不释手,尤其名著连环画,伴着她成人。她不知翻了多少遍,书皮已烂乎乎,贴着透明胶。名著的滋养,给女儿幼小的心灵,埋下了文学梦想的种子。留学后,她也习惯了买书,不过是指派我给她订购,只给书单不掏钱。先后又给她进贡了《老舍文集》、《莎士比亚全集》、《哈特·波特选集》、《金庸小说全集》等书籍。
多年后,自己的存书开始增加,甚至泛滥。我书房的 8 组书橱,
就像书墙,地下室十几编织袋的书刊。我的这些书刊,除自己几十年订阅、购买的,还有公家发的工具书、培训学习用书,还有多年来书的作者和许多朋友赠送的。读书海量的友人张方明近些年赠我的国学系列、各类杂书百余本,还为我女儿推荐并赠送了十部书。挚友水清老弟送我的南怀瑾十几本套装的选集、珍藏三套本的《唐诗鉴赏辞典》,我离岗后,我与女儿先后从当当网购书花费三、四千元。
书是不缺了,可读的不多,大多数书刊仅仅是翻翻而已。大体算来,至今我连藏书的一半也没读完。尤其是成套的藏书性质的书籍,用它装门面大于学习使用。有时独自静坐书房,环顾两面书墙,看着一本一本书脊,就像游览风景名胜,只识其名,不知其祥。
2008 年 5 月,北京大学研究院陈兆杰教授在我市举办国学精粹专题
辅导讲座,两天时间,他完全脱稿,口若悬河,古诗、古词、古文,连段成篇,背诵如流。据介绍他藏书 17000 多册,粗读古代经书 8000 多册,精读 1000 余册。书,读与不读、粗读与细读、多读与少读,老实说两者天差地别。我读书真的是太少了,友人方明读书海量,前几年春节一个多月就读了36 部书,每年几百部我的老科长只有高小的原始学历,有年春节闭门不出,几天的时间读了 6 部书。我记载一下算是对自己的鞭策吧。
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装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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