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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七十年前“独生女”的独白

作者燕小乙的婆婆(即作者先生的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我先生的母亲,也就是我婆婆,生于1944年,按扬州的算法,今年79岁,老家在扬州汤汪乡蒋巷村,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扬州。祖上就是蒋巷村里的农民,祖祖辈辈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婆婆从小体弱多病,加之营养不良,病得最重的一次昏迷了整整七天,如果不是母亲抱着她拼死不撒手,能否活下来都是个未知数。

至于故事另一面的她,从私塾走到城里的名校,保送扬州中学,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生物专业,师从康有为的孙女康宝娥,在北京一待就是八年。六次登上人民大会堂表演半雕塑剧《129的风暴》,课余练习体操,毕业后回母校——扬州中学任教,后任市生物教研室教研员,直至退休。

这两段看似万难重叠的人生经历,之所以能叠加到一个人身上,皆因为这背后的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苦命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妈妈”。

●以下皆为我婆婆的自述:

我妈还是个大姑娘时,大概是1938年前后吧。媒人就踏破了她家的门槛,长相秀气只是一方面,媒人们多半是为着其他原因来的——我妈干起活来一个赛俩,是田间、灶上的一把好手。最后上门的那个媒人更是巧舌如簧,盘腿一坐,三杯茶下了肚,说了半天,意思不外乎夫妻同岁,属相一样,是最相合不过了。对方家又没什么家累,家里最小的弟弟快成人了,也不在家吃闲饭,已经去大上海学徒了,还能贴补家里。男的爹是把做事的好手,男的妈又是个好说话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的外公、外婆都是老实的贫苦庄稼人,无非是希望女儿嫁个忠厚本分的人家,两口儿一条心过日子。这媒人说的话,在他们听来,在情又在理,旧时代的一桩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短短的时间,一个家死了两个男人,天一下子塌了

就这样,一顶简简单单的小轿,两个吹吹打打的,我妈就坐上了轿子。轿子摇摇晃晃的,像一艘在命运的水纹中漾开的小船,驶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我妈刚嫁过来就发现,媒人说的全没错,婆婆脾气好,公公持家肯干,小叔子在外讨生活,家里没有什么负累。但是媒人唯独忘了说她未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点要靠我妈自己去了解了。但是她的机会并不多,她的丈夫参加了一个叫大刀会的民间联防保卫组织,起早贪黑地练一种刀枪不入的气功,走火入魔一般。

一个夏天的傍晚,距她嫁到蒋家已经一年有余。和往日一样,我妈从田里干完活,回家的路上,远远的看到一群人冲进自家院子,就知道事情不妙。

还没等她奔进家门,屋里就传来婆婆撕心裂肺的哭声。只见公公阴着脸,夺门而出。后来,我妈才知道她丈夫死了,就在古运河的一艘小船上,被日本人扫射而死。听人说他和大刀会的其他人一起坐在船上联防巡边,手里操的仅仅是一把钢刀,被走在对岸的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端起机枪就开始扫射,他来不及往河里跳,先中了两弹,继而仆倒在河里。

大儿子的横死,让当爹的得了传说中的失心疯,丧事办完没几天,据说我爷爷突然眼睛发直,一副木愣愣的样子,家里人赶快把他搀进了屋,没曾想爷爷开始大跳大叫,口里声嘶力竭地嚷着什么:“去、去,日子还没到哇,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我的样单子还没正呢!我不走!我不走哇!”

听到的人如同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因为一家人心里都很清楚“样单子”是个什么东西。“样单子”其实是扬州话的音译,这是一个贴在死人牌位上的东西。按照本地人的说法,人如果不满六十岁死了,样单子就只能歪着贴。一旦人年满六十岁去世,样单子就可以正过来贴了。我妈见公公嘴里嚷着什么“样单子”的,心里暗暗叫了声“不好”!

那天晚上,我爷爷把自己关在里屋,蹦跶倒腾了一宿。外面的人也一夜没睡,听着里面的乒乒乓乓声和叫骂声。第二天天未亮,终于等到里屋突然没了声响,在门口站着、蹲着,一宿没合眼的家人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我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了一柄木头剑,屋里床沿上、门板上被他砍得是坑坑洼洼。尤其是门框上,竟没有一处是完好的。只见他半歪在床上,蜡渣黄的一张脸,此刻永远地安静了。

短短的时间,一个家死了两个男人,天一下子塌了。

奶奶一手抓着我妈的手,一手抓着小儿子的手……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妈终于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我妈的小叔子从上海赶回来了。他回来才不过一个礼拜,奶奶一手抓着我妈的手,一手抓着小儿子的手,哭道:“志芬,这个家不能没有你,你们的婚事,当妈的就做主了,你一定要答应啊!你是答应不答应啊?”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妈终于点了点头,那头像是有万千斤重。老人家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抹去了眼泪。

第二任丈夫比我妈小六岁,这门亲事没有任何仪式。我妈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在同一个家里操持家务,同一块地里拼命干活,服侍奉养同一个婆婆。

成亲没几个月,我爸就头也不回地又去了上海,彼时我妈已经怀上了孩子,那就是我。

此后的两三年间,我爸只回来过一趟,看了看我奶奶,没待上两天,和我妈大吵一架,拔腿又走了。其实在后来那些年里,他在上海又讨了老婆,而且连生了三个女儿,这些都是我妈多年之后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突然知道自己有了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心里,我是不想认这些妹妹的,我那时虽然小,但隐隐知道这些妹妹们和爸爸的不回家有很大关系,和妈妈时不时背着我偷偷抹眼泪更有大关系。

我奶奶很清楚,我妈在,我们三个女人就有了家

我奶奶一辈子,“文”不会绣花,“武”不能种田,就连乡下最家常的几样小菜,我奶奶都拿不出手。没有人什么都学不会,除非旁边有人时时惯着她,处处由着她。这个人,就是我妈。我奶奶最大的优点是脾气好,最大的本事是在家里一个儿子也没有的情况下,留住了我妈。她很清楚,我妈在,我们三个女人就有了家。我妈不在,这家就散了。

由此,我成为我们村里唯一的独生女,其实七十多年前哪有什么“独生女”的说法呢?家家都是一生一长串!但因为我爸爸用实际行动离开了我们,他虽然不回家,嘴上却又不肯说清楚,我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守在蒋家,稀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苦日子。

三岁左右,我得了麻疹,由此并发肺炎,高烧昏迷了一个星期,有人偷偷和我妈说这孩子没用了,快扔了吧。没了这个孩子,你也好离开!这不上不下的算什么啊!我妈死死抱着我,谁和她说这话,她就睁圆了双眼直直地瞪着人家,瞪到人家不敢再说什么。她整夜整夜抱着我不敢闭眼,在帐子里点着煤油灯,生怕眼一闭我人就没了。后来又抱着我一步一步捱进城,我打了两针青霉素,终于捡回来一条命。

我妈每天起早贪黑、一刻不得闲地在田间灶台忙得没完。一个人挣的工分养这一家老小,上有婆婆要侍奉,下有女儿要抚养。我大概是最早享受独生子女好处的人,当别人家的姑娘从早到晚要操持家务,田间地头地忙活,还要带弟弟妹妹时,我却捏着妈妈卖鸡蛋换来的课本进了私塾。瘦弱多病的我在读书上倒格外轻松,一度还跳了两级。

平日里,家里只剩一碗饭,妈妈和奶奶都要留半碗给我吃,剩下的她们掺水煮粥分着吃,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瘦骨伶仃的,拜同学赐外号——“耗子”,我蛮喜欢这个外号的,因为形象。

六年级一毕业,和我一起被保送到扬中的一共有四人,我是里面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

就这样,两年私塾,两年民办,初小毕业,我报考了城里的高小,被育才和下铺街双双录取,但是妈妈听说育才小学里干部子女多,怕我会被人看不起,于是就让我去了下铺街小学,在那我开始读小学五年级。到市里上学的第一天,有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下课的时候,我的同学明明都是扬州人,和我说一样的话,怎么一上课,大家就不是扬州人了?净说些我听不懂的话。被这个问题闹了好些天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的缘故。于是我发下狠心,要好好学习普通话,一年后,学校里举办的普通话大赛,我拿了个第一。

到市里读高小后,每天上学,在路上我要走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个头小,也走不快,所以常常迟到,被班主任谢老师说了几次,看我还是迟到,对我极尽挖苦,问我头都睡扁了吧?说我最基本的小事都做不好,还想求什么学问,做什么大事。其实,她不知道——每天天还漆漆黑,我就已经心急火燎地出门了。

后来有天放学,那天正好轮到谢老师上我家家访,老师让我等一等,她和我一块儿走。走到四分之一的时候,老师的脸色就有点不对了,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好不容易走到一小半路,到了文峰塔附近,老师喘着粗气停了下来,面有难色,问:“还有多远才到你家?”

我老老实实地回道:“一半还没到呢。”

仿佛有团火球烫了一下老师的脚,她的身体往后缩了一缩。突然着急忙慌地和我说:“今天太晚了,要不下回再去你家吧。我先回了,路还远着呢!”

后来,她再也没有提过要去我家家访的事。当然,我也再没有因为迟到挨过骂。六年级一毕业,谢老师就把我保送至扬州中学,和我一起被保送到扬中的一共有四人,我是里面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

没想到的是,我刚把米饭拿出来,我妈看了一眼,“哇”的一声就哭了

也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来了。我们有书读的学生还好些,每天中午还能由学校配给一定量的米饭。我家三代人,一代一个女人,统共不过三张嘴。我好些同学都是家里老老小小,十来口人,十多张嘴等着开锅。有个聪明的女同学就想了一个办法,学校发的米饭,每天只吃一半,将另一半米粒放在窗台上晾干,放学带回去,让家人加点菜叶子煮粥。这样,一家人晚上都有得喝了。这个方法很快得到一众同学的仿效,我也有样学样,依葫芦画瓢地带了些干米粒回去。

没想到的是,我刚把米饭拿出来,我妈看了一眼,“哇”的一声就哭了:“谁要你这样做的!”我妈抽动着嘴唇大哭道:“你看你自己瘦的!这么大的人瘦得跟一个芦柴棍子似的。” 那一次我吓坏了,从此再不敢提什么给家里带吃的了。最近我听孩子们说过一句很时髦的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是的,有那样能干又坚强的母亲,作为她的独生女,我其实从没挨过饿。

人生不过一弹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上中学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突然发现我是个读书种子,每个月开始给我寄生活费,这十块钱让我陡然“阔”了起来,除去七块五毛钱的伙食费,我手上还有两块五。高三时,我们每天有八节课,第七节、第八节都是自习,我用第七节课一股脑写完作业,第八节课就一个人偷偷溜了,到文化宫门口滑旱冰,我记得是一个小时一毛钱,然后大汗淋漓地回学校,这段有趣的经历在被班主任发现后戛然而止。

我们高考报志愿都是老师帮忙做主的,直到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我对要学的专业还知之甚少。其实,农村出生的我,不懂的东西还很多。1964年,我刚进北师大,报了校文工团话剧队,面试时,考官给了个情境,让表演一段小品。一瞬间我就呆住了,因为完全不知道小品是什么。理所当然落选的我后来被校体操队招去了,阴差阳错地练了两年体操,这两年间,每天早上倒立,接着跑八百米,然后练引体向上和仰卧起坐,最后练习吊环。直到今天,快八十的人了,你摸摸看,我手臂上还有肌肉呢!虽说人生不过一弹指,但是细细体会,俯仰成趣。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大概正是因为练习体育,跟随我多年的体弱多病,不知不觉中已远去,这大概是我妈最料想不到,但也最让她快慰的事了。

■燕小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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