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克服我们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明确要求。据此，军事学院在院长刘伯承元帅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反教条主义的运动。
作为一位征战多年的老红军，针对教条主义，刘伯承曾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过反对，他说：
“同样的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的就不是；庞涓的是，孙膑的就不是。同样是读马克思，王明的就是教条主义，毛主席的就不是。”
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从实际情况出发，刘帅也承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曾实事求是地说：“因为我们学了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是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这也是合乎情理和事实的。”
但刘帅也强调要进行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做一些过火的斗争……如果说有错误，那也是院长、政委等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中，刘帅的担当令人感动。
1958年，随着军队中反教条主义被推上一个高潮，高等军事学院也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
“没把我们自己的军事著作当成基本教材，只当成了参考材料；不讲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却专讲'十大打击’……提起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本国的东西却被看成黄土……”
这些不符合事实的言论使得刘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7月10日，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带病出席了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
此前，刘伯承元帅曾多次走上讲台，无论是军事理论，还是我党的一系列政策，他总是一副侃侃而谈的样子。如今，他是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走上讲台的，甚至还要说一些违心的检讨。
刘帅走上讲台后，抬起手扶了扶眼镜，扫视了一下会场，开始实事求是地说起了自己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以来的工作，其间还夹杂有一些违心的自我批评。
刘帅拖着病体，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完成了检讨。他的讲话完毕后，台下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甚至还有不少人热泪盈眶。
刘帅之所以做违心的检讨，他是想要保护一批同志的，想要将这股热潮平息下去。但到了后期，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刘帅的预想。
萧克、李达等多位同志先后受到了冲击，他们一次又一次做着检讨，但仍然不能过关。他们都受到了组织不同程度的处分，有被撤职的，有被降职降级到地方工作的，甚至还有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枪毙的。
蔡铁根大校就是在这次冲击中不幸失去生命的同志。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成武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担任起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司令员，长期在华北地区同日军展开斗争。1937年冬，邓华被任命为晋察冀一分区的政治委员。
1938年，一分区已经发展壮大到了一万多人，然而，在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中，一分区由于缺少武器装备，只好放弃与敌军硬碰硬的准备，改道涞源。
1938年2月，军区下达命令：派遣一分区政委邓华前往平西开辟根据地。原本，创建多个军分区是一件好事，但平西的势力盘根错节，日军、伪军、国民党部队。因此，邓华要想在平西建立开辟根据地，就必须有兵力，他选中了自己所在的一分区里的第三团。
然而，当时日军已经逐渐逼近一分区，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头，邓华要调走一个主力团，杨成武自然不会同意。此外，杨成武曾到过平西，那里土地贫瘠、缺衣少粮，最多养得起一个营，如今，邓华却要带一个主力团去，到时候的三团，一定是“肥的饿瘦，瘦的饿残。”
于是，杨成武对邓华说道：“你当初怎么来的，如今还怎么走，别想拆我的台。”
邓华也不示弱，跟杨成武吵了起来，大声说道：“部队是党的，也不是你杨成武自己的，你凭什么拦？”
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众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宣传科长蔡铁根却主动掺和到了这场冲突中，他指责杨成武说：“你的觉悟不够，应该听从组织安排。”
在两人的轮番“攻击”下，杨成武气得脸红脖子粗，嘴里一个劲儿地说：“三团，我就不放，就不放，不放。”
几天后，聂荣臻再次向杨成武下达了一项命令：决定由邓华带三团去平西，这算是借调，等平西的情况稳定后再还给一分区。
实际上，杨成武心里明白，让邓华去平西创建根据地，这是我党的战略部署，是为大军东进、策动即将爆发的冀东大暴动做准备。这样的战略布局，就连聂荣臻也只是依令行事，杨成武自然也只能遵令。
就这样，邓华奉命带三团离开，然而，宣传科归政治部管，可不是三团，趟了这趟浑水的蔡铁根一听，这下可坐不住了，他担心杨成武给自己使绊子。于是，急忙收拾好行李，去追赶邓华的队伍。
得知蔡铁根私自离队，杨成武十分生气，若是连部下都管不好，他这个司令也不用干了。想到这，杨成武立即下令：政治部干部行动，二团出一个营，必须将蔡铁根抓起来。
根据军队纪律，蔡铁根的行为属于擅自离岗，邓华也只好把他交了出去。他知道，蔡铁根这次少不了要吃点苦头。因此，临别前，邓华特意强调道：“我把他交出去，是因为他无组织无纪律，绝不是因为他当了逃兵。”邓华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杨成武，如果想要给蔡铁根乱扣帽子，他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当蔡铁根回到一分区后，杨成武便接到了聂荣臻的电话。刚一接起电话，杨成武便听到电话对面严肃地说道：“不能乱扣罪名，更不能欺负蔡铁根。”
最后，杨成武给予蔡铁根开除党籍、撤职的处分。其实，1938年，杨成武也只有24岁，而邓华也不过28岁，两个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同志，喊打喊杀也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平西根据地和一分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双方领导人关系冷淡，几乎不来往，也不协同作战。但由于双方在战略上十分依赖，遇上日军大扫荡时需要相互支持，平西缺少粮食时也要一分区的支援。
每每到了需要一分区帮忙的时候，邓华队伍里的一个名叫陈坊仁的营长就忙开了。他虽然级别不高，但资历老。曾在红军抢渡湘江时，从火线上救下杨成武，也算是杨成武的救命恩人。因此，只要他出面，杨成武总是二话不说就会答应帮忙。
一年后，陈坊仁调到一分区，蔡铁根被调到平西根据地，不久后，在邓华的介绍下，蔡铁根得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表面上看，杨成武和蔡铁根的关系一定十分糟糕。然而，真实的情况却令外界十分吃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蔡铁根因说了几句真话受到冲击。后来，有人专门到北京去找杨成武了解情况，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关于蔡铁根的历史问题。
杨成武得知后，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当时的责任是多方面的，我也有责任，不能全怪在蔡铁根他们身上。不能团结部下，我作为一名领导者应该负主要责任。”
等来了解情况的人走后，杨成武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轻蔑地说道：“难道我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吗？”
蔡铁根原名蔡委心，祖父是前清贡士，父亲是商人，曾考入厦门大学，肄业后曾在《商学日报》打工谋生。
1936年12月，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坚定跟随党中央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上阵杀敌。
1949年，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各个方面都需要专门的人才坐镇。其中，解放军的管理也要正式迈向正规化建设。
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除了会打仗的将领外，更需要有理论知识的知识型人才，而曾读过大学的蔡铁根不仅有知识，文化水平高，还参加过许多战役。他自然受到了重用，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处副局长等重要职务。
后来，他的工作能力得到刘伯承元帅的赏识，被调到军事学院任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他也是我军第一部条令的编写者之一。
1955年，蔡铁根被授予大校军衔。原本前途一片光明，但在后面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他宁折不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1956年11月，在反“教条主义”进入一个高潮的背景下，刘伯承因身体原因前往上海接受治疗。临行前，他对反教条主义运动作出了一系列指示。
1957年2月，国防部派代表来军事学院视察，随后，针对军事学院这些年来的成绩，他们作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结论称：“在过去几年的教学工作中，存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十分严重。”
此话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在上海养病的刘伯承指示校领导开会讨论这一问题。8月，因身体原因，刘伯承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了有关人士对军事学院的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次讲话结束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萧克、李达、粟裕、刘伯承、叶剑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的帽子，军事学院被称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则成了“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受此影响，还在养病的刘伯承被召回北京开会，临行前，医生检查完刘伯承的身体后，犹豫地开口说道：“首长，您的身体……”
还没等医生的话说完，刘伯承便打断了他的话，交代道：“不要说了，上路吧。”
抵达北京后，由于病情恶化严重，他只能一边进入医院治疗，一边准备会议的相关资料。
陈毅见刘帅病重还在写检讨，耿直地对他说：“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写什么检讨，我替你写，一百字足够了。”
为了大局稳定，帮助部属，刘帅泪洒怀仁堂，主动检讨，最终，他淡出军界，也由此避免了遭受更大的冲击。但是，反“教条主义”运动的热潮并没有因为刘伯承的妥协降下温来，反而一度发展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一批与之相关的军事干部被扣上了“教条主义”的帽子，而蔡铁根作为推动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主要负责人，他当时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通过借鉴苏联军队的经验，制定解放军第一部正规化条令。
就这样，跟老首长刘帅、邓华等人一样，蔡铁根也受到了冲击。在这次的浪潮中，不少人做了违心的检讨过了关。但蔡铁根向来宁折不弯，性格耿直的他在进行了自我检讨后，爆发出了极大的怒火，他对着那些人怒吼道：“条令是彭总签名，中央审核通过的，你们不应该反对。”
话音刚落，蔡铁根便被拉到了台下，场面陷入一片混乱，他绝望地喊道：“你们还让不让人说话了？”这一场面在党的高级会议上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不久后，蔡铁根便离开军队，被安排到了常州的机械工业局工作。在巨大的压力下，他的妻子也选择与他离婚，丢下了三个孩子。
虽然饱受折磨，但蔡铁根仍然关心国家、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常州的这段日子里，蔡铁根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抒发心中的苦闷，记录自己对社会的反思。然而，这一自觉自省的行为却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1966年8月，工作人员从蔡铁根家中搜出了40多本日记，还有一把是抗日战争时期他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指挥刀。见日记被人搜出，蔡铁根立即说道：“日记里的内容没有任何人看过，如果你们将内容扩散了，我不负责。”
9月上旬，因日记里的内容，他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扣上了种种帽子，甚至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罪犯。常州市委专门成立了“蔡铁根专案办公室”，随后，蔡铁根被逮捕入狱，在狱中，蔡铁根绝不低头，并通过绝食表达愤慨和抗议。
面对审讯人员的质问，蔡铁根反问道：“我不是犯人，你们把我关了十几天了，有什么根据，是按照什么法律执行的？”
审讯人员恼羞成怒地呵斥道：“这里是看守所，你讲还是我讲？”
“我讲，你们如今是要把我装进框框里，我不承认。”蔡铁根毫不示弱。
1970年3月，蔡铁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1日，蔡铁根被枪决，结束了生命。
蔡铁根作为开国大校，虽然军衔、职位一般，但他的资历很老，而且还是出身厦门大学的知识分子。他长期在军队中从事文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留在北京工作。聂帅、邓小平等人都对他有所耳闻，也很欣赏他的工作能力。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成为了社会潮流。然而，对于此前一些案件的复查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蔡铁根一案也在反反复复中艰难前进。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下令重审一批冤假错案，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也得以重新复出。
邓小平也没有忘记蔡铁根，当常州市委向邓小平汇报了蔡铁根的情况后，邓小平罕见发火，大声怒斥道：“敢枪毙老红军，全国上下只有你们常州敢这样做了。”
1980年，在邓小平、黄克诚、萧克、李达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指示下，加在蔡铁根身上的冤屈终于得以洗刷。
常州市法院正式做出了撤销原判的判决书，判决书内容写道：
“经复查，事实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使用的法律都是错误的……纯属冤案。现依法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蔡铁根无罪，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短短的几句话，蔡铁根永远也听不到了，三个无辜的孩子在受尽多年的屈辱和痛苦后，终于为父亲平冤昭雪。这其中，是许多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心血。
在常州市法院做出撤销原判的第二天，鉴于此，中央军事学院党委决定：“恢复蔡铁根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
不久后，蔡铁根在狱中写的遗书也被送到了孩子们手上，在漫长的等待后，蔡铁根终于通过文字的方式跟自己的孩子们迎来了告别的机会。
遗书开头的称呼写道：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
寥寥几语便叫人红了眼。1980年1月10日，常州市为蔡铁根举行了追悼会，其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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