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与『治心』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在苟陂县兴修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渠。水渠又宽又长，足以灌溉沿渠的万顷农田。百姓受益很大，都颂赞孙叔敖是爱民如子的好官。

可是水渠修成后，沿堤的农民开始在旱季把庄稼种到堤岸边，有的甚至把农作物种到了堤坝内。雨季来临，渠水上涨时，这些农民为了保住自家的农田和庄稼不被淹，便偷偷地在堤坝上挖开口子放水。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水渠被挖得遍体鳞伤，经常因为决口导致水灾。就这样，一项辛苦修筑的水利工程变成了“水害”隐患。

历代苟陂的百姓都对县官治理水患充满了期待。一任县官如果在渠水暴涨时能调动军队去修筑堤坝、堵塞漏洞，治水有功，便会被百姓称颂为“好官”；如果在水灾时置之不理或治理不力，造成一定的损失，便会被百姓贬损为“庸官”。这样延续了1500年，苟陂县一带便出现了87位好官，而庸官则多达395位。

到了宋代，李若谷到苟陂任知县。他一上任便被告知要当好官就必须做好决堤时修堤的准备。可李若谷不仅把以前护堤的军队全部遣散，还让杂役在水渠边的乡镇和村庄贴满告示：“今后凡是水渠决口，本县概不抽调任何军队护堤，而只抽调沿渠百姓自行修好决口的堤坝。”

百姓们都对李知县的做法愤愤不平，私底下议论他是有史以来最不得人心的庸官。这话传到李若谷的耳朵里，他哈哈地笑了：“好官庸官不是评出来的，要看治水的效果。”果然，此后沿堤的百姓都因害怕在决口时被抓去救灾，再也没人为保自家良田而擅自放水，在堤岸边种庄稼的也越来越少。“水害”得到根本治理，人们这才意识到李若谷是真正有为的好官。

比修堤抗灾更重要、更有效的，是引导人们消除自私自利的念头，修筑起自律、自理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