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名又称学名、官名，是正式的名字，在社会交往中使用。元代人们的大名，有二字，有一字，而以二字居多。名字中排辈的现象很普遍，即同一辈的人使用同一个字作为标帜。孔子後裔的排辈最为严格，有元一代，先後有五代衍圣公，即孔元措——孔治——孔思晦——孔克坚——孔希学。但孔元措与孔治之间隔了一以“之”字排行的一代。所以，元代孔子後裔实际上是六代，分别以元、之、水（这一代多水旁单名）、思、克、希排行。当时孔氏後裔有南、北宗之分，北宗在曲阜，南宗在衢州（今浙江衢县），是北宋灭亡时迁过去的。虽有南、北之别，但排辈的字是一样的，例如与孔治同辈，南宋的头面人物是孔洙。（注：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见《元史研究论稿》第328-345页。）民间亦是如此，如上举张士诚之例，兄弟数人的大名均以“士”排行，分别是士诚、士信、士德、士义。官僚、世族成员和文人在大名之外，一般又有字和号，例如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字公茂；窦默字汉卿，又字子声；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彼此之间称呼时常以字而不以名，用以表示亲近和尊重。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皇帝对汉族大臣，常常以字而不以名称。例如，忽必烈出征云南时对儿子真金说：“姚公茂吾不能离，恐废汝学，今遣窦汉卿教汝。”（注：姚燧：《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五。）後来，忽必烈为王文统参与叛乱之事质问有大儒之称的许衡时说：“窦汉卿独言王以道，当时汝亦知之，何为徇情不言！”（注：许衡：《对御》，《鲁斋遗书》卷四。）以道是王文统的字，他原受忽必烈宠信，官至中书平章政事，因与山东军阀李 相互勾结企图叛乱而被处死。窦默在事先曾揭发过王文统，而许衡却没有表示，忽必烈对许衡不满，故加以责问。但此时仍称王文统为王以道，可见已成为习惯。元仁宗称许衡为许仲平，赵孟頫为赵子昂，亦是同样的例子（注：《秘书监志》卷五《秘书库》、卷六《秘书库》）。
下层百姓中有很多人，成年以後，仍然沿用小名，没有大名。从现存元代法律文书来看，涉及各种民事、刑事案件的普通百姓，不少人的名字与动物有关，如驴儿、牛儿等，更多的则是以数字为名，如黄三七、杨千六、陆千五、杨万十五、陈千十二等（注：前者见《元典章》卷五○《刑部一二?放火?婿烧妻家房舍离异、放火同强盗追陪》；後者见《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四?嫁娶?领讫财礼改嫁事理》。）。这些人名的大量存在，说明在元代人们以小名相称的现象。这些名字显然都是小名，而在成年以後仍然以此相称。在元代，有些“街市匹夫”发财以後，也效法上层社会，给自己取上好听的名或字，这种做法引来文人的讥笑：
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廝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糶米的唤子衣，卖肉的呼仲甫。做皮的是仲才、邦辅，唤清之的必定开沽。卖油的唤仲明，卖盐的称士鲁，号从简的是采帛行铺，字敬先是鱼鮓之徒。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注：刘时中：《［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元曲选》第672页。）！
在上层社会和文人眼裏，下层匹夫用“不寻俗”的“字样”为自己取名、字，是可笑的事情。可见姓名上亦反映出人们的社会地位。
妇女亦有小名、大名，与男性类似。妇女的小名常用“娘”、“儿”、“哥”、“奴”等字样，以及“腊梅”、“菊花”等花草名目，成年以後继续使用小名的情况似较男性更为普遍，这应与当时女性不能从事社会活动有关（注：《元曲章》卷一八《户部四?婚姻?嫁娶》中所收大多为平民案件，其中女性名字有赵速儿、刘婆安、高唤奴、李伴姐、刘伴姨、李丑哥、刘寺奴、石小梅、张福仙、安秀哥、王哇哥、刘瑞哥、郝伴姑、李兴奴、黄鹤姐、杨福一娘、胡元七娘、徐二娘、白满儿等。显然都是小名，成年後继续使用。）。元代汉族妇女在结婚以後，通常在自己姓以前加一“阿”字，称为“阿刘”、“阿王”、“阿马”等，有时就把丈夫的姓加在前面，如张阿刘、杨阿马等（注：《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家财?寡妇无子承夫分?户绝家产断例》。）。辽阳大宁路利州妇女田阿段，丈夫田千羊，父亲段琮，便是以夫姓加阿加父姓而成的（注：《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四?收继?田长宜强收搜》。）。这种情况南北都很普遍。这和後代以夫姓加父亲姓氏（如田阿段在後代应称田段氏）是有区别的。这种称呼，起於何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注：洪金富先生说：“这种对妇人的称呼法，至少可上溯至宋代。”但他以《清明集》为例，指出当时有在妇女性前加“阿”的现象，如阿黄、阿戴等，“唯《清明集》中似无在'阿’字前冠夫性而成'×阿×’之称呼之例”。也就是说，“×阿×”这类称呼的起源仍是不清楚的，因为“阿×”与“×阿×”是不同的。见他的《数目字人名说》，《史语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二分，第372页。）。另外一种现像是，僧人出家以後都有法名，而法名上却冠以本来的姓，见於法律文书的僧人有孙义吉、张文通、伍普秀、袁允中、张善祥、华祖仁、曹胜哥等（注：《元典章》卷四九《刑部一一?刺字》诸条。）。这些僧人分布在南、北各地，可见这种现象相当普遍。
元末农民起义的策动者彭和尚，是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慈化寺僧人，名莹玉，人们称之为彭莹玉（注：权衡：《庚申外史》卷上。），也是僧人冠有俗姓的例子。
元代汉人姓名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现象，那便是取蒙古名。元朝是蒙古族上层建立的政权，蒙古人居於特殊地位。元朝统治者常以向汉人赐蒙古名的办法，表示将他们视为同族，作为笼络的一种手段。清代史学家赵翼说：
元时汉人多有作蒙古名者，……盖元初本有赐名之例，张荣以造舟济师，太祖赐名兀速赤。刘敏，太祖赐名玉出干；其子世亨，宪宗赐名塔塔儿台；次子世济，又赐名散祝台。石天麟，太宗赐名蒙古台。邸顺，太宗赐名察纳合儿，其弟弟亦赐名金那合儿。睿宗时，亦以大兴人贾昔剌多须而黄，遂赐今名。其後昔剌孙亦名虎林赤，盖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赐名尤多，刘思敬赐名哈八儿都。播州土官杨汉英赐名杨赛因不花。王昔剌保定人，赐名昔剌拔都。张惠新繁人，赐名兀鲁忽讷特。许扆曲沃人，赐名忽鲁火孙。燕公楠赐名［赛因］囊加带。刘哈剌八都鲁本河东人，初赐名哈剌斡脱赤，後以功又赐名察罕斡脱赤，最後又赐今名。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者，亦多仿之（注：《廿二史札记》卷三○《元汉人多作蒙古名》）。
在赐名这种做法影响下，不少汉人取蒙古名，以此向蒙古统治者表忠心，希望得到青睐。这在中、上层官僚行列中特别流行。上文提到贾昔剌，子丑妮子、虎林赤、秃坚不花，丑妮子可能是以小名行，虎林赤、秃坚不花都是蒙古名，两人均曾任要职。秃坚不花子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秃忽赤，都是蒙古名字（注：《元史》卷一六五《贾昔剌传》。）。又如郑鼎，曾从忽必烈出征大里，赐名也可拔都。其子郑制宜，小字纳怀，应是既有汉名又有蒙古名。孙阿儿思兰，只有蒙古名（注：《元史》卷一五四《郑鼎传》。）。但在民间，亦有取蒙古名字者，但为数不多。
汉人取蒙古名字，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只有蒙古名字，如上述虎林赤、秃坚不花、阿儿思兰等；另一种是同时有两个名字，一个是蒙古名，一个是汉名，同时使用，例如上面所说郑制宜又名纳怀等。此外，还有在蒙古名前用不用汉姓的区别。一人两名的情况，在当时应为人们所熟知，但各种文献中记载往往不同，有的用汉名，有的用蒙古名，这对後代的研究者来说却是很麻烦的事情。
（三）汉人绰号
绰号又叫外号、诨名，也是一种称谓语。它指在人们本名之外，他人根据其某种特徵为之另起的名号，或根据其身体特点，或根据其技艺特长，也有根据其性格作风。绰号有时直称其特徵，更多则采用比喻的形式。元代流行水浒故事，水浒中人物都有绰号，流传很广。南宋遗民龚开作《宋江三十六赞》，三十六人都有绰号，龚开的“赞”都是就他们的绰号发议论的，如“呼保义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讳忌”。“活阎罗阮小七”，“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太伯”（注：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宋江三十六赞》。）。绰号与人名，已经密不可分了。元代话本《宣和遗事》和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中，也都提到英雄们的绰号。在其他题材的杂剧中，某些人物亦有绰号，如“护桥龙宋彬”（注：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元曲选》第1001页。）、“铁幡竿白正”（注：佚名：《朱砂担滴水浮沤记》，《元曲选》第388页。），这些是江湖人物的绰号。郑州太守苏顺，“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当地百姓“与我起个绰号，都叫我做模稜手，因此我这苏模稜的名，传播远近”（注：李行道：《包待制智赚灰阑记》，《元曲选》第1116页。）。显然，绰号比名字传播更快更广。在衙门中充当六案都孔目的岳寿，“谁不怕他，有个外名儿，叫做大鹏金翅雕”，意思是“天地间万物，都挝的吃了”（注：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元曲二》）
二
（一）蒙古族亲属称谓
蒙古族中，亲属称谓亦相当复杂，各种亲属关系都有专门的称呼。见於记载的有：父（爱赤哥）、祖父（阿不干）、伯伯（爱宾）、叔叔（阿不合）、哥哥（阿合）、弟弟（斗）、丈人（合敦阿赤哥）、舅舅（纳合丑）、女婿（库里干）、母（阿可）、姐姐（阿可赤）、妹妹（对）等（注：《事林广记》（至顺本）续集卷八《文艺类?蒙古译语》）。
蒙古族没有姓，只有氏族名和名字。蒙古人的名字，多种多样。清代学者钱大昕对此有所叙述：
元人以本国语命名。或取颜色，如察罕者白也，哈剌者黑也，昔剌者黄也（亦作失剌），忽兰者红也，勃罗者青也（亦作博罗），阔阔者亦青也（亦作扩廓）。或取数目，如朵儿别者四也（亦作掇里班），塔本者五也，只儿瓦歹者六也，朵罗者七成，乃蛮者八也，也孙者九也，哈儿班答者十也，忽陈者三十也（亦作忽嗔），乃颜者八十也（亦作乃燕），明安者各也，秃满者万也。或取珍宝，如按弹者金也（亦作阿勒坛），速不台者珠也（亦作碎不歹），纳失失者金锦也（亦作纳石失），失列门者铜也（亦作昔剌门），帖木儿者铁也（亦作铁木尔，又作帖睦尔）。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或取吉祥，如伯颜者富也，只儿哈郎者快乐也（亦作只儿哈郎）。阿木忽郎者安也，赛因者好也，也克者大也，蔑儿干者多能也（一作默尔杰）。或取物类，如不花者牯牛也（亦作补化），不忽者鹿也（亦作白忽），巴而思者虎也，阿尔思兰者狮子也，脱来者兔也（亦作讨来），火你者羊也，昔宝者鹰也，昂吉儿者鸳鸯也。或取部族，如蒙古台、唐兀台、逊都台、甕吉剌歹、兀良哈歹、塔塔儿歹、亦乞列歹、散术歹（亦作珊竹台）、肃良合（亦作琐郎哈，谓高丽人也），皆部族之名。亦有以畏吾语命名者，如也忒迷失者七十也，阿忒迷失者六十也，皆畏吾语。此外如文殊奴、普颜奴、观音奴、佛家奴、汪家奴、众家奴、百家奴、丑廝、丑驴、和尚、六哥、五哥、七十、八十之类，皆是俗语。或厌其鄙僿，代以同音之字，如“奴”之为“讷”，“驴”之为“闾”，“哥”之为“格”，不过游戏调弄，非有别义也（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九《蒙古语》）。
钱大昕列举蒙古人命名的多种方法：颜色、数目、珍宝、形相、吉祥、物类、部族，以及畏吾语、“俗语”。所谓“俗语”，实际上就是汉族民间流行的语言。其中多数与汉人小名相同或相近。以汉人小名为名字的现象还可举出不少，如宝哥、道童、庆童等。
元代有些蒙古人受汉文化薰陶，在姓名方面也有影响。比较常见的是保持蒙古名，采用汉字的字或号。最早的例子是忽必烈的侍臣阔阔，字子清（注：《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元代中期以後，这种情况逐渐增多，如元末权臣脱脱字大用，大臣朵尔直班字惟中，别儿怯不花亦字大用。达不华字兼善，号白野。亦有既用蒙古名又有汉名者，如元末曾任侍正府都事的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注：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五《高丽氏守节》。杨瑀：《山居新话》。）。但这种情况似乎不多，和汉人兼用蒙古名的情况不能相比。
（二）其他民族人名称谓
元朝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人、蒙古人之外，比较重要的民族还有契丹、女真、唐兀、畏兀、哈剌鲁、康里、吐蕃、回回等。各族都有自己的命名习惯，各不相同。他们与汉人、蒙古人共处，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因而受用汉名、汉字甚至汉姓者有之，采用蒙古名的亦有不少。
契丹、女真因长期和汉人共处，采用汉人姓名已相当普遍。契丹人耶律楚材，字晋卿，是蒙古国时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楚材之子耶律铸、孙耶律希亮，都用汉式名字，铸有兄铉，应以“金”排行；希亮兄弟十一人，已知名字者八人，均有“希”字，可见以此排行。耶律原是契丹氏族名，後来受汉族影响成为姓，是契丹人特有的姓。王珣，本耶律氏，金朝後期其祖父避乱改姓王氏。王珣率众归附成吉思汗，其子王荣祖，孙通、泰、兴等（注：《元史》卷一四九《王珣传》。）。这是姓、名都采用汉制的例子。此外如耶律阿海、石抹也先、移剌（耶律）捏儿、石抹明安等，都保持本族姓名，其子孙有的取蒙古名（卜花、蒙古不花、虎都不花、忙古带等），有的取汉名（宝童、驴马、良辅、继祖等）。也有仍用本族名（注：《元史》卷一四九《移刺捏儿传》，卷一五○《石抹也先传》、《耶律阿海传》、《石抹明安传》。）。此外还有一人两名，如移剌耶律捏儿之孙耶律元臣别名哈剌哈孙（注：《元史》卷一四九《移刺捏儿传》。）。女真人的情况和契丹人很相似。乌古孙泽字润甫，奥屯世英字伯豪，这是以氏族名为姓，名和字完全从汉俗。刘国杰字国宝，李庭字劳山，则名、姓均从汉俗。而刘国杰的二子，一名脱欢，一名脱出，孙男忽都不花，曾孙伯颜帖木儿、安童，多数用蒙古名（注：《元史》卷一六二《刘国杰传》）。
唐兀又称党项，主要居住在今天的宁夏和甘肃一带。元朝统一後，不少唐兀人内迁，与汉、蒙及其他民族杂居，他们的名字多种多样，以本族名居多，亦有用汉名、蒙古名的，前者如余阙，後者如卜颜帖木儿，都是元末政坛上有名的人物。余阙的父亲沙剌臧卜，用本族名。余阙的姓和名都从汉俗，又字廷心。也就是说，到余阙一代才起变化。卜颜帖木儿字珍卿，唐兀人像他这样有蒙古名或本族名而仿效汉俗取字者不在少数。唐兀人中还有几个世代用汉姓的家族，如高氏（高智耀、高睿、高纳麟）、刘氏（刘完泽、刘沙剌班）等，其姓的由来是不清楚的，而这些家庭成员中有些仍取蒙古名字（注：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二《色目》。）。
畏兀、哈剌鲁来自中亚，一般以本民族的习惯命名。但他们中有些官员、文人受汉文化感染，亦有按汉俗取名或字者，有的还采用汉姓。如元代後期哈剌鲁诗人乃贤，字易之，又以马为姓，人称马易之（注：陈高华：《元代诗人乃贤生平事迹考》，《文史》第32辑。）。哈剌鲁学者伯颜，一名宗圣，字宗道（注：《元史》卷一九○《儒学传》。）。畏兀人中取汉名者较多，如小云石海涯以“酸斋”为号，又因其父名贯只哥，便以贯为姓，人称贯酸斋（注：《元史》卷一四三《小云石海涯传》。）。畏兀人中有两个采用汉族姓名的著名家族，一个是偰氏，一个是廉氏。取偰为姓，是因为其先世出於偰辇杰河之故（注：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一一。）。偰氏家族元代以文学显，其成员一般既有本民族名字，又有汉文姓名，汉文姓名实为本族名的音译（注：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元朝史新论》第280-284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9年版。）。廉氏家族得姓，是因为其先世有人在蒙古国时期曾任廉访使之故（注：《元史》第一二五《布鲁海牙传》。）。廉氏子孙，有一代均以“希”字排行，如希宪、希恕、希贡等。其下一代均为单名，但都有“心”旁，如恪、恂、忱等。然而就在这两代人中，见於记载的不少人都有本民族的名字，如阿鲁浑海牙、中都海牙、迷只儿海牙、惠山海牙等。可以推知其馀成员亦应有本民族名字，只是不见於记载而已。这种双名制在当时可能尽人皆知，对於後代学者则增添了许多困难。清代学者钱大昕以博闻多识著称，他说：“廉氏系出畏吾，虽读儒书，取嘉名，仍循国俗，以畏吾语小字行。见於史者，惟希贤一名中都海牙。至如希宪一名忻都，恂一名米只儿海牙，以予博考二十年，始能知之。”（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八《松江宝云寺记》。）
（三）回回人名称谓
元代来自中亚、西南亚和非洲的伊斯兰教信徒，统称为回回。回回人的名字，多数仍保持原有的习俗，常见的有阿散（哈散）、阿里、马合谋（阿合麻）、亦不剌金、乌马儿等。元代回回人的名字中有不少以“丁”结尾，如纳速剌丁、阿老丁、苫思丁、赡思丁等。“丁”是阿拉伯语Din的音译，原意为宗教、信仰，加上所属格ad(al)，赋予整个名字以某种涵义，如赡思丁(Shams-ad-Din)意思是宗教之光，纳速剌丁是宗教的卫士，等等（注：何高济、陆峻岭：《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赛典赤》，《元史论丛》第五辑，第239页。）。回回人入居中原日久，在名字方面也受到蒙古和汉族的影响。忽必烈时期，回回人赛典赤历任要职，对云南的开放有过很大的贡献。赛典赤的子孙大多取伊斯兰教名字，如纳速剌丁、乌马儿、哈散等，但他有一个孙子名伯颜，这是忽必烈赐给的蒙古名字，义为富。另一个孙子名伯颜察儿，义为小伯颜，也是蒙语。这是用蒙古名字的例子（注：何高济、陆峻岭：《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赛典赤》，《元史论丛》第五辑，第239页。）。在元代中期以後回回人取汉字的很多，崇仁（今江西崇仁）县尹木撒飞，“慕效华风，欲立字以副其名”，他人“字之曰仁甫”，便是一例（注：吴澄：《崇仁县元侯木撒飞仁甫字说》，《吴文正公集》卷六。）。有的还取汉名、汉字，甚至仿汉俗取姓。常见的是以父或祖名字中的一字为姓，也有以己名中一字为姓。
(四）也里可温人名称谓
元代的基督教徒称为也里可温。蒙古族中的克烈、乃蛮两部均信奉景教（又称聂思脱里教，是基督教中的一支，流行于西南亚和中亚）。与蒙古关系密切的汪古族（又称白鞑靼，居住在阴山以北）也信奉景教。此外还有不少来自中亚、西南亚以至欧洲的基督教徒，他们中有信奉景教者，也有信奉罗马天主教者。对于这些外来的基督教徒，元朝政府称之为也里可温人（户）。基督教信奉者往往采用教名。例如，蒙古国时期宫廷中有一位出身克烈部的大臣，名叫镇海。他的儿子一名要束木(Joseph)，一名勃古思(Bacchus)，一名阔里吉思(Georges)，都是基督教名。汪古部首领的家族，数代之中，取基督徒名者基多，如审温(Simeon)、保六赐(Paulus)、岳难(Johanan,Jean)、雅古(Yakub,Jacques)、天合(Denha)、易朔(Yiso,Jesus)、禄合(Luc)等，都是景教习用的教名（注：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49-70页。）。汪古部的一个首领也用教名阔里吉思(Georges)，阔里吉思之子术要(John)、兄弟术忽难(Johannes)，也都用教名。元代还有一位也里可温诗人雅琥，原名雅古，亦教名（注：《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
也里可温入居中原后，采用汉名、汉姓以及双名并用者不断增加。上述汪古家族便是一个例子。十三世纪初，此家族之长习礼吉思又名马庆祥，字瑞宁，双名并用。他的后裔均以马为姓，有用基督教名，有用汉名、蒙古名，见前述，总的趋势是用汉名者愈来愈多。上述诗人雅琥，字正卿，显然仿效汉俗。还有一位也里可温诗人金哈剌，字元素，亦是汪古人，有汉姓、汉字而取蒙古名（哈剌Qara，黑），更体现了不同文化习俗的混合（注：萧启庆：《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游寓兴诗集〉》，见《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第165-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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