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中，孔子是最早重视文艺及其社会作用的。
孔子的文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孔子建立的以“仁”学为核心的一整套思想体系中，其“乐教”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然而人们对其论“雅乐与郑声”的思想，至今仍有不同理解。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孔子重视雅乐，排斥郑卫之音与他保守的政治立场有关，是孔子思想中的糟粕部分。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及“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表现了他文艺思想中的保守复古倾向。
有学者提出，“孔子认为雅乐可以陶冶人的思想感情使之正而不邪，有助于养成以仁义为特点的高尚道德品质，而不会去作悖礼违义的事情。‘郑声’实际是指当时的‘新乐’，它的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故容易激动人心。
所谓‘淫’，是指过分，不合中正平和之意。孔子认为新乐任其感情之自然发展而无节制，容易诱发人们的私欲，不利于培养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品质，所以要‘放’，要禁绝之。他把‘雅乐’比做正人君子，把‘郑声’看做谗佞小人。这是孔子文艺思想上比较保守方面的集中表现，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并认为，“孔子贬斥郑声新乐的思想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看不起民间新文艺，把戏曲、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低贱之作的重要根源”。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怎样认识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郑声’究竟是一种什么音乐？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理解孔子文艺思想的真正价值。
现在一般都认为，孔子的文艺思想是以‘中和’为美。
他对《诗经》的总评论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
无邪，就是纯正，无过无不及，达到适度中和的审美境界。
无邪，是中和之美的具体表现。但‘思无邪’还有表示思想纯正的意思。
孔子认为文艺的形式在于充分地表达思想内容，也就是“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论语·雍也》篇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说明孔子重视文艺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这种以中和为美及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美学观点，也就使得孔子更注重雅乐在陶冶人们道德情操，促进人们性格完善上的作用。以致于这种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有论者指出“孔子中和为美的美学思想，经长时期历史沉淀，已成为我们民族审美情趣的一个特色。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农民，一般说来，多愿欣赏正剧中的大团圆，欣赏和谐的节奏，不喜欢过度的紧张和强烈的刺激。悲剧在中国的发展便不如希腊。”
但这种以中和为美审美观的倾向性不足以说明孔子文艺思想的保守性。
分析孔子的文艺思想，还应了解其艺术实践活动。
很多资料表明，孔子不仅限于对文艺的评价，他本人还是一位有修养的音乐家，既有一定的音乐演奏本领，还是第一位把音乐列为教育课程的老师。
六艺中，‘乐’是其弟子们的必修课。《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鼓琴师襄子”。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他的弟子子游受孔子乐教的教诲，为武城宰时，实行以礼乐化民，把音乐普及到民间，到处有弦歌之声。弟子中以刚勇著称的子路也会弹瑟。
孔子与鲁国的音乐大师讨论过音乐演奏的全过程：
“子语鲁大师乐；曰：其乐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皎如也，绎如也，以成。”
可译为：“演奏开始时，众音汇合给人以变动之感，接着，演奏开始了，音乐趋于和谐，然后进入高潮，节奏特别明朗，最后戛然而止，余音袅袅，演奏便完成了”。
孔子在欣赏雅乐时，常能产生深刻的审美体验，引起共鸣。
一次，孔子在齐国听到演奏韶乐时，受到很大震撼，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惊叹音乐的感染力如此强烈。这也使孔子的乐教思想具有了感性认识的基础，不流于空谈。除了音乐教学之外，孔子还从事正乐的工作，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以上所举例子，说明孔子对音乐的理解是深刻的，具有很高的审美鉴赏水平。
因此，孔子论“雅乐与郑声”就不单纯是个人对音乐的爱好和欣赏习惯问题，而是具有美学的理论思考。
那么，怎样看待孔子的“恶郑声”、“放郑声”呢？
是否由于郑声是民间音乐或是当时的‘新声’就不被孔子理解欣赏而遭排斥呢？
应该指出的是，孔子并不一般地反对民间音乐。
孔子编选的《诗经》以十五国民歌作为教材，其种类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
他赞扬描写民间爱情题材的《关睢》；把《伐檀》《硕鼠》这些反映下层群众情感的诗歌也编入诗经。
一次郊游中，在同子路、曾皙等弟子谈各自志向时，曾皙的理想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其中的歌与舞自然也是民间音乐，孔子“谓然叹曰，吾与点也”。这也说明孔子并不反对民间音乐。
尽管诗经中的“郑风”多是涉及男女恋情的民歌，但是孔子并不排斥，那么，为什么反对根据郑风这些民歌谱写的曲子‘郑声’呢？
孔子自己的说明是“郑声淫”。
可见孔子所排斥的是那些不符合他的美学原则，
也就是不能以乐成人、塑造“仁”的心理结构、而腐蚀人性的音乐。
当时的郑声，现已不得而闻，但根据文献资料，能够知其大概。
郑声之“淫”一是指过分，不节制，不合中和之美，二是指郑声有黄色音乐，引人入邪的意思。
《乐记》中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其特点是“怨以怒”，这自然不符合孔子的欣赏爱好。
但这还不是孔子反对郑音的主要原因。
孔子对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采取的是兼收并容的态度，对风格不同的《韶》和《武》乐，均称为尽美。
孔子反对郑声，乃是因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因为它与雅乐似是而实非，似真而非真，故能迷惑一些人，引起混乱。
孔子所看重的是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如果音乐对人性起腐蚀作用，他便要极力反对了。
司马迁说“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史记·乐书》），子夏也批评说，“郑音好滥淫志……淫于色而害于德”。（《礼记·乐记》）淫靡之音，是郑音的一大特点。
这种轻飘飘的靡靡之音，其声调与宽缓舒徐的雅乐似是而非，特别具有诱惑力，因此负作用也就极大。
而当时郑声又恰恰迎合了一部分统治者追求奢侈享乐的需要，如魏文侯就对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清代胡寅《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中也说，“春秋时列国皆好郑音，至以歌伎视为赂遣之物，襄公十一年郑赂晋以师悝、师触、师伐，襄公十五年郑赂宋以师蠲、师慧。
魏文侯好听郑卫之音，赵烈侯独爱郑之歌者。”
这说明郑卫之音在当时已十分流行，是一种带有色情、引人入邪的淫靡之音，所以孔子才反对郑声。
因此本文不能同意将孔子的“放郑声”看成是文艺思想保守，看不起民间新文艺的观点。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一个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
在经济发展的时代，物质财富不断增加，而人们面对文化的转型却有不少困惑。
消费文化消解了人文精神，物欲横流，理想破灭，信仰危机，价值观念错位引发了许多心理问题。
人文学科边缘化，作家艺术家也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不断分化。
诸如痞子文学、身体写作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