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持续了近两千年的古麇国，虽然影响深远，但存世的史料却甚少，所以历来学者对它的辉煌既往见仁见智，或详或略，甚至相互抵牾。我们于中取同存疑，对古麋国作一个大略的描述。
古麇部落与楚同源，都出自黄帝之孙颛顼帝。颛项五传至陆终。陆终生六子，其六名季连，芈姓，为楚人、麇人之共同祖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晋卿叔向对韩宣子说：“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这位季实，就是季连的后裔，也就是使楚国由小弱之国走向强大之国的熊通。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1)楚人先祖熊绎受封之后，后人皆以氏“熊”为姓。大概以麋鹿为图腾的麇部落(麋、麇古音义相通)仍沿用形似鹿首的“芈”姓。芈又写作“妳”，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体现上古母系社会特点的九大姓姬、姜、妫、姒、赢、姑、姚、坛、彘尔之一。
除“芈姓”说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称：麇为“周国名，祁姓，一作赢姓。子爵，春秋灭于楚，今湖北郧县治即其国。”《文献通考》也称麇为“赢姓。子爵，国近楚，今均州郧分”。
根据殷商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乙酉卜，争，贞麇告日：方由今春凡，受有佑?”(公元前1296年，麇受到邻国方由攻击，向商王武丁报告并求援)，说明至少在距今3300余年前，麇部落就已经出现。
关于麇部落的起源及迁徙，何光岳在《楚灭国考·麇子国考》中认为“麇”即“微”，季连后裔，芈姓。何光岳按照“微”的名义，参考大量古籍、图谱，认为麇(微)部落始居于今山东省梁山县北运河入黄河的地域。后来在商、周部族此消彼长的斗争中被迫迁徙到今山西潞城一带。
麇(微)部落在潞城时，曾与殷商发生重大冲突，商王廪辛(前1225一前1220在位)俘获了微的首领杀以祭神，并刻于甲骨以记之(3)。麇(微)部落遭此重创后，一部留居原地臣服于商，受商保护；一部西度黄河迁到渭水中游南岸(今陕西眉县)，依附同族的周部落。后来周的祖先公刘由豳迁到岐山之南，渭水北岸，与麇(微)部落夹渭水而居。
至周武王兴兵伐商时，渭水之南的麇(微)部落与周会盟，成为伐商主力军之一。《尚书·牧誓》记此日：“周武王十一年，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与庸、蜀、羌、雾、微、卢、彭、濮等族伐纣，会诸侯于孟津之上。”
麇(微)部落助周灭商后被封为子爵国。后因居地迫近周的发祥地周原，渐感受到周的威胁，又越过秦岭迁徙到今郧县五峰乡的锡穴一带。公元前611年，麇国为楚庄王所灭，设其地为“锡县”。
何光岳的上述考证，虽引证多多，言之凿凿，但颇有疑点。
其一是上述论证所引以为据的古籍文句中全是“微”而没有“麇”。但公元前1296年。殷商武丁时期甲骨l、辞“乙酉卜，争，贞麇告日……”中已有“麇”字(而不是何光岳所说“甲骨文只有鹿字”)。而齐文心著《探寻商代古麇国》中引录的涉古麇部落带“麇”字的甲骨i、辞有六条(牛骨2，龟甲4)。后世经典《春秋》、《左传》都有关于古麇国的记载，何以在关于麇(微)部落的迁徙流变论述中只有“微”字而没有“麇”字呢?
其二是何光岳的考证中，说“微”部落起源于薇草，“而麋鹿最喜食薇，因而麇字的音，与微相同”，“……所以古代微、麇、麋、眉皆为一字。甲骨文只有鹿字，…一·”因此，“微”就是“麇”。
这是一个复杂的训诂学问题。按训诂原则，我们从现行工具书(已补充、订正了历史错误)可以查知，麇指麋鹿，通“眉”、“糜”；麇指獐子，通“群”。所以，麇不通“麋”、“眉”、“糜”。
“微”，无通假，古国名：一为商纣王庶兄启被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后延至山西潞城县东北，称“微子”。微子以纣无道而力谏之，纣不听。后微子降周，被封于宋，为周代宋国始祖。二是商周时西南夷之国，地域在今四川巴县-带，即参与周武王伐商之“微”。
有学者研究殷商武丁时期涉古麇部落带“麇”字的六条甲骨l、辞及同期其它甲骨{、辞后认为，“麇”、“微”是当时并存的两个商代方国，“麇”在殷商武丁之西南方的汉水中上游(今郧县)；“微”在殷商武丁之西的山。西潞城县，两地间相距一千多里(5)。
由上述看来，“麇即微”之说不能成立。
再说微山，一在山东南部，县名；一为何光岳引用《嘉庆郧阳志补·微王山铭》证“麇即微”的湖北郧阳竹山的微王山：“微王山，距竹山县西南三十里，日微口，二水支分，于此合流而人堵水(堵河)……土人谓之微江。
沂微江而上百里而近，有二山临水…-·均谓之微王山。山民事微王甚谨，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祷之，其应如响……按《尚书》：武王伐纣，载其助者日羌、庸、微、卢、彭、濮。人意其自是得爵，而遭秦焚书之后，故其家事失传。”
竹山西南一百三十里的微王山，距四川巴县参与周武王伐商之“微”有千里之遥(直线距离500里，山路倍之)，距麇国所在的郧县也有四五百里。微王山先民是否参与了周武王伐商之役而受封，嘉庆郧阳志也只是说“人意(猜想)其自是得爵”，并未指实。
四川巴县之“微”距郧县也有千里之遥，即使伐商有功而受封，也只可能封于蜀地，名“微国”，不可能被封于千里之外的麇国地而名“麋国”。所以，“麇”不该是“微”。
麇的兴起与强盛
新的问题是，《尚书》记武王伐纣的同盟军有庸、蜀、羌、微、卢、彭、濮八大部落，分封时各按什么名目，史料无载。“微”参加了伐商，后世典籍却无“微国”之名、；伐商八大部落无“麇”名，但“麋子国”在后世经典《春秋》、《左传》都有记载。何光岳在《麇子国考》中虽以“麇即微”之说称“微”以伐商之功被封为“麇子国”，却并没提出依据。
麇之起源与受封，据《左传》所载，与百濮有很大关系。《左传》有“麇为百濮长”和“百濮帅乎麇”之说；《左传·文公十六年》记楚庄王灭庸、麇事也称“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其中的“群蛮”、“百濮”都是由南三苗分化而来。
三苗，古籍又称有苗、苗民、南蛮等。《山海经·北经》称三苗九黎皆颛顼之后。现在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三苗为扩大领地和发展势力，曾与尧舜禹部族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抗衡征战，经尧舜禹部族征服后分化瓦解，其中被迫南迁者称南三苗，主要分布在江汉地区。
其中由南三苗分化而来的“百濮”部族是占地较广的著名部落。就湖北地域而言，从郧阳山区到江汉平原，都是濮族分布地；就组织形式而言，濮族又是较松散的部族，听命于商朝麇子国，即“麇为百濮长”。
商亡周兴之际(公元前1122年)，麇应该是以率百濮部族参与伐商有功而受封为周朝麇子国。(《尚书》所记伐商八大部落中言“濮”不言“麇”，应该是编撰《尚书》者，特别是后来“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孔子强调君臣之义而有意为之。毕竟“濮”是族群而“麇”是称臣于殷商的方国，以臣伐君，儒家以为大不义，所以不言“麇”而言“濮”。这正是孔子“寓褒贬”的“春秋笔法”。)濮族影响之大之深远，更在攻楚(公元前611年)1258年之后的贞观廿一年(647)，唐太宗李世民贬三子李泰至郧乡县(今郧县)，众大臣为李泰所拟封号为“濮王”，说明郧乡县为百濮之地，且濮族影响久远。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对郧县青龙泉遗址2006-一2008年度几次田皲掘的30座新石器时代末期墓葬中283件随葬动物骨骼进行分析，其中的94％(266件)是猪骨，而266件猪骨的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尺寸大小、LEH发病率四个方面均显示出明显的家猪种群结构模式(6)。证明史前时期的青龙泉人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经济，而且相当稳定发达。而史籍上相当于此时的当地居民主要是南三苗族群，即百濮部族(7)。
此外，主要分布于鄂西北和豫西南(相当于今郧阳地域及周边)的屈家岭文化，14c测年结果为公元前2550年一公元前2195年。屈家岭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有较大差别，“都可能是当时的土著，即传说中的‘三苗’的文化遗存。”(9)由此看来，麇应该是自夏代以来就在鄂西北生存开拓的部族，渐发展形成土著方国。也就是说，古麇大约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在鄂西北郧阳繁衍生息(前2070夏朝立国一2009年)。
至于楚人涉足濮地开发，则远在此之后的春秋时期一楚子熊通于公元前740年(周平王三十一年)“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8)尽管此前熊霜六年(周宣王六年前822)时，熊霜之子叔堪因内乱“避难于濮”，那只是亡命避难而已。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楚)若敖、蚧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同”是周代面积单位，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也就是说，从公元前’790年的若敖始，经霄傲、蚧冒、楚武王，楚文王五代楚王一百二十年的惨淡经营，到公元前671年(楚文王故，楚成王立)，楚国实际控制的疆域方圆不过百里!应该说，楚灭麇(前611)的六十年之前，无论疆域、实力都远不如麇。
近年郧县大量令世人震撼的考古新发现，成为这一推论强有力的佐证。如古麇国都所在的郧县五峰乡东峰、乔家院春秋古墓的重大发现。再如古麇国地域汉江河谷两岸～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
2005年3月，湖北省文物局、武汉大学考古系及武汉大学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又在郧县的辽瓦店子发现大型夏商时代文物遗址达10万多平方米!这是丹江口库区首批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发掘的6个地下文物点之一。
考古专家在此先后发现一段古城墙、多座商代早期土坑墓以及商周至唐宋时期的古窑址16座。已发掘的40多个探方，整齐地堆叠着龙山文化晚期直至现在人类活动的遗迹。出土了一批形制极典型的陶器及甲、鬲、鼎、青铜兵器、灶等一批珍贵文物以及人体骨骼。为揭开夏商史上重大的学术奥秘提供了更为丰富而准确的实物资料。
专家认为该遗址的发现是夏商周史上除河南殷墟以外的最重大发现!武汉大学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陈官涛称，这里是贯串旧石器时代至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直至今天的一部通史的文物宝库。基本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人类文明通史”遗址，“同一遗址中出现这么完整的文化序列，不仅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据国家有关文物专家认定，辽瓦店子夏代文化遗存保存完好，遗迹、遗物十分丰富，各类遗迹分布有序，聚落形态较为清晰，且有与河南二里头遗址(夏文化遗址)相同者，且数量多于二里头。这极大的丰富了人们对夏代文化的整体认识。专家们根据考古文化命名规则给该处遗存命名为“辽瓦店子文化”并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这些仅仅是对辽瓦店子遗址发掘不到十分之一的结果。继续发掘，可能会有关系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甚至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惊人发现。
2009年11月，在郧县举行的有中科院专家、著名大学教授及省市专家参加的“中国·郧阻文化高峰论坛”上，专家学者带来喜讯：目前在郑州召开的南水北调中线文物考古发现学术会上，国内权威专家确认，郧县辽瓦店子遗址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依据就是荆州出土的战国楚文物，与辽瓦店子出土的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时期的诸多生活器具一脉相承。这一论断，结束了学界多年关于楚文化源头丹(江)淅(川)说、枝江说、南漳说之争。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辽瓦店子遗址中从旧石器时代至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文化堆积层，证明在郧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类没断代，文化没断层，可谓“中国古代通史地域”和“百科全书地域”，是辉煌的汉江文化重地。
如果说，郧县五峰古麇都城、辽瓦店子及青龙泉近年的大量考古发现令世人惊叹，那么，汉水流经郧县的区域内，古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几乎比比皆是。五峰乡庹家洲、大堰乡大寺、郧县老城、安阳镇郭家院、李营……这一处处贯穿石器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古文化遗址，犹如被汉水串联起来的璀璨明珠，闪耀着古麇人的智慧之光，折射出古麇人伟大的创造精神！
2004年8月，湖北省文物局在郧县城关南部，原郧县老城幸福院旧址，进行了建国以来湖北省在丹江口库区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这里发掘了战国到东汉时期的古墓葬七十余座，出土文物近三百余件套。
2006年10—12月武汉大学考古系对青山镇胡家窝遗址的发掘证明，胡家窝遗址第一期遗存是目前丹江水库湖北库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
2009年5月4日，湖北省文物局确认，2008年在郧县安阳镇李营墓群出土的一件一千多年前的有铭文“丙午神钩位至公侯”的“神人抱鱼铜带钩”，目前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被评选为“南水北调工程湖北库区2008年度十大精品文物”之一。
除汉水主流两岸遗址外，汉水支流堵河沿岸的考古发现也有力佐证了汉水文化之源远流长。2006年底，考古部门对堵河流域的黄龙、方滩、镜潭河遗址的发掘也有重大发现。其中黄龙大东湾遗址一座400平方米的西周庭院遗址中，西周陶器鬲与当地土著鬲同处一个烧烤坑，佐证了楚文化是楚地原始文化在吸收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对于揭示汉水中游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有着重要意义。
简言之，三四千年前的古麇国，雄踞秦巴愎地，依凭汉江黄金水道，统率百濮之族，筚路褴褛，以启山林，渔猎之外，更开垦汉水两岸的肥田沃土，发展农耕经济，创造着辉煌的汉水文明。
所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在为郧阳考古文化专辑《汉丹集粹》所写序文中称：“汉丹之地是长江、黄河流域古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重要通道，是探索、研究人类起源、发展以及中华文明形成和楚文化演变等重大课题的关键区域之一，于中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古麇内凭郧山汉水的地利之便，外联百濮之族而得人和之利，国势已是蒸蒸日上，更在春秋之时，得到一个发展机遇的天时：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国势衰微时将都城由周原东迁至洛邑，远离了麋国。自此，周王朝对诸侯的控制已无能为力，更不可能像周昭王、穆王、宣王那样去南征北战了。
又八十一年后，麇国的宗亲和盟主楚国发生了一场权利更替：“(楚武王)五十一年(前689)，周召随后，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也就是说，继位的楚文王当年就把都城从距麇都二百七十里的丹阳(今河南淅川县)，迁到距麇都千里之外的郢(今湖北江陵北)。
周都与楚都的迁徙，大大减轻了麇的外部压力，客观上为麇提供了发展与扩张的机遇。古麇得此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便如烈火烹油般蓬蓬勃勃发展成强势之国，竟至敢于在七十年后挑战强楚!
公元前617年冬，楚穆王与郑穆公、陈共公会盟息县后同赴厥貉(今河南项城)，与蔡庄侯、麇子会合，商议伐宋。宋昭公惧而请服于楚。麇子却不告而别擅自逃回国了。《左传·文公十年》记之为“厥貉之会，麇子逃归”。说明麇国开始公然摆脱楚国的联盟。
麇国的公开背盟使楚穆主大为震怒，次年便派令尹(相当后世的宰相)成大心讨伐、麇，楚军一度在防渚(今房县)打败了麇国军队，但离麇国都城还有几百里山路。楚穆王又派太师(君王的师傅)潘崇复伐之，这一次楚军竟至推进到麇国都城锡穴一带。
古麇国在此经营千年，，又高山屏蔽，汉水三面阻隔，不习山地战的楚军无法与麇国军队抗衡，无功而返。楚穆王之令尹、太师亲征也无法撼动千年古麇，强大的麇国一如巍巍高山岿然不动!
其明年，令尹成大心去世，成嘉继之，伐取“群舒”。此际秦、晋、齐、鲁、宋、卫、狄混战，楚因两次不远千里伐麇失利，无力旁及。只能遥看着狂妄的麇国一天天坐大!又明年(前614)，楚穆王在怅恨中死去，子熊旅立，是为后来炳彪史册的楚庄王。
《左传·文公十六年》记之甚详：“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
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贾日：‘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入?’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
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日：‘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日：‘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蚧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僬、鱼人实逐之。
庸人日：‘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骝，会师于临品(今十堰丹江口市地域)，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从这段文字看来，公元前611年趁“楚大饥”而伐楚的主要是地处鄂西北的庸、麋方国。后来麇联盟离异，楚庄王乘骝车亲征麋、庸。
楚人灭庸很费了些时日与周折。当时楚人联合泰国、巴国，从南、北、西三面夹击，由巴国攻击庸国之南(今大宁、巫溪、奉节、云阳、万州、开县、梁平和城口等)；秦国攻击庸国之西(今平利、镇平、旬阳、安康、岚泉、紫阳、汉阴、石泉、镇巴、西乡、洋县、城固和汉中等)；楚将庐戢黎攻打庸国都城。最终灭了庸国。
庸之灭，《左传》记载得确凿明白。对于古麇之灭，这段文字却语焉不详。大战开始前，楚大臣贾极力反对迁都以避，并提出“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力主伐庸。但具体谋划时他提出的是先伐麇与百濮，认为“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入?”这里的“谁”，指的是率百濮以伐楚的麇人。
这时的麇与百濮，似乎很不经打，“旬有五日，百濮乃罢。”楚人出兵仅仅十五天，百濮之族便作鸟兽散了。贾算是号中了麇与百濮的脉——麇的实力来自百濮，而百濮本是组织松散的部族，难以与训练有素、南征北战的楚军抗衡。百濮离散，麇凭何而存?何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雄才大略的楚庄王不是野心大而本事小的楚穆王，楚庄王的王者之师也非数年前的成大心、潘崇之师!
百濮部族星散，麇国自然也就灭亡了。自此役之后，“麇国”就不再在历史文献中出现。但不知何因，《左传》没有明确记麇国灭亡事。
何浩在《楚灭国研究》中考证，麇国直到公元前598年才为楚所灭。麇国究竟是公元前611年或者公元前598年灭亡虽无定论，但麇国被楚所灭却是不争的史实。
楚庄王一战而灭庸、麇方国，大大巩固了楚国的西北边陲。为翦除后患，将麇国遗民迁于今湖南岳阳市东三十里的麇城(今属五里乡梅溪村梅子市)。关于这一点，古籍《春秋》、《通典》、《岳阳风土纪》、《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长江图说》都有类似记载。另，一部分麇国遗民，不愿降楚，便往西南越过大巴山，迁移至现在的四川眉山县。后又有人从四川眉山继续南迁，至于今云南永仁县。
楚庄王强制外迁的麇国遗民，应当只是古麇国统治集团的“官族”——以古麇在鄂西北经营之久，势力范围之大(《礼记·王制》规定子爵领地为“子男五十里”，但“麇为百濮长”，麇所领属的百濮之地域在“武当、荆、巫诸山脉中”，统属人口之众，是不可能全部迁移的。
麇国灭亡了，但“国破山河在”!国都五峰依傍汉江，勾连鄂陕，林木茂密的自然地理形势仍在；夏商周三代古麇人创造的丰厚文明仍在；古麇人不屈不挠，奋斗图存的精神更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亘古未变。因此，麇灭至唐初的1230年间，五峰仍为郧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汉及唐代所设的铴县、长利县、丰利县都在五峰及周边。由唐代上溯到夏朝，古麇人已在此繁衍发展了三千余年!
“锡县”之“锡”有两读：“xi”与“yang”。郧阳的明清地方志都在锡穴之“锡”下特别注明“音阳”。2009年3月五峰乡锡穴山下西峰村汉代缈(音“阳”)县故址的发现，证明了这一读音来自古读。因为“锡”、“缈”同读“yang”，汉承秦制，秦始皇实行郡县制，郡县之名又沿用春秋战国之名，“yang“音就保留下来了。看来地方志所注是有根据的。
楚人在发展进程中，曾先后灭掉六七十个国家和部族。楚每灭一国，则保留其国名而改为“县”。如灭郧国则设为“郧县”，灭随国则设为“随县”等(楚自熊渠后自称“南蛮”，不遵周之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
但楚人灭麇国后，不以其国名设“麇县”，却以其国都“锡穴”之名设“锡县”。后世秦、汉、三国、晋皆沿用“锡县”之名，至晋太康五年(公元285年)，才把锡县更名为郧乡县。“锡县”之名相沿近九百年(公元前611一公元285)，足见其影响之久远。
麋为楚灭，郧县地域从此归属楚国。所以清同治丙寅版《郧县志·序》中言“郧乡古麇地，楚之边陲也”。
如果说，因为现存史料中关于古麇的资料甚少，而使史学界长期对于麋国的源流迁演蒙混不清，那么，近年麇子国故都锡穴所在的郧县五峰乡东峰、乔家院春秋、秦、汉古墓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却反映了古麇当年的辉煌，也为最终撩开古麋国神秘的面纱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考古实证。
1982年5月郧县博物馆在五峰东峰村三组征集到一株高125厘米的汉代青铜摇钱树。专家称之极为珍贵！
1990年4月6日，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距古麇都城锡穴山约5华里)一古墓中发现两只西周青铜簋。其中一只的器盖与器底有相同铭文：“缰王之孙叔姜，自作饮簋，其眉寿无期，永宝用之。”《周礼·地官·舍人》载：“凡祭祀，共(供)笛、簋，实之，陈之。”所以簋为周代祭器且有铭文，十分珍贵。但对于铭文中所称“缰王”，专家遍查典籍，均无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张亚初称：“过去，无论是甲骨文，还是商、周金文，都没有见过这个方国名，初次发现，弥足珍贵。”
考古专家认为，这只铜篮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春秋诸侯方国史增加了缰国这一新的小方国，而且为春秋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
另一件青铜器皿的底盖上，刻有，19字铭文：“申王之孙叔口，自作姜口，其眉寿无期，永宝用之。”春秋时期之申国故都在河南南阳，申国为楚文王所灭。申国之物为何出现在麇国地域?专家们意识到，该器物对研究麇、申的历史及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2001年3月25日，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六组村民周贤新在建房时，挖出一批青铜器，被村民拿走。后追回大部分器物。从文物考古专家考证结果看，该处为春秋贵族墓，随葬品为鼎、妣、盏、匹、盘、铜剑及箭簇。其中铜盘有铭文27字：“唯正月咸辛亥，唐子中濒儿择其吉金铸其御(盘)，子孙永宝用之。”铜匝有铭文20字：“唯正月成己未，唐子中濒儿择其吉金铸其御，沐贵。”铜妣有铭文20字：“唯正十月初吉丁亥，唐子中濒择其吉金铸其御纰。”
经专家比照外地春秋墓葬出土器物，确定这批器物是春秋中期青铜器。商周青铜器都属国宝；着有铭文，更是研究古文化的至宝，价值连城。而这批青铜器居然三件有铭文，使专家能据以确断为春秋时唐国器物。
唐国，姬姓，子爵，属“汉阳诸姬”之一。其封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西北。唐国铜器出现在麇国都附近，为史界研究楚、唐、麇三国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2001年6月，五峰东峰村还挖出一青铜柱，下方上圆，有文字，约一米高，置地可立。王仗?日咎?未见实物，不敢妄揣。只可惜原物被一文物贩子骗走，越汉江逃逸郧西方向，未能追回。
2006年6一7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五峰肖家河村乔家院42万平方米范围内，勘探发现古遗址一处，现存面积2400平方米，发现64座春秋及其后的石室、砖室、土坑古墓。目前已发掘3、4、5、6号春秋时期古墓。其中的4号墓是迄今我省发现的最高规格的春秋人殉墓葬，出土“楚国第一玉剑”。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凤春认为，该墓地属古麇国地域，墓主夫妻可能是古麇国王室贵族。
2008年8月，湖北考古研究所又在五峰东峰村发掘出一座春秋晚期殉人墓葬。与一般的古代墓葬不同，该墓葬墓主之侧还有男女殉人和一只殉葬狗。铜鼎、铜盘、铜戈、铜壶及镇墓兽等保存完好。男墓主耳佩玉环，口衔玉环，双手交叉握玉环，更佩带了一把锋利的青铜剑。剑上镶嵌绿松石的黏合剂，类似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502强力胶!绿松石来自郧县鲍峡镇云盖寺，而青铜器的铜料来源于大冶铜绿山古矿区。除此之外，本地还发掘出16座秦汉古墓。
主持此次发掘的黄凤春研究员认为，这些对于研究春秋葬制，殉人演变及当时楚、麇关系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因此该墓群被湖北省文物局评为南水北调湖北库区2006--2007年度重要考古发现。
2006年9月，古麇都城锡穴山下的庹家州(已被证实的自旧石器时代至今的古遗存地)，因东峰小学建楼房开挖地基，又发现真人般大小的石佛、直径尺余的石础、“东西丰”碑等。
古麇都城附近近年屡有春秋青铜器出土，引起国家级专家的高度关注。五峰乔家院六十余座春秋古墓仅仅发掘其四，就已经有了惊人的考古发现!他们认为，这说明古麇国所在的郧县，在春秋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麇都遗貌与传说
古麇都城锡穴，即今郧县五峰乡驻地。其东、西、北三侧为汉水逶迤环绕，(据清代郧县志及五峰古碑，五峰应为“五丰”)，南为绵亘之高山。北端濒汉水处是乔家院，与郧西天河口码头隔汉水相望。中有五丰观山。
五丰观山即史、志所称的锡穴山，是古麇都城的标志。据清代同治丙寅版《郧县志》载：“五丰山，城西百二十里，故锡、长利之南丰山也，高千仞，上即五丰观”。此山形似笔架，卓然独立，不与周围的山脉相连。其主峰高峻，秀出天半，恰似一座天然的巨型烽火台。上有清代康熙年间所建道观。东、西、南三侧皆为坪地。北临汉水，与隔汉江相望的郧西县一座山夹江对峙。当地人称夹峙汉江两岸的山峰为孟良寨，焦赞寨。称此山北临汉水处为西峰嘴。
五丰观山山势陡峻，山巅有古建筑基石，及乱石所垒矮墙。山间少树木耕地，多杂草怪石。常常可于其间刨得不同形制的青铜三棱箭头。这自然不是早已进入铁器时代的五代末期孟良、焦赞所用之物，而应当是古麇国时期的遗物了。
这座山，在冷兵器时代的确是易守难攻。当地老人传说从古到今一有战祸，周围的居民便纷纷逃上此山垒石防御，山下的兵匪攻不上来，却常用火攻--放火烧山。因此，此山凌空兀立却少大树。想来当年楚穆王的太师潘崇伐麇至锡穴及楚庄王灭麇，古麇军民在势难相敌时会带着他们的珍宝细软逃上此山作最后的抵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农民在五丰观山东、西坡脚耕作时，常常会挖出器形各异的完整青铜器。
五丰观山东北坡脚下的庹家洲，也是着名的古遗址。庹家洲北濒汉水，每至洪水季节，江岸崩垮，便会在岸壁上清晰地看到原始人类所生活的遗迹：烟雾熏黑的洞穴穹顶、残剩的骨骼、粗糙或精致的石刀石斧、陶纺轮、骨针……村民偶尔也会在此拾到青铜罐、壶、盘、戈，玛瑙、玉石及瓷器之类：而庹家洲的房前屋后，田地坡脚也常常挖出打击或磨制石器、残断的三棱铜箭头和瓦当类。农民也常在附近挖出古墓葬，高颈瓦罐、瓷
酒壶及散落的“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货泉”、“开元通宝”、“皇宋通宝”类铜钱，农民弃之不取。他们只要金银铜玉器去卖。
庹家洲有所东峰小学。当地村民说这学校是汉代红门寺遗址，学校的两层土楼就是拆了寺里的大殿盖的。学校的宿舍完全是古建筑，墙脚一律是二尺见方的雕花青石，上面雕刻的莲花生动形象，各个不同。校园内的菜地里打击或磨制的石器、秦砖汉瓦时有发现。
村民说大殿下面有暗室通道。来此上香的香客中如果有绝色女子或富商巨贾，寺里的和尚就会下迷药把他们迷倒弄入暗室。还说殿下通道钻山穿沟，一直通往几里外的乔家院(肖家河村)拦马河附近的老鸦滩梁子，那儿有地下城。而肖家河村村民说肖家河一带地下是空的，里面有宝。村里有人在东临汉江的坡边放羊时丢失了羊，在坡边悬崖丛草间寻找时，听到崖缝中羊叫声。待约人打火把进去找时，却阴风飕飕，深不可测，只好放弃。也有人在洞中看到高大的石门，青苔密布……
据诅居于此的华中科技大学何存兴教授历二十余年考证，红门寺约建于东汉末年，与陕西扶凤县的法门寺齐名，是汉水流域最大的佛教圣地，鼎盛时期僧尼逾百。后因寺中和尚于地道中淫乱妇女，引得百姓放火烧了红门寺。京剧传统剧目《火烧红莲寺》就是椐此编写的。其后，人们在红门寺旧址上又建了乾明寺。寺旁有砖塔五座，至1950年后乾明寺的塔、房屋、神像才渐次拆毁，用于建学校。
何存兴考证，红门寺地下通道长约两里，高可直腰通行，岔道多多；1996年当地人在拦马河附近开金矿时，曾挖开了一个洞口，并有小孩进洞玩耍而走失几小时。如此浩大的工程，不可能是红门寺僧人所建，而可能是古锡(音yang)国、麇国遗存。商朝时期，庹家洲至拦马河一带是锡国都城，锡国人开挖了这地下洞穴，故名“锡穴”。“锡穴”应该是自东峰庹家洲至乔家院拦马河傍依汉江的狭长地域，长约四里。后来商亡周兴，麇国崛起而代锡国，“锡穴”便成了麇国的都城。
近年，随着肖家河村乔家院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一流传既久的传说也引起了考古专家的高度重视。2003年3月27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科研处地球物理学系专家运用探地雷达与高精度磁力仪对肖家河村进行探测。初步结论地下存在有一定范围的空间。这会不会是古麇国的地下宝库或地下工事?将来有一天开挖出来，想必会撩开古麇国神秘的面纱。
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亲率大军征伐庸、麇，《左传》详记灭庸而对麇国之灭语焉不详。何存兴考证：楚庄王令庐戢梨率兵伐庸，他亲率另一支大军伐麇。伐麇的楚军先是自郧西天河口欲渡汉江攻占麇国都城之郊的乔家院，麇人凭江设防，屡创楚军，楚人不得渡(其后这儿称“拦马河”)，转战至距麇国都城四十里外的大树垭(今五峰乡塔峪滩南岸)一举歼灭了麇军主力!楚庄王为庆祝这场血腥大决战的胜利，令全体将士在此欢宴数日。楚人还于此建“庄王庙”(有庄王神像及文武配祀)以纪楚庄王之文德武功。两千余年后的今天，大树垭“庄王庙”遗础犹存，当地乡民依旧有人焚香膜拜，祈庄王爷庇佑赐福。
郧阳境内的古麇国就此结束了久远而辉煌的历史!但迄今为止，虽然在古麇故都有大量重大的考古发现，却没有一件明确记载古麇的文物。这有两种可簏：一是公元前611年楚庄王灭窿后，把麇国的匿之重器掳到了楚都（古麇故都有春秋时期唐国、申国、缰国之器）。但在荆州、荆门、江陵所发掘的楚王大墓中，或隐藏在“锡穴”那神秘的地下洞穴里。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加速，相信记载古麇的文物终会见得天日，向世人昭示古麇国的历史辉煌。（邢方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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