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大国争霸和七雄并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活跃、民族融合、政治大变革的阶段。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给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战国七雄的兼并征战，促使地区间政治经济趋于平衡，统一的趋势日渐显现，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洹子孟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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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盛酒或盛水器
高22.1厘米、口径13.4厘米
这件青铜壶长颈鼓腹，腹部最大径偏下，双兽耳衔环，圈足。双耳上饰扁角龙首，垂环饰重环纹；颈部有波带纹和穷曲纹，腹饰两重波带纹，足饰夔纹。颈部内壁有铭文19行共142字，记叙了齐侯的女儿洹子孟姜家里有丧事，齐侯自愿服丧，但是有些不合当时的礼制，所以他派人到王都，通过管理礼制的大宗伯向周天子请示，得到许可。齐侯服丧，要求齐国民众在服丧期间不许有娱乐活动。齐国是周初分封诸侯中地位最显要的异姓大国。齐地原为东夷之地，姜太公封于齐以后，“因其俗，简其礼”，大大简化了周朝制定的君臣之礼，以适应东夷地区的习俗。
栾书缶
战国
盛酒或盛水器
通高40.5厘米、口径16.5厘米、足径17厘米
此器光素无纹，器颈至肩下有铭文5行40字，由左而右，字皆嵌金，为栾书子孙祭祀祖先而作，但多年来习称栾书缶。器盖上亦有铭文8字。栾书又称“栾武子”或“栾伯”，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执政14年，于鲁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将中军，卒于公元前573年。器上错金铭文字形规整，至今熠熠生光。错金技法创于春秋中叶，但此缶无论从器形还是字体看，都属楚国作风，故实际是后来入于楚国的栾书子孙的遗物。
“栾书”青铜缶器形似壶，小口，短颈溜肩，圆腹，矮圈足，圈足外缘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片状饰向外侧伸出，底部作十字形凸起。盖顶弧形，盖面内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微凸的卡。盖上和腹侧各有四个对称的环形耳，耳上有阴线的云纹。缶盖与腹表均有铭文。盖铭2行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腹铭错金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
此器相传出土于河南辉县。1958年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将其定名为“栾书缶”，认为栾书即为栾武子，“栾书”青铜缶铸成在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栾书”青铜缶作为春秋中期晋国的器物来看待，视之为一件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第二单元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革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产量，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原先是各国政治、军事中心的都邑，到战国中期，都发展成为工商业大都会。
第一组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
春秋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战国时期，铸铁技术日趋成熟，特别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以及铁范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铁器的产量。到战国中期，铁器已广泛应用于农业，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铁犁铧
金镡金首铁剑
春秋
兵器
1957年河南省陕县后川出土
长38.7厘米
此剑剑身为铁质，已经锈蚀；剑镡及剑首为金质，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少数春秋时期铁器之一。在铁剑上附以金质剑镡和剑首，说明当时以铁作剑尚较为稀少珍贵，受到特别的重视。
铁犁铧
战国
农具
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
宽23.6厘米、叶长17.5-18厘米，叶中宽3.9-4.5厘米
铁犁的使用为精耕创造了条件，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现。它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有利于土地的开垦。
第二组 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在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配比选择、冶铸的技巧上更加讲究，其中合范铸造、熔模铸造、焊接等多项技术的出现，错金、错银、嵌赤铜、包金、鎏金、镶嵌、刻镂等新工艺的使用，使青铜器制作呈现出新的风貌。丝织品的种类繁多，拥有当时世界上领先的织造技术；原始瓷器的烧制有所进步；大量金银器和精美玉器、漆器的使用，表现出王室贵族追求奢华的时尚。
错金银马首形铜辕饰
1951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出土
高8.8厘米、长13.7厘米、管径4.8厘米
这件铜辕饰呈马首形，其头、颈错金饰卷毛纹、鳞纹，制作精美，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魏在春秋时代是晋国的一个大贵族，后来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公元前471年，韩、赵、魏三家消灭其他势力瓜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魏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成为战国时期中原的强国。魏的疆域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和河南省北部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战国初，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加速了魏国的封建化进程，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有名的强国。辉县固围村大墓是形制规模很大的“中”字形墓(两墓道的墓)，周围有陵园，类似诸侯陵墓的规格，所以出土的车辕饰异常精美。
文物呈马首形，其头部和颈部用错金银的工艺装饰云纹和鳞纹。为车用装饰，装配在车辕的前端。魏在春秋时期是晋国的“六卿之一”，后来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于公元前403年与韩、赵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魏的疆域在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南北部，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战国初，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有名的强国。
这件错金银马首形铜辕饰出土于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此墓是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出土的器物多工艺考究，精美绝伦。这件错金银青铜代表了魏国青铜器铸造及错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奢靡。
嵌赤铜鸟兽纹铜壶
春秋
盛酒或盛水器
传1923年山西省浑源县季峪村出土
高32厘米
此器器盖及器颈各有两个带环铜耳，壶颈用赤铜嵌出两行鸟形花纹；壶的上腹亦用赤铜嵌饰两行兽形图案。与该器同时出土的还有鼎、敦、盘、簋、匜、牺尊及剑、戈、车马具等。春秋末年浑源属北方民族建立的代国，所出青铜容器制作工艺精巧；造型和花纹独具风格，铜器嵌赤铜为饰的亦见于燕、蔡等国。战国初期代国为赵所灭。
第三组 城市和商业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的商业特点日趋明显。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各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实行各自的度量衡制。
天秤和环权
战国 楚
衡器
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
木杆长27厘米；铜盘径4厘米
秤杆由木杆和二铜盘组成，木杆呈扁条状，长27厘米，中间一孔，穿丝线为提纽。铜盘径4厘米，边缘有4个对称小孔，穿丝线后分别系于秤杆两端，成提纽天平。环权共9枚，自小至大重量为0.6克、1.2克、21克、4.6克、8克、15.6克、31.3克、61.82克、125克。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组古代成套衡具。据研究，各枚环权，分别为当时的一株、二株、三株、六株、十二株、一两、二两、四两、八两。当时楚的1斤约合现在的250克。楚国商业发达，度量衡制度亦比较准确规范，当时楚国使用的货币是铜贝和黄金版，推测这种小型衡器用于称量供切割使用的黄金版。
这套天秤和环权包括一个木衡杆、2个青铜盘和9个大小不一的环形青铜权。衡杆上没有刻线，中心有提钮孔，两端也有系挂青铜盘的孔。这套相当于现在天平的称重器是当时楚国使用的衡器的代表。衡器是指测量器物重量的工具，这种利用杠杆原理制作的衡器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衡制单位很复杂，各国之间的计算方式和数值也不同，比较常见的是我们熟悉的斤两制，不过斤两的数值与今不同。常用的单位从小到大为铢、两、斤、衡（10斤）、秤（15斤）、钧（30斤）、石（120斤）、鼓（480斤）。各国一斤的重量不尽相同。周制中，以一立方寸黄金的重量作为一斤的重量。各国尺的长度不同，所取黄金的大小就不同，一斤的重量也就各有差异。
这套楚国衡器中的九个青铜环权相当于9个砝码，经测量，其重量分别为0.6克、1.2克、2.1克、4.6克、8克、15.6克、31.3克、61.82克、125克。据专家研究，这些重量相当于当时的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由此推算楚国当时的一斤约为250克。楚国当时流行青铜贝币和黄金货币，这种小计量的衡器大约是用来称量黄金货币的。
错金鄂君启铜节
战国 楚
水陆交通运输凭证
1957年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
舟节(右)长30.9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车节(左)长2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
铜节分舟节和车节两种，用时双方各持一半，合节验证无讹才发生效力，舟节(右)长30.9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有错金铭文9行165字；车节(左)长9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有错金铭文150字。铭文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舟节和车节的过程，并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是研究战国时楚国交通、地理和商业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
“鄂君启”节一共有5件，其中舟节2件，车节3件，均为竹节状。图中这两件青铜节分别为舟节和车节。每件舟节表面有错金铭文164字，每件车节上有错金铭文148字，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
鄂君启，楚怀王之子，名启，字子皙，其封地在鄂（今湖北鄂州)，所以称为鄂君启。“鄂君启”错金青铜节制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铭文记录了从“鄂”到“郢”(今湖北江陵附近)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对研究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节就形制而言，有虎形、马形、龙形、竹节形。早期的节是剖竹为之，后来虽用青铜铸造，但仍多取竹节之形。“鄂君启”错金青铜节在使用时是否需要合验，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各地有税官驻守，当有合验才能通行；一种认为此节是一种凭证，持有就可以放行，节中记录的城邑有20多处，每处都备有合验的节不太可能。
第四组 日常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礼仪化的饮食活动依然很多，壶、簋、罍、鼎、盘、匜等青铜饮食器仍在使用；漆器因其艳丽而轻巧，被广泛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使丝绸服装成为贵族阶层的主要衣着；华丽的铜灯、精美的铜镜等，都成为贵族家居生活中的时尚用品。
曾仲斿父壶
春秋
盛酒或盛水器
1966年湖北省京山县出土
高66.7厘米
此器盖内与壶内壁均有铭文12字，为曾仲游父作器。据文献记载，“曾”有三个，一个在今山东省峄县，一个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北，另一个则在今湖北省江汉流域。这个曾仲游父壶应属后者所铸。此曾国与黄国、江国互通婚姻，京山发现的97件铜器中，6件有曾国铭文，2件有黄国铭文，说明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个曾国与黄国已经有了密切的联姻关系。
这件青铜壶由壶盖和壶身两部分组成，器体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盖身上宽下窄，下有子口以纳入壶体中，上有波带“莲瓣”状捉手（共有10个波带），盖面中空。壶侈口、方唇，束颈，颈两侧有立角兽首衔环耳；鼓腹略下垂；底部圈足外侈。壶盖缘和颈部各饰一周“S”形穷曲纹，口颈间饰一周波带纹，腹部上下饰两周波带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器盖内和壶内壁均铸有铭文12字：“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显示此壶为曾仲斿父所作。
与此壶同出的一件青铜鼎铭作“曾侯仲子斿父”，“曾侯仲子斿父”即曾仲斿父，可知其为曾侯之子，是曾国重要的贵族。除“曾仲斿父”青铜壶外，苏家垅墓葬共出九鼎七簋等大量曾国器物，这说明当时这一带属于曾国疆域。
错银铜卧牛
战国 楚
镇席之器
1956年安徽省寿县出土
长10厘米、高5厘米
青铜卧牛作蟠伏顾首状，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牛身有错银云纹，不仅动感十足，而且充满神秘气氛。腹下刻有“大府之器”铭文。《周礼·天官·大府》职云：“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府。”“大府”是王室掌管财币货藏的机构，是王室府库的官长，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此器当是大府所藏专供王室使用的器物，故造型制作都异常精美。
青铜卧牛为席镇。古人跪坐于地、床、榻等，上必铺席。为了避免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镇。《楚辞·九歌》有“白玉兮为镇”的诗句，但考古发现中以青铜镇居多，极少见到玉镇。
第三单元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领域发生巨变，一些得到良好教育的“士”人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建立了众多学术流派。其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与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成为时代显学，弟子遍天下。他们与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自由争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问题，在学术思想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界的活跃也促进了文学、史学、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中华文明从此走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的新时代。
战国楚
乐器
1957年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出土
这套编钟共13件，附铜辖（悬挂编钟的钩鞘）13个。13件编钟的高度依次是30.5厘米、25.7厘米、24.5厘米、23.4厘米、21.8厘米、21.4厘米、20.3厘米、19厘米、17.6厘米、16.6厘米、15.9厘米、15.5厘米、13厘米。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楚历屈之月，晋国救戎于楚的事件。经试音发现这组编钟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该编钟音律准确、声音悠扬。
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遨游太空携带的乐曲《东方红》就是用这组编钟演奏的。
周朝是依靠礼制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编钟这种礼乐用器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西周早期出现三个一组的编钟以后，其每组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春秋战国时期，上层贵族仍沿袭周王朝的一些礼制，因此在其大墓中经常陪葬编钟、编磬。
西周时期贵族的音乐，主要是配合礼仪演奏的，曲调讲究严肃、平稳，伴奏的乐器以钟、磬、鼓等打击乐器为主，被称为“金石之音”。《荀子·乐论篇》中谈到各种乐器之音在礼乐中的作用：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管等似日月星辰。礼乐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雅乐”，可在庙堂上制造出一种天、地、人浑然一体的庄重气氛。
战国楚书写工具
1954年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出土时装在一竹筒中，毛笔长21.2厘米，竹筒长23.2厘米
笔杆为圆形实竹，笔尖为兔毫，其制作方法是将笔杆一端劈成数股，夹住兔毫，用丝线缠紧，髹漆，使其牢固。毛笔在中国使用很早，最晚在商代即已出现，但因实物易腐朽，难以发现。这支毛笔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
第四单元 春秋战国时期的周边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人常常自称为“诸夏”，将居住在周边地区的部族称为“蛮、夷、戎、狄”。随着中原各国与周边民族的密切交往，到春秋战国之际，“蛮、夷、戎、狄”中的大多数部族逐渐与“诸夏”相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一组 北部与西北部地区
春秋时期，北部与西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戎和狄。其中，戎包括北戎、山戎及部落众多的西方戎族，狄包括白狄、赤狄、长狄等部族。到了战国时期，这些部族多与华夏族融合成一体。北部地区的部族被泛称为“胡貉”，包括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西北部地区的部族被泛称为“氐羌”。
曲刃铜剑
夏至春秋 夏家店上层文化 公元前1000—前300年
兵器
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
约长35.5厘米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分布于辽宁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及河北北部。这两柄曲刃铜剑属于曲刃銎柄式，两侧刃呈双曲弧形，中间起柱状脊。这种形式的短剑，主要发现在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青铜武器，多出于墓葬中。当时基葬的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往往是用石板或石块垒堆的石棺、石椁殓尸。
这件青铜剑由剑身和剑茎组成。剑身中部有脊，曲刃，两边刃中有明显凸起的节尖；剑茎较短，为扁柱形，与剑脊连为一体，需要另加其他质地的剑柄。
曲刃剑广泛分布于东北地区，其最早出现不晚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最晚则可到战国时期。本剑为曲刃短剑较早的一种类型，属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出土地小黑石沟所在的宁城一带，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中心区域，发现过多座较大型墓葬。
春秋时期，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及江苏北部一带，包括淮夷、徐夷、东夷等。第二组 东部地区
三轮铜盘春秋
时期
水器
1957年江苏省武进县出土
高15.8厘米、盘径26厘米、轮径7.8厘米
盘呈圆形，平沿方唇，盘腹向内弧收，腹部饰一周雷纹，腹底接直壁的圈足，圈足与三轮相连。盘前圆轮上铸有一对回身欲饮的龙，龙首有目冠，吻部突出，龙身从盘底横出，折向上，回首向盘。龙颈部饰鳞纹，身部饰云纹，它也是推转轮盘的把柄。在盘的左右两侧下方，另装有两轮。盘上所饰编织纹，与印纹硬陶器上所饰编织纹相近。出土地当时为东夷或吴人聚居区，这件铜盘无论器型、纹饰都带有独特的地方特色。
盘出现于商代二里冈时期，在两周时期比较流行，其腹部均较浅，有耳或无耳，有圈足或无圈足，有的圈足下设三足。此盘出于江苏武进，在春秋时期为东夷或吴人聚居区，其形制、纹饰都富于地方特色。
第三组 南部和东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居于楚国境内或楚国之南的少数民族被称为“群蛮”和“百濮”，他们后来逐渐融入楚国；东南部及岭南少数民族被统称为“百越”，分布于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鼍龙纹提梁卣
春秋越
盛酒器
湖南省湘潭市出土
高49厘米，口长27.2厘米，口宽19.5厘米
靴形铜钺
战国 百越
兵器
197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银山岭出土
长8.5厘米，刃宽13.7厘米
此钺形如皮靴，是具有百越地方风格而与中原不同的兵器。
青铜钺形似皮靴，銎部呈六棱形，一侧有附耳，钺面饰有网格纹和齿状图案。青铜钺是古代越族地区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越族的得名与他们首先发明和使用了“戉”(钺)这种工具有关。实际上，越人的青铜钺只是广西、云南地区的西瓯、骆越和滇越人的青铜钺，浙江、湖南等地发现的青铜钺是岭南越文化向北传播的结果。这些越式青铜钺最早出现在春秋后期，最晚的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其传播范围一直扩展到东南亚地区。
靴形青铜钺是越式青铜钺中的一类，亦被称为“不对称形钺”。关于靴形青铜钺的用途，学术界有除草器、武器、切割器具、祭祀用具以及纺织用具等说法。从各地出土的有关器物看，一些靴形钺制造精美，上面往往装饰羽人舞蹈、羽人划船以及蛇形等图案，这些图案在中国南方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青铜鼓上也有所反映。很多学者认为这些图案和古代越人进行的水上祭祀有关。因此，类似图案表现在靴形青铜钺上，似乎也显示出这类器物有祭祀用的可能。
第四组 西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西南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巴、蜀和西南夷。巴人分布在今重庆及四川东部、湖北西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蜀人分布在今四川北部和西部；西南夷分布于今四川西北、西南部，云南和贵州两省及广西西部。
虎纹铜钲
战国蜀
行军节鼓乐器
传四川省新津县出土
高39.3厘米，铣距13.5厘米
该钲柄较长，器身正面刻有虎纹、树纹和巴蜀文字，是典型的古代巴人和蜀人使用的器物。巴、蜀是今四川省境内的部族，巴在今四川省东部地区，蜀在今四川省西部长江上游以北地区。蜀在春秋末年已有发达的农业，战国中期迁都于今四川成都，成为'戎狄之长'。巴、蜀受秦楚文化的影响很深，在青铜器上铸刻虎纹、于纹、花蒂纹，则是本民族风格的体现。
错金银犀牛铜带钩
战国巴
长17.5厘米、高6.5厘米1954年四川省昭化县宝轮院出土
带钩整体为独角犀形，颈有双鬣，鼻向前伸成钩，钩端作口首兽头形，造型异常优美。巴人是战国时期生活在今四川省东部的部族，习惯于乘船在水上渔猎，后亦从事农业生产。巴人最后迁都于今四川省重庆市嘉陵江沿岸一带，因长期与楚接壤，受楚文化影响甚深。以独木舟作船棺而葬是巴人的风俗。
此件带钩呈犀牛形，犀牛体型健硕，鼻上有双角，前角长且弯曲。犀牛鼻端伸出一柱形钩喙。通体饰卷草纹，用以表现犀牛皮肤的褶皱，纹饰绚烂而有致，极具装饰效果。
此件带钩为古代巴人制品，造型独特，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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