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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举报信令毛主席潸然泪下,周总理勃然大怒,叶剑英:必须彻查

1973年4月,一封举报信寄到了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的手中。

打开外面的信封之后,王海容发现,写信人竟然是希望她将这封举报信交给毛主席。

王海容一头雾水,是什么人要费这样大的周折,给毛主席写举报信呢?

虽然想不明白,但王海容认为,或许是群众有大事要反映。

所以,她没有耽误,立刻把这封信交到了毛主席手中。

上山下乡

谁也没想到,这封信会引起轩然大波。

毛主席得知有群众给自己寄举报信,非常重视,立刻就拆开信仔细阅读了起来。

警卫员注意到,毛主席越看脸色就越凝重,最后竟然红了眼眶,落下泪来。

这让大家都有些慌神,信里究竟说了什么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毛主席读完信,他用手帕擦擦眼泪,让秘书立刻通知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来一趟。

总理和叶剑英到了之后,毛主席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两人看。

周总理读了这封信之后,竟勃然大怒,他站起来大声说道:“此等恶劣的法西斯行为,必须从严从重处理。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

叶剑英也说:“岂有此理,在我们治下,竟然出现了此种事,这些人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必须彻查!”

寄出这封举报信的人名叫李庆霖。其实,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但他万万没想到,正是他这一封信,改变了全国千千万万知青的命运。

一切要从1955年说起。

那一年,毛主席下达了那句著名的指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与劳动建设。

到了6、70年代,知青下乡达到了一个高峰,大量的知识青年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城市,扎根于乡村,为我国当时的乡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让这些学生们到农村去,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决定。

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毛主席担心一些生长于新中国的青年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不懂得人间疾苦。

按毛主席的话说:“现在的一些教育方法,我很怀疑,学生们一二十年,没有见过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有的城市学生还不分五谷,这样下去,他们对于工农群众的生活还能了解吗?他们以后走向工作岗位会不会脱离群众?”

可以预料,在这一批学生中,会有很大一部分人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如果他们连深入群众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将来耽误的是整个中国的前景。

正因如此,毛主席希望他们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群众生活。

暗中剥削

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中苏交恶,随着两国关系的僵化,苏联将重兵屯于中苏的边境,双方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而且,苏联手中握有大量的核武器,如果真的硬碰硬,我国很难和全盛时期的苏联抗衡。

虽然今天的人们知道战争没有发生,但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中国一直都处在战争的边缘。

而一旦战争爆发的话,我国要面临巨大的伤亡,苏联还公开喊话说,要对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一旦他们的威胁成真,那首先作为打击对象的,就是大城市里的领导干部以及青年学生,因为他们是国家建设最为需要的人才。

基于这种担忧,毛主席认为,应该把青年干部以及学生,分散到全国各地的乡村去。

这样,即便苏联真的对我们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我们也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人才储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200多万青年学生加入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之中,毛主席自己的女儿也并不例外。

正是上山下乡这件事情,让毛主席与福建莆田不起眼的教师李庆霖之间产生了联系。

李庆霖家中有两儿一女,其中,他的长子李良模正是下乡知青中的一员。

李良模去到的地方,是位于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

那个地方条件很艰苦,在大山里,平时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李庆霖当然担心自己的儿子,不过,那时他并没有把事情想的太严重。

因为,最初知青下乡的时候,他们的生活都是交给政府安排解决,政府会给这些知青每个月发放一定数量的口粮以及生活费。

只要生活能得到基本的保障,劳动辛苦一些,在李庆霖看来,倒也不算什么大事。

所以,他给儿子收拾好了行囊,千叮咛万嘱咐的看着儿子坐上了前往山区的火车。

在最初的一年里,一切都还比较正常,口粮与生活费按时发放,李良模在山区里,虽然吃住的条件都很艰苦,但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可是,到了李良模下乡的第12个月,他却突然给父亲寄了一封信。

来信中说:“父亲,我在山区劳动的很好,只是,我时常感到吃不饱饭,不知为何,我的知青安置费被无故扣了一月,如果家中还有余粮,请寄过来一些……”

儿子的信让李庆霖十分担忧,他不知道儿子的口粮为何被扣留,担心儿子吃不饱饭的他,赶紧凑了钱和粮食寄了过去。

原本以为这只是个小小意外,却没想到,下个月儿子寄信来说,情况没有改变,自己的口粮与生活费又被扣押了。

李良模还提到,被扣押口粮的可不止他一个,当地所有的下乡知青,都没有及时领到生活费和口粮。

为此,他们也找当地的领导反映过,可是对方却根本不理会他们的请求,只催促他们回去干活。

而且,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知青们领不到生活补给,就只能靠家里接济。

他们一年到头辛苦的劳作,最后却成了免费的劳力,不仅不能养家,反而成为了家里沉重的负担。

李庆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又赶上困难年代,即便他把家里的钱全凑出来,也没办法帮助儿子维持生活。

何况,本该发到儿子手里的生活费,无缘无故的消失。

李庆霖认为,这事无论如何得讨个说法。

上访无门

于是,李庆霖来到了儿子落户的公社,想要找上级领导问个清楚,可是却吃了闭门羹。

他一气之下,又直接找到了莆田市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但对方却根本就不接待他。

两次投诉无门,李庆霖意识到,这已经是地区性的腐败了。

他不愿意放弃,继续上访。

最后,莆田地区民事组的负责人告诉他,回家等消息,有机会他们会向上级反映的。

这句话点燃了李庆霖的希望,便暂停上访,回家等待。可是又过了几个月,他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人理会,自己儿子照样在山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眼看自己的另一个儿子。也马上到了要下乡劳动的年纪了,李庆霖愁的睡不着觉。

当初大儿子下乡的时候,本想着这样家里还能省下一个人的口粮。

结果现在,儿子简直像是去给人当长工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可是,在莆田,李庆霖已经把能找到的领导都找了,却迟迟没有人解决他的诉求。

在万般无奈之下,李庆霖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自己干嘛不干脆找毛主席,反映这件事情呢?

1972年12月20日,学校放了寒假,李庆霖便趁着这个机会,带着笔墨纸张,一个人悄悄溜到办公室里,在信纸上一口气写下2000多字,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倒了出来。

最后,他又觉得不满意,于是又拿出信纸来,反复修改了不下几十遍,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份还算满意的稿子。

他把稿子装进信封,打算寄给毛主席。可是,之前几次上访失败,让李庆霖意识到,自己即便在信里和毛主席说真话,也很有可能在中途遭到拦截。

到时候,非但不能反映情况,还有可能为自己和儿子招来报复。

所以,李庆霖想到,自己应该找一个中间人。

他不认识什么中央领导,不过不久之前,听广播的时候,他听到了关于外交部助理王海容的新闻。

虽然他根本就不认识王海容,不过他想,王海容既然在外交部工作,那肯定就有渠道接触到毛主席。

而且,王海容的工作性质和知青下乡这件事情没什么联系,自己给王海容寄信,别人肯定是怀疑不到自己的。

当然,这个计划同样十分冒险。万一王海容并不赞成李庆霖的想法,或是王海容不想管闲事,那李庆霖的一切努力就白费了。

只是,当时的李庆霖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怀着忐忑的心情,他把这封信寄到了外交部。

王海容

幸运的是,王海容没有把这一封陌生的来信当做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而是如同李庆霖所希望的那样,交给了毛主席。

信里的内容让毛主席很是震惊,当地的领导滥用职权,不仅私自扣留国家发放给知识青年的生活费用,而且几乎是在强迫他们劳动。

这和过去的地主官僚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领导又怎么配做共产党人呢?

一想到这几年来不知有多少知识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压迫之下,无望的劳动。

原本的上山下乡计划,被那样一群害群之马给扭曲成了另一副模样,毛主席心如刀割。

他流着泪对周总理说:“群众面临如此困难,这是我们工作的不到位啊。”

毛主席立刻给李庆霖写去了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虽然和李庆霖素未谋面,但毛主席对于李庆霖十分欣赏。

首先,一个普通人在绝境之中,能有如此勇气,本身就值得佩服。

另外,毛主席仔细看了那封信,发现李庆霖的文笔非常好,而且,整封信里没有一个错别字和语病。

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困苦,几乎靠半工半读的人而言,能做到这一点,可真是很不容易。

毛主席认为,李庆霖可以作为一个表率。

他当即提出,应该推举李庆霖做当地的“十大”代表,这封信也完全可以放进课本里。

全国整顿

最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之下,中共中央下达了文件,要求严查全国各地对于知青管理的乱象。对于一些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领导,要进行严肃的处理。

这一查可不得了,各地都揭露了一些很严重的案件,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猥亵几十名女知青。

在随后的会议上,周总理对当前知情机构的混乱,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在当时,由于通信不发达,且许多地方政府对于知青下乡这件事情,没有足够的重视,使得知识青年成为了背井离乡的弱势群体。

他们一旦遇到尸位素餐的上级,就很容易成为被迫害的对象。

因为李庆霖这封举报信,知识青年们所遭受到的不公待遇,终于浮出了水面。

随后,在国家大规模的整顿之下,全国各地对于知识青年管理机构的约束力进一步加强,过去的诸多乱象终于一点点消失。

正因如此,许多知识青年将素未谋面的李庆霖视为自己的大恩人。

直到李庆霖去世,他每年都能够收到全国各地下乡青年们寄来的信。

李庆霖退休之后,有很多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不远万里过来探望他。

至于毛主席寄来的那300元钱,李庆霖则将他们永远存在了银行里一分未动,当做了自己的传家宝。

2004年9月13日,73岁的李庆霖因病去世。

孩子们将他葬在莆田老家,在他的墓碑背后,刻着的正是毛主席写给他的那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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