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朋飞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1)
一
翻开河南省地图册，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条以元代治水专家贾鲁命名的著名河流。今贾鲁河是沙颍河一级支流，发源于新密市白寨乡杨树岗圣水峪，自西南向东北流至郑州市北郊再折向东南，流经中牟、开封、尉氏县，于周口市入沙颍河，全长219km，总流域面积5 896 km2。今所见河道是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后，经疏浚而成的新道，再加上建国后干支流上兴建了多座水库，已非历史本貌。贾鲁河的历史颇有些渊源，要说明水运环境，必须回到河流的初始状态，探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
今贾鲁河，虽名贾鲁，是否是贾鲁所为，学术界尚存不同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李长傅《朱仙镇历史地理》中认为:现在的贾鲁河并非元代贾鲁所修河，贾鲁河本名孙家渡河，是明代刘大夏所疏浚［1］。另一种观点，贾鲁河就是元代贾鲁修的那条河，如《河南航运史》等［2］(P160－161)。笔者赞同前者的观点。元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黄河在今山东曹县白茅堤决口，六月又北决金堤，泛滥达7年之久，为害甚大。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贾鲁受命以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总领治河事宜，开始了黄河治理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元史·河渠志》中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主要记述了贾鲁治河的经过和工程设施。贾鲁施工后的黄河下游河道流经路线，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叙述较为详细，邹逸麟又进行了补充并绘制出“元末贾鲁河流经示意图”，指出:河道经原武黑洋山、阳武、封丘荆隆口、中滦镇，至开封陈桥镇。再经仪封黄陵冈南，以下又经曹县新集、商丘丁家道口、虞城马牧集、夏邑韩家道口、司家道口，经萧县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徐州小浮桥入运。贾鲁所治河道仅限于仪封、曹县之间黄陵冈、白茅堤以下至徐州的河段。开封以上向北的那股岔流并未堵塞，亦未加治理［3］(P50－71)。这才是元末至正贾鲁所治河道，河道经行路线已很清楚，今贾鲁河可能并非贾鲁所为。
二
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自古就是南北交通要道。北宋之前，都城多建在黄河之滨，河南是南粮北运的必经之路，水陆运输比较兴盛。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全国漕运干线向东移出河南，河南的航运不再是全国的关注焦点，但因是多河流的省份，仍有其自身的交通网络和运输空间。今贾鲁河是沟通黄淮之间重要的南北通道，它的产生与金之后河南省府开封附近水道的湮废有关系。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后，金朝开封仍是水运发达的城市，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南京路图幅显示，汴河、金水河、惠民河、蔡河等仍在，广济河已不存在。这些河流除开封以下汴河已淤塞断流外，其它河流都可以通航。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黄河决开封义唐湾，自汴城迤东至陈留、杞县，“西蔡河上源由是淤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东达淮泗，其水亦入蔡河焉。后以其水浅不能行舟，乃立闸以积水”［4］(P92－93)。
明初，开封仍是国家漕运转输的中心之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有意定都北宋故都开封，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称开封府为北京，并在开封部署对元战争。大军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作为军粮。“其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洋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而贾鲁河故道遂淤。又由旧曹州、郓城两河口漫东平之安山，元会通河亦淤”。这次决口，东南至开封城北，主流折南挟持西蔡河南流，经陈州循颍水入淮，这是黄河主流首次夺颍水入淮河。会通河一段的淤塞，使得南粮北运较为困难。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黄河泛滥，汴河及闸俱被湮废。
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尚书郁新奏言:“近因淮河至黄河淤浅，以致馈运不通，请自淮安用轻舟运至沙河及陈州颍歧口，仍以大舟载入黄河，复陆运卫河以转输北京。”永乐三年(1405年)，“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陈州颍岐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黄河抵八柳树，车运赴卫河输北平，与海运相参”。自迁都北京后，会通河淤塞影响南粮北运的漕路，永乐帝遂采用郁新所奏议的用西蔡河漕运之法。江南粮食沿淮河上溯，顺颍河至陈州颍岐口(在周家口东12里)，再换大船转运，车运至卫河，输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命平江伯陈瑄督转运，一仍由海，而一则浮淮入河，至阳武，陆挽百七十里抵卫辉，浮于卫，所谓陆海兼运者也。海运多险，陆挽亦艰”，可见这条陆挽漕路的运输耗费较繁。到了永乐九年(1411年)，原先淤塞的会通河得以疏浚贯通，南北大运河恢复全程通航，“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这样，国家漕运主要通道不再辗转中原，河南只是在南粮北运中起着自身承运的作用。永乐十四年(1416年)河决开封，正流由土城东北五里，经城东边村、独乐岗至怀远入淮。这时开封城西还有一股河，经尉氏、洧川汇颍入淮。到宣德六年(1431年)这股河还存在。元至明初黄河在开封附近的频繁泛溢，对汴河、蔡河等造成了淤塞，但在开封以上的汴河仍是通畅且水量可观。汴河自须水之荥泽，绕中牟县北，东经韩庄镇，东流入祥符界安家口，下流经祥符县南，又东南至泗州入于淮。据《明史·地理志》，正统六年(1442年)，“改从此入河，后淤”。正统八年(1444年)，“尝浚(须水)以分决河之流，后亦堙”。显然，开封以上的汴河自1442年起也成为黄河的行洪通道，河道淤塞在所难免。
正统十三年(1448年)河决荥泽孙家渡。当时河南巡抚王暹曾说:“黄河旧从开封北转流东南入淮。自正统十三年改流为二:一自新乡八柳树，由故道东经延津、封丘入沙湾。一决荥泽，漫流原武，抵开封、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颍、郾城、陈州、商水、西华、项城、太康。没田数十万顷，而开封患特甚。”清傅泽洪《行水金鉴》也载:“河徙开封西北荥阳孙家渡口入汴河，至寿州入淮。”《开封市黄河志》更指出，主流经原武至开封城西南分两股:一股经洧川趋临颍、郾城;一股经尉氏、通许、扶沟、太康、西华、商水、项城合颍入淮。这样开封以上汴河发生变迁，黄河正流自荥泽孙家渡决口后，袭夺汴河河道，成为汴河的源头。这时，开封府城的“旧河、支河俱堙，漕河因而浅涩”。此后，开封城开始了修筑护城大堤和防水决城、泄水导流等系列措施，已无水运入城了。
孙家渡河经朱仙镇至白家潭，便进入扶沟县境，成化中知县李增曾对境内河道进行了改造修治，“自吕家潭南张单口另疏新河，迤逦西南至县东北五里许张会桥，与双洎合流出境，绕西华三面，下至周家口入沙河，下达淮安”。李增是二十一年上任，下一任知县是弘治三年上任的李溥，因而，治河时间当在1485－1490年间。因有水量较大的双洎河汇入，扶沟以下不易淤塞。
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黄河在开封及金龙口决口，入张秋运河，又决埽头五所入沁。三年正月，户部侍郎白昂上疏中提到这次上源决口，南决者“自中牟杨桥至祥符界析为二支:一经尉氏等县，合颍水，下塗山，入于淮;一经通许等县，入涡河，下荆山，入于淮。又一支自归德州通凤阳之亳县，亦合涡河入于淮”。后在修治河道中，“筑阳武长堤，以防张秋。引中牟决河出荥阳阳桥已达淮，浚宿州古汴河以入泗，又浚睢河自归德饮马池，经符离桥至宿迁以会漕河，上筑长堤，下修建水闸”。六年二月，工部侍郎陈政上疏中指出:“河之故道有二:一在荥泽孙家渡口，经朱仙镇直抵陈州;一在归德饮马池，与亳州地相属。”显然，白昂是将“荥泽孙家渡口，经朱仙镇直抵陈州”这条黄河泛道进行了疏浚。
弘治五年(1492年)七月，“河大决黄陵冈荆隆口，决数道，北犯张秋，掣漕河与汶水合。其荥泽及归德入淮之口尽淤，旧白昂所规画，一时皆废”。白昂疏浚的“孙家渡河”淤废了。于是，弘治七年(1494年)五月，以刘大夏为副都御史，治张秋决口时，刘大夏在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协助下，经过查勘，采取了疏浚与抢塞办法，一方面“浚仪封黄陵冈南贾鲁旧河四十余里，由曹出徐，以杀水势”。另一方面，“又浚孙家渡口，别凿新河七十余里，导使南行，由中牟、颍川东入淮”。对“别凿新河七十里”的具体路线，文献并未提及，李长傅仅指出“导水南行，经中牟、朱仙镇下至项城、南顿入颍，以杀黄河水势，并资通运，这就是贾鲁河”［1］。后又直接指出是“引黄河水东南流，沿宋代汴水的上游，下接蔡河故道，经郑州北之双桥北、张桥、姚店堤，入中牟县的张胡桥、毕桥、十里铺、中牟县城北、板桥、店里口入开封，下接西蔡河故道，经朱仙镇、腰铺、闹店，至夹河集入尉氏，经金针、十八里、张市、永兴西，由白潭入扶沟县，接东蔡河故道，至商水县汇颍水”［5］(P259)。颇为怀疑这一文献来源，实质上也没指出新开河的具体路线，我结合《贾鲁河水利记》中所提到的贾鲁河“在板桥以下，则河身润大，无泛滥之患，有舟楫之利;自白沙而上，沙积地高，易发生水灾漂屋毁民田”，可推断刘大夏新开凿的河道可能是自中牟县东十五里的板桥折向东南，经店里口再至朱仙镇这一段，这一初步看法有待证实。因孙家渡河和贾鲁河同是黄河故道，名称因此相混。经过这次治理，贾鲁河的上游便在荥阳孙家渡口与黄河相接，遂成为黄河水南入淮河的一条通道。因是人工新开河道，人为改变了河流的自然流向，所以有嘉靖十四年(1535年)刘天和奏称的“孙家渡，自正统时全河从此南徙，弘治间淤塞，屡开屡淤，卒不能通”。
嘉靖六年(1527年)，左都御史胡世宁献治河之议，建议“汴西则浚孙家渡抵寿州以杀上流”。七年正月，如世宁策，“乃别遣官浚赵皮寨、孙家渡，南北溜沟以杀上流”，后由工部侍郎潘希曾代替继续“疏孙家渡口以杀河势”。九年(1529年)五月，孙家渡河堤成。疏浚后的孙家渡河，经朱仙镇过尉氏、扶沟、西华等县流至周家口入沙河，下达淮安。嘉靖以后，黄河主流不再由贾鲁河入淮，而由开封、归德、虞城，经徐、邳入淮。所以，嘉靖二十四年(1546年)《汴京遗迹志》载:“今所谓孙家渡口者，亦自荥泽而下，引河为渠，由朱仙镇东南，达于淮、泗，似亦汴渠之遗意。特以不近都会，而转漕非其所资，故任其浅涸，而不为之疏浚耳。”［4］(P87)
从正统十三年(1448年)至嘉靖二十四年(1546年)，在这近百年之间贾鲁河在荥阳孙家渡口是与黄河相接的。以其泥沙量大，“屡开屡淤”，故有“小黄河”之称。但明末清初的文献却记载贾鲁河的上游不再接黄河，而以京、索、须水为源。并且河道相对比较稳定，河流流量大能通航。对此，李长傅认为“这个变迁当在嘉靖以后，可以推断，迟至明末，贾鲁河已完全开通，经常通航，促进了朱仙镇的发展”［1］。这一问题，我又将变迁时间进一步限定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至天启年间。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会通河淤塞，湖广茶陵州知州范守己建议利用贾鲁河漕时，指出:“如谓郑水微弱，不任漕舟。则荥郑之间，又有京水、索水、须水诸泉，皆可引入郑水，以济漕挽舟。”［6］(P327－328)可见此时贾鲁河仍未利用京、索、须诸水，但到天启年间郑州知州刘光祚疏浚贾鲁河时，已明确指出贾鲁河的水源是京、索、须诸水。在这近二十年间，具体何时改源，有待查实。
隆庆年间刊行的商书《天下水陆路程》卷五记有“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这条水道由淮安经洪泽湖入淮河→经凤阳府、寿州至正阳关纳税后入颍河→溯颍河西北行，经颍上、阜阳、太和等县入河南→再130里至周家店(即周口)→从周口转贾鲁河北上205里至朱仙镇→在朱仙镇起车，陆路40里至开封［7］(P148－149)。这条水运通道在当时长江以北的水路中地位仅次于“北京由漕河至南京”、“南京由漕河至北京”，而位居全面第三，足见其在当时水运交通地位的重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今自正阳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6］(P327－328)。这说明隆万间贾鲁河在朱仙镇以下，就能经常通航，促进了朱仙镇和周家口两座沿河市镇的发展。康熙年间，朱仙镇商贾贸易最盛。雍正三年移开封府同知驻镇，后设巡检司。乾隆初年，朱仙镇为“天下四大名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伙”。朱仙镇最繁盛时期的市区范围，北至今离镇四里的小店王，南至八里的腰铺，东至三里的宋寨，西至二里的豆腐店，面积约五十多平方里。居民有四万余户，约二十余万人［1］。
朱仙镇以上的水运，也有文献反映。贾鲁河自荥阳流出后，合索、须、京三水，在郑州城北四十里经流，到双桥村水量始大，下流“如许家屯历诸村至姚家堤一带汪洋”，再至板桥以下，则“河身润大，无泛滥之患，有舟楫之利”，自白沙而上，沙积地高，易发生水灾漂屋毁民田。明天启年间，郑州知州刘光祚“浚之，令民穿渠蓄泻，溉田数千顷，商贾通流，民以为便”。清傅泽洪《行水金鉴》也说:郑州“东有郑水，出梅山，东北入贾鲁河。明天启中知州刘光祚疏之，起州北至州东，接中牟境，可通舟楫”。另外，清光绪八年《朱仙镇新河记碑》载有“往时舟楫畅行，上可抵京水镇”［7］(P365－366)。
清代，黄河多次泛滥，屡次淤塞贾鲁河道，疏浚工作持续不断。据《河南航运史》［3］研究所引并补充资料，将贾鲁河的疏浚活动和水运情况，略为陈述如下。
康熙三十四年(1704年)，开始北自中牟南至淮河处进行挑浚。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开贾鲁河北通黄河，两头堤根建闸坝”，“使贾鲁河舟楫由黄入洛，遂开自荥阳至沈丘，三载工完”。
雍正以来，黄河多次决口漫溢贾鲁河，使河道淤塞，不能通航。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决中牟十里店、娄家庄，由刘家寨南入贾鲁河”。《清顺康雍三朝决河考》中对此次决口有详细记录:“沁黄并涨，水势陡长，六月初八决中牟县十里店西大堤，冲开口子二处，一在上流者刷宽十一二丈，一在下流者刷宽十六七丈，漫溢之水由十里店西南入贾鲁河至朱仙镇入洪泽湖。二十一日夜，黄水复涨，水势南趋朱仙镇，水势较前次更大四尺有余，两岸房屋土墙被水淹浸坍塌甚多。”［9］(P285)同年九月，黄河决郑州来童寨民堤，郑民挖阳武故堤泄水，并冲决中牟杨桥官堤，以致漫决，水俱由贾鲁河南下，朱仙镇又遭水患。中牟段的贾鲁河受决口影响淤塞，“知县章兆曾改疏北门外里许，由西北环绕东南流，经祥符之朱仙镇吕家潭至扶沟县东北受双洎河水，又东南入西华县绕城西北东三面，又东南经周家口流入沙河”。
雍正三年(1725年)，贾鲁河仍然或浅或深，不能畅行无阻。究其原因，“盖豫省土性松散，略被风雨吹刷，两岸所挑沙土，仍归河道，旋浚旋淤”，“故不特河水冲决，而数年内深者尚有河形，浅者已为陆地”。雍正五年(1727年)在大举浚治淮河水系各州沟洫时，再次疏浚了贾鲁河中牟段。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疏浚了郑州到中牟的一段，并筑堤堰。
乾隆元年(1736年)，“浚郑州贾鲁河(自大陵庄到中牟合河口)并筑堤堰”。乾隆三年(1738年)又“查勘贾鲁河，疏消积水”。乾隆四年(1739年)夏秋大雨，开、归、陈、许六十余州县，湮为巨浸，平地深数尺。为泄汛水，乾隆五年(1740年)“于贾鲁河北岸新开河一段，由浅儿河入涡会淮，以分上流异涨”，使“开归南面，陈州北面，凡有雨水引入该河，均免盈溢”。这条新河于乾隆六年六月竣工，赐名惠济河。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牟知县孙和相又开广惠河分泄贾鲁河泛涨之水，从龙王庙前起，到十五里堡闸口入惠济河。惠济、广惠两河的开凿，使朱仙镇以上贾鲁河河道变得更为复杂，分泄了贾鲁河的水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贾鲁河上游河道的淤塞，削弱了其通航能力。
据《清史稿·河渠志》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七月，沁黄并涨，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同时决十五口，中牟之杨桥决数百丈，大溜直趋贾鲁河”，致使贾鲁河自中牟改道南流经朱仙镇西南八里的王堂，又南下至白潭与旧道合，入颍通淮，故道淤浅。事后由镇民集资，又在镇西南筑石坝二，将河截断，引水东北流，经西门外约四十步，再北流入镇内，循故道南流，恢复通航。并于西门外，建石桥一座，以便行人［1］。这次杨桥决口，大溜直趋贾鲁河、惠济河经安徽涡河、肥河、颍水河流入洪泽湖。河南开封之朱仙镇，陈州之周家口，江南亳州北关之大石桥，皆南北商贾大口岸也，杨桥决口之水，朱仙镇首当其冲，较他处尤重［9］(P289)。朱仙镇再遭水灾，此时的经济与繁华之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嘉庆年间，对贾鲁河又进行过两次疏浚。据《清故宫档案》记载，那时，贾鲁河在扶沟至西华、商水一段，因为有双洎河汇入，水量较大。但是，“自双洎河迤上，直到郑州境内，计长二百八十余里，均浮沙日积，节节淤垫”，导致洪水“无槽道可归，无尾闾可泄”，又因浅淤，“商贩均需陆路起运，以致百货增昂，贫民失业，芦商运费不赀，亦加疲累”。于是便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和二十一年(1816年)进行了挑浚。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黄河在中牟九堡决口后，水趋朱仙镇，历通许、扶沟、太康入涡会淮，二十四年塞。据安徽巡抚程楙采和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奏，六月二十七日中牟汛九堡漫口决堤，掣动大溜，水由东南下。溜分为两股，正溜由贾鲁河经开封之中牟、尉氏，陈州府之扶沟、西华等县入大沙河，东汇淮河归洪泽湖［10］(P728－731)。贾鲁河惨遭黄河正溜通过，中牟段河道全淤，对朱仙镇破坏甚烈，石坝被冲毁，河道西移从朱仙镇西十五里的仇店南流，残存的旧道，今名运粮河，成为贾鲁河的支流。镇内河道也淤浅，贾鲁河航运条件已大不如前。“迨水退之后，淤沙深七八尺，甚者或至逾丈，商品全被浸没。”此次受灾之后未见会馆重修，估计此时朱仙镇商业已大不如前，山、陕商人无力对会馆进行修缮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虽采纳河南巡抚鄂顺安建议进行挑浚复故，但因工程粗糙，加以“两岸飞沙飘雨淌致河身淤垫”，“旋修旋淤，迄无成效”。至二十七年(1847年)，鄂顺安只得将中牟至朱仙镇一段河道改道避沙，即“由中牟县东、环绕东南三十里，流经辛庄寨入祥符县境，从毛井后改由五里堡东南大李庄迤东”，然后“由朱仙镇之西绕朱仙镇之南，以与旧河合”。二十八年(1848年)，又“改由十里铺以南约三里”。由于当时“南来之船，仍不能停靠朱镇之南北桥，货仍不能卸载于朱镇之东西两岸”，遂又挑浚并复朱仙镇航运旧貌。
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黄河决荥泽十堡”后，黄河浊流漫溢，贾鲁河淤塞。九年(1870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勘浚通畅，复故道焉”。十二年之后，“淤浅如故”。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李鹤年再次主持疏浚，“自李牧岗至张市，数十里皆疏通无阻患”，新规划的王堂新河，改疏达朱仙镇，而后仍循故道南行，凡四阅月而成。“水泉畅流，舟行无碍，商贾骤集”［8］(P365－366)，朱仙镇又渐渐有了生机。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石桥，漫中牟之西北而下，经朱仙镇西八里之新庄，下达白潭，贾鲁河上游被淤塞，镇中河流浅微，航行困难。虽然曾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和十八年(1892年)由郑州段两次局部疏浚，但是，由于河浅水枯，河道常遭风沙填淤，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舟楫不通，贾鲁河航运一蹶不振。
雍正以来，黄河的多次泛溢造成泥沙淤积，特别是“道光二十三年中牟决口，惠济贾鲁一塞，同治荥泽决口，惠济贾鲁再塞，光绪郑州决口，惠济贾鲁三塞”，贾鲁河河床逐年抬高。从1900年开始，朱仙镇完全不通舟楫，周家口便取代其水运地位，成为豫东重镇，舟车辐辏，商业日益繁盛。随着1904年京汉铁路、1909年汴洛铁路和1912年津浦铁路的通车，新的交通方式改变了南北交通网络格局，传统社会的水运大动脉大运河(包括贾鲁河)已渐渐丧失优势，河道任其淤废。1938年黄河在花园口决堤，贾鲁河航运全线阻塞，处于废弃状态。
三
金元以来，河南省府开封屡遭黄河泛滥，用以沟通外界的水运通道已在明正统十三年淤塞全无，孙家渡河(后称贾鲁河)的出现与此密切相关。明代开封城东、南面的河道受黄河改道淤积的影响，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根本谈不上航运。贾鲁河位于开封西边，是黄河南泛的最西边缘，尽管也曾是黄河入淮通道，但由于及时疏浚，畅通无阻，使之成为开封对外联络的水路通道。正统十三年的孙家渡决口，经弘治二年白昂的修浚和弘治七年刘大夏裁弯取直“别凿新河七十里”，使得连接黄淮两大水系的贾鲁河得以贯通且流路较短。贾鲁河的出现，是开封周边水运环境发生变化而催生的产物。嘉靖三十六年以后，黄河基本上固定在“明清黄河故道”一线，贾鲁河经嘉靖大修和万历天启年间的改源，河道基本固定，漕路大通，其岸边的朱仙镇，实际上是开封水路运输的枢纽，发挥着开封外港的积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朱仙镇和周家口的发展。但因贾鲁河的河性特征为“从郑州到中牟一带，贾鲁河河槽宽浅，宽者达4公里以上;中牟至扶沟，河槽宽1－2公里;扶沟至西华间，河宽1公里左右;西华以下，河槽渐深窄，入颍河处，宽仅 150米”［12］(P130)。其上游多为丘陵区，土质疏松，加上植被相对较差，遇有暴雨，冲刷严重，又因人工措施人为改变河流的走向和黄河的多次决口泛溢影响，使得朱仙镇以上河段，特别是中牟段需要经常挑浚疏通，以保持河流的畅通。明代刘大夏的人为开河以及清代多次挑浚的文献记载，可作证明。朱仙镇以下河道，原为西蔡河故道，成化二十一年李增修治改道，又接纳了双洎河等水量较大的河流，很少出现淤积，能保证航运的畅通。明清时期，朱仙镇在贾鲁河上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与当时省府开封仅需陆路40里，这都是其能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重要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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