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志娟，程得中
随着西汉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黄河的治理成为困扰帝国的一件大事。由于黄河特殊的水质条件及其流经区域的重要性，黄河水患成为影响帝国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问题。针对治理水患的问题，时人提出各种治河主张，有些方略极有见地，虽然当时未施行，但对后世影响深远。既有的研究，大多从治黄思想演进的宏观角度论述，少数专论西汉一代的研究侧重史料解读或知识普及，未能从治黄功效上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力图将汉代治河思想置于治黄史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其历史价值和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西汉时期，由于河床严重淤积和堤防过于狭窄，黄河多次决溢，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 年）起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止一百八十年中，黄河决溢了十次之多，其中五次都导致改道，并且决后往往听其漫流，历久不塞。决溢所造成的灾害很大，泛滥所及往往达数郡几十县，每郡治堤救水吏卒多至数千人，岁费至数千万。［1］西汉黄河的决溢情况见表1。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黄河在东郡酸枣决口，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 年），黄河决于瓠子。《汉书》记载：“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今延津西南），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在今淮阳县西南），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2］501河决瓠子是汉代最大的一次水灾，受灾情况极为严重，洪水泛滥到淮泗流域，夺淮入海，十六郡被淹没。此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小人得志，目光如豆，只因他自己的封地未尝受灾，便极力劝阻武帝堵塞决口，“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2］501造成瓠子决口长达二十多年没有被堵上。
表1 西汉黄河决溢统计表
当时的大臣希风阿旨，不以治理水患为意，反而纷纷上言开漕运，兴水利，著名的有郑当时、番系、张汤、严熊等人。然而瓠子决口造成的灾害却无法长期忽视，“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2］503终于，武帝在封禅的次年，不得不命汲仁、郭昌发卒数万，堵上了瓠子的决口。汉武帝在堤防上筑建宫室，名曰宣防，总算求得暂时的安宁。
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东郡河决，造成重大损失。东郡、平原、千乘、济南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余万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余所”［2］506。死者不可胜计，仅迁移出的居民即达九万七千余人。此后两年，即河平二年（前27 年），黄河又决于平原，再一次泛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2］506，损失差不多是建始四年决口时的一半。鸿嘉四年（前17 年），渤海、清河、信都三郡黄河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2］507，受灾区域和损失，几乎与建始四年相同。
西汉末期，自汉平帝元年（公元元年）开始，黄河河患更加严重。先是决泛汴渠，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 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3］1574。一直到东汉前期，黄河一直不时泛滥，危害巨大。
汉武帝时期的黄河决口使水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自是（堵塞瓠子决口）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2］504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到关中、汝南、九江、泰山，处处兴修水利，穿渠灌田，形成一股热潮，最出名的是关中的白公渠。
然而黄河的根本问题还是水害，它却不因朝廷的忽视而消失。于是，在一片兴水利的喧嚣中，齐人延年上书提出了改变黄河水道从而根治黄河水患的主张：
是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4］355
延年的治河理念在当时是很先进的：首先，他有一个宏观全局的视野。他看到，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因此可以通过研究地图，实地考察地形，从黄河的上游开一条新的河道，使它从胡人的游牧之地流过，注入渤海。由于黄河上游和游牧之地的植被条件较好，黄河由此流过，不至于携带泥沙，也就没有了下游令人头疼的泥沙淤积问题。其次，这个方案是极为可行的。如果从上游末端的河口镇开挖新河道的话，离它不远就是桑干河，此河由山西北边流入河北，汇入永定河，经北京、天津，流入渤海。将黄河与桑干河连起来是可行的。其三，这个方案带来的长远利益是极为巨大而深远的。“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它有可能一举解决困扰中国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的两个重大问题：边患与黄河水患（这二者也是导致历代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使得华夏文明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而和平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进步，而不是像在现实中那样，一次次地毁于外族的入侵及内部的灾荒动乱。延年看出了大河对游牧势力的阻挡作用远胜过万里关山，也看出了此举对现实、对未来的重要意义，“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可惜，如此视野宏阔、深谋远虑的治河主张被汉武帝一言否决，理由是，黄河乃圣人所做，不宜更改。不久后，黄河又在馆陶决口改道向北流。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开通后，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无水忧。［2］505
屯氏河形成后，黄河的情况比较稳定，馆陶以下的地区安全多了；历经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百姓安之”［2］505。但好景不长，到了元帝永光五年，黄河又在清河灵鸣犊口决堤，又一次改道。从此屯氏河消失了，下游地区又不太平了。
到了成帝初年，清河都尉冯逡上奏，提出分疏治河的主张，要求开通屯氏河，以分流泄洪。他认为黄河的情况比较特殊，若无第二条备用河道以泄洪的话，“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2］505遇到发大水时候是极为危险的。“屯氏河不流行七十余年，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2］505
冯逡的这个想法是极为明智的，而且话说得极为恳切，“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2］506然而，“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许商治”［2］506之后，武帝以“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2］506为由否决之。结果，“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2］506为了救灾，朝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调集大船五百多艘，被迁徙的灾民有九万七千余口。河堤使者王延世用四丈长、几围粗的大竹篓，盛满石头，投入决口，历时36 天，才堵住了决口。事后，王延世因堵河有功，升官受赏，“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2］506水灾所损，与救灾所费，不知道高出冯逡的工程费用多少倍。
正如冯逡所料，暂时堵塞决口并不能解决问题，“后二岁，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2］507此后黄河又多次决口。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丞相史孙禁提出解决方案：开掘金堤，让黄河流入古道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水道浚利，又干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余万顷，足以偿所开伤民田庐处，又省吏卒治堤救水，岁三万人以上。”［2］507
不出意外，此议又未通过，且又是许商出来反对，“公卿皆从商言”［2］507，纷纷附和。谷永提出灾异感应说，认为黄河泛滥是由于王朝失德造成的，应“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2］507李寻、解光归因于天道阴阳的变化，主张治河应当无为而治，“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2］508朝廷听信他们的话，不去堵塞决口，导致灾民长期受困，苦不堪言。“满昌、师丹等数言百姓可哀，上数遣使者处业振赡之。”［2］508
西汉后期，黄河频繁决溢，灾患严重，朝廷多次下诏征集治河方案。哀帝时，大臣平当担任河堤管理的职务，他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认为修筑堤防的方法是错误的，提出疏浚黄河的建议：“九河今皆寘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2］508-509奏议提交到朝廷，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不能决断，让各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推举有治水才能的进行评议。
绥和二年（公元前7 年），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诏贾让应诏上书，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河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首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近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十余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2］509
贾让首先指出，古代君主治理土地，一定要给水留出宽缓的余地，使水多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停留。“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明确治水的根本原则是顺从流水的自然之性，反对人为地控制河流。他反对建造堤防，指出“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建堤防不是一种好的做法，但由于当时齐、魏、赵三国筑造的堤防距离河边较远，有25里左右，给河流留下了泛滥的余地，因而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但如今人与水争地，近水而居，将新建堤防推进到距河几里甚至几百步的位置；而且由于新修的堤防人为地控制河流的方向，导致黄河的某段河流在一百多里的距离内居然五次改变流向，两度向西，三次向东，为黄河制造了巨大的隐患。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2］509-510
贾让认为，最上的策略，是迁走这些居住在黄河泛滥区的百姓，决开黎阳的遮害亭，使黄河北流入海。这样一来，“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至于反对者提出这将会破坏人民现有的生活环境，招致百姓的怨恨，贾让以非凡的气魄指出，“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大有佛阻杀佛、神阻杀神的气势。他指出，历年治河花费上亿的金钱，不能解决问题，一旦决口，死伤与损失无数；而现在，只需拿出几年的治水费用，来安置被迁徙的百姓，便可以“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大汉国土如此广大，难道还要与水争夺尺寸之地?贾让总结，“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月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余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余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2］510
中策，是在黄河水道的河北一侧，多开一些渠道，一方面灌溉，一方面减弱黄河干流的水势。贾让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遮害亭西边十八里的淇水口，堤防高一丈；到了遮害亭，已高四五丈。涨水时节，水面距离坝顶仅仅二尺多。他在堤上巡视，发现河水高于屋顶，百姓纷纷逃到山上，景象触目惊心。有大臣认为在黄河堤坝上开口会使河水失控，贾让提出可在那里设水门。在黄河边侧开漕分流，建一条坚固的石堤，北行三百多里，导入漳河之中，就能解决问题。这有三个好处：一是灌溉增加土地肥力；二是改种稻谷，可增加粮食收入；三是增加水运的便利。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2］510
至于不断修缮旧堤坝，加高加厚，只能是消耗劳力和费用，仍然会不断受害，这是最下等的策略。
贾让的治河三策是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对治理黄河进行的方案论证，较完整地概括了西汉治黄的基本主张和措施；首次明确提出在黄河下游设置滞洪区的思想，强调滞洪区的作用是“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论证规划方案时首次提出经济补偿的概念，提出综合利用黄河水利资源。而且他的主张建立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之上，具有极大的可行性，可惜未被朝廷接受。
到了王莽的新朝，始建国三年（公元11 年）黄河再次决口，是为清人胡渭所谓“黄河五大改道”之一。王莽召集学者数百人共商治河方略，较为著名的有“水猥”说、“以水刷沙”说等。
长水校尉关并提出“水猥”说，即建立滞洪区。他认为黄河下游的平原、东郡地区经常遭水灾，“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本来就不适合人民居住，“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把豫北、鲁西的黄泛区空出来作水的居留地，这一方略争议很大，但不失为一个很有见地的意见。
大司马史张戎提出“以水刷沙”之策：
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2］510
张戎指出，本来黄河的流水很急，能够冲刮泥土而加深河床，造成河水重浊；由于黄河水浑浊，多泥沙，沿河百姓又多引河流灌溉，导致黄河下游的水流速度变慢，泥沙沉淀，抬高了河床，暴雨来临时，就会溢出堤坝而决口。每次决堤，国家都要堵住决口、加高堤坝，弄得河流比地面还高。百姓简直成了在水中筑墙而居，这样怎么可以？希望能顺从黄河的水性，不要用它灌溉，那么自然水道畅通，不会再有溢出决口的祸害。张戎这种主张跟贾让的中策正相反，反对分流黄河用于灌溉。虽然不太可行，但他看到了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泥沙的问题，治水先治沙，倒也是明见。
这些学说颇有见地，但在当时却遭到只知经义训诂的迂腐官员的反对，如御史韩牧提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2］510结果这些建议大多都成了纸上谈兵，最终没有一种能够得以实施。
受时代所限，延年、贾让等布局宏大、综合治理的治河思想未能付诸实施，但在中华治水史上却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东汉直到清末，历代的治水人士，尽管在治理黄河的具体办法上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只是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上有所发展，而没有形成完整的治水思想。正如明人邱浚所言，“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贾让三策”［5］201。清康熙时河道总督勒辅在治河上取得很大建树，虽然认为贾让的治河方案不切实际，但也说：“（贾让）所云疆理土田，必遗川泽之分，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坡，宽缓而不迫数语，则善矣”［6］2487，对贾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河思想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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