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傳說當年達摩面壁的地方
為少室山上的達摩像
當初，『禪宗初祖』菩提達摩以一根蘆葦當船，渡江北上來到洛陽，當他發現嵩山這個絕好的修禪之地後，便在這裡隱居了。他在山岩間面壁九年，終成正果。
公元148年，一位名叫安世高的安息人來到中國，在當時的漢朝首都洛陽建立了一所學校和一個譯經中心，使之成為一個真正的佛教搖籃。
他帶來了經文，主要引入了修禪之術，這似乎預示了中國禪宗的必然發達。
1800多年後，禪宗在中國被極大地發揚了，並再次被世界化，這發揚的載體就是少林寺。
公元2006年的9月到10月，少林寺被世界拉到了聚光燈下，禪宗被世界人民一次次提起，其熱鬧其關注，似乎遠悖佛教的清靜與幽遠。以至於這一切的聚集背後也引起了一迭聲的討伐——少林寺太媚俗了。
記者無意於評判是非，媚俗與否，歷史自有公論，但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佛教在這樣的熱鬧聲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走向凡世人生，這是否符合了一種『普度眾生』的佛教教義？
實際上，從喬達摩分遣弟子走向四方傳播佛教開始，佛教一直在努力地走向人間，試想沒有人間，佛教何以立足？
安世高在洛陽傳教的成功，無疑極大地鼓勵了西域其他王國的法師們。在最早的法師中，自然是安息人和月氏人居多。
由是，中國也開始正式進入『僧伽』，一種中國式的佛教哲學也開始產生，並產生了大批的教派和教宗，而這場前所未有的教理運動，最終催生了對經文原文的需要，於是，一場長達數世紀、前往釋源印度尋求教義的冒險也開始了。
這是一種用想像方能完成的頗為壯觀的史詩，直到玄奘之前的三個多世紀裡，在原本是絲綢之路、鈔票滿地打旋兒的路途上，出現了一個個負笈西行的人，他們在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黃金路上，進行著一個理想得不能再理想的精神之旅——尋求佛教真諦。
『夫觀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賓，顯法師則開闢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之，罄五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望。然而勝途多難，實處彌長，秀苗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亙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個江而遣命。或亡食幾日，輟飲數辰，可謂思慮銷精神，懮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為客遑遑，停托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罕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這是同樣走過取經路的義淨法師所寫。
實際上，如義淨一樣，很多西行的法師是求取真經者，也是傳記作家。正是他們的筆觸，讓取經之路有了神奇色彩，也為玄奘的西行提供了借鑒。
中外佛教交流少林居功至偉
從20世紀後期至今，少林寺一直處於一個鼎盛發展時期。少林寺能有今天，有諸多佛門中人的努力，更與歷史分不開，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歷史選擇了少林寺。
反過來說，少林寺又以自己的影響在推進佛教的影響，這其中，玄奘應該是受其影響的人之一。但問題是，查遍歷史乃至中國佛教史，都沒有玄奘到少林寺的記載，而且少林寺禪宗與玄奘所創唯識一宗，簡直是大相徑庭。
將玄奘和少林寺連在一起的，是玄奘兩次上書回少林寺譯經。玄奘為什麼要選擇少林寺，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一個並不了解少林寺的人，會兩次上書前往譯經嗎？
嵩山之地，熔鑄了中國大文化的主流，中國文化的儒釋道，就密密地分布在幾十平方公裡的嵩山系內，這樣厚重的文化，必然以強磁力輻射周邊乃至整個中國。
中國佛教史的發展、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離不開達摩，離不開菩提流支，同樣離不開慧可，而這些人均與少林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2006年9月初，在藝術家們少林論禪期間，我走向達摩洞，去尋找這位在中國佛教史上極具傳奇色彩的大師的蹤跡。
當地人告訴我，到達摩洞需一個半到兩個小時，雖然達摩洞距少林寺不過三公裡的路程，但因為是山路，就頗費些時間。
巧的是，半路上恰遇在九華山修行、剛剛來到少林寺的凱明女僧，談到玄奘，她止不住由衷的敬仰：『玄奘是我們中國人的佛陀，不能因他創了唯識就說他與其他流派不相容，實際上玄奘具有博大的胸懷，就佛教而言，游涉千山萬水是一種弘法，而居於室內、將佛教經典譯給更多的人看，也是一種弘法，玄奘大師在譯經上的貢獻是巨大的，現如今，哪一個流派沒受過大師的影響？』
凱明的話，讓我的心情有些豁然，雖然達摩是禪宗之祖，但玄奘不正是因為受了達摩等先師的影響，纔萌生了西行念頭的嗎？這樣想來，我心裡產生了極大的快慰，很快便到了達摩洞。
這是一個天然石洞，洞前立一石牌坊，橫額刻著『默玄處』三字，是明朝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所立。
菩提達摩，雖被譽為『禪宗初祖』，但卻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巨擘，按照普遍的說法，菩提達摩原是南印度國王的第三子，為護國而出家，曾入南海之中求得禪宗『秘法』，並以『衣缽』為傳法的信物。
自從佛祖釋迦牟尼在靈鷲山大法會上拈花微笑，只有大迦葉會心一笑，以心傳心，接過了大法，依次相傳，燈燈相續，傳到菩提達摩，是第二十八代。
菩提達摩以游化形式傳遞佛教心法，接過佛燈之後，首先想到煌兮赫兮的中國，於是渡滄海到達廣州，很快被接到南朝梁國都城南京，拜見了梁武帝蕭衍。蕭衍問：『我廣造寺宇，度眾人為僧；寫佛經、造佛像也不遺餘力。凡此種種，有何功德？』答：『並無功德。』蕭衍追問：『為什麼沒有功德？』菩提達摩說：『你只不過乾了幾件好事，這算不上什麼功德。』自以為建些廟宇便是做功德的蕭衍，聽了菩提達摩的話，心裡當然不爽，便有些不待見菩提達摩。
菩提達摩見蕭衍如此，知是兩人無緣，便下定決心北上洛陽。
但當他來到洶湧澎湃的長江邊時，竟找不到可以過江的船，一刻也不想在南朝都城待下去的菩提達摩情急之下，折了根蘆葦當船，踏上過了長江。因為這根蘆葦上有一花五葉，後來便發展成了禪宗的五派。
到達北魏國都的菩提達摩，先後參訪過修梵寺、永寧寺，當他發現嵩山這個絕好的修禪之地後，便在這裡隱居了。他在山岩間面壁九年，一動不動，小鳥在他肩頭築起了巢，蜘蛛也在他手上結起了網。天長日久，就連他的精氣神色都穿透了石壁。
佛界亦如俗世，是由人來修行的，總也有些俗人的苦樂悲歡，菩提達摩最終修成正果，卻引起別人的嫉恨，這些人先後六次下毒，將菩提達摩毒死，弟子們含淚將他埋葬在熊耳山前空相寺中。
少林寺內，有一通高大的元碑，上面刻著《大元重建河南嵩山少林禪寺蕭梁達摩大師碑敘》。碑的背面，鐫著《初祖菩提達摩來往行實之記》，這篇『記』，記述了達摩一生的許多重大事件。
達摩之於中國佛教的意義不言自明，按佛教史，達摩的弟子有慧可、僧副等。
一切皆在緣。
慧可後來成為二祖，是一種緣，心緣，但這緣，卻需要一種磨礪。按照記載，慧可師從達摩並得其衣缽，並不容易。有一年冬天，達摩在少林寺北五乳峰面壁，天降大雪，有一叫神光的人立於洞外，大雪埋過雙膝，神光仍一動不動。第二天，達摩見洞外雪中站立一人，問其原因，神光說想拜他為師。達摩說：『拜我為師，除非天降紅雪。』於是神光取利刃，自斷左臂，染紅白雪。達摩見神光確有誠心，便收其為徒，傳衣缽法器，並取法名『慧可』，成為禪宗二祖，二祖『立雪斷臂』之事，被禪徒奉為學習的榜樣。
實際上，這樣的故事深深影響著中國佛門中人，成為一種執著的求學精神。同時，也深深影響著達摩以降的中國佛教發展
玄奘之前多有西行求法人
。玄奘西行的路上，多有屍骨，這一方面說明了路途的凶險，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西行求法僧眾之多，正是這一個個不畏艱險的先驅，一定程度上熔鑄了玄奘堅定向前的進取性格。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應該是朱士行，他也是佛教傳入中國後摩頂受戒的第一人。與玄奘一樣，朱士行也出生在河南，是三國魏潁川(今河南禹州市)人。他專心研究佛經，因感到當時所譯的般若經文句艱澀，難以理解，決定西行求尋原本經書。朱士行從陝西、甘肅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敦煌，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公元260年帶弟子到達西域，經過20年時間纔找到《大品般若經》的原本，命弟子送回洛陽。他自己則留而未歸，以80歲高齡病死西域。
據說朱士行逝世後，人們火化他的遺體，薪盡火滅後，其遺體竟完好無損。人們驚異之際，一位高僧合十咒曰：『你若真得道，身體亦當會滅，不必作此驚世之舉。』朱士行的屍骨便應聲而碎。這就是『金剛不壞之身』的典故。
應該說，朱士行不是唯一西行求法的人，但他卻是西行求法第一人，他的貢獻在於求得了《大品般若經》，從而在中國開啟了義學的先河；同時將西域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東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除了朱士行，玄奘之前，中國多有西行求法的人，他們為玄奘的西行奠定了基礎。如果從路途上看，第一個到達印度的僧人，該是法顯，他從青年時起便成為沙彌。公元399年(一說公元400年)，他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尋求《律藏》，也即所謂修道戒律之書。他和同伴經敦煌和於闐，通過環繞沙漠之路，翻過帕米爾和興都庫什山脈到達印度。法顯用近乎恐怖的語氣介紹了他所面臨的危險，『沙河中多有惡魔。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完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志耳。』他們一直向北印度和恆河流域走去，走向佛誕之地、獲覺之地、首次說法之地、佛祖圓寂和解脫之地，在祗樹給孤獨園寺，在覺者悟道25年的祗園，法顯和一同伴的淚水濕透了自己的心。
在那方精神的家園，你無論如何想像他們一塌糊涂的心情都不為過。
他們於淚眼模糊中，想到了他們長期游走的地方，想到了那些捨棄一切和他們同行的人，想到了早早離開他們、死在路途上的人。
其時，一群僧人走出寺院，詢問他們從哪裡來。他們說自己來自遙遠的東方國土『漢』地。當僧人聽他們說來自遙遠的東方國土，難以抑制自己的好奇，『怪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又說：『我等諸師和上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地。』
法顯在獅子國(今斯裡蘭卡)作了長時間停留，雖然這個島國風光旖旎、美麗無限，但強烈的思鄉情緒，還是牢牢佔據了法顯的心。在獲得了重要的佛教文獻——小乘佛教的經文後，法顯經海路返回中國，但行路不易，『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前進。』
經歷了一次次的災難後，法顯終於回到了中國。六年到達印度中心、六年居住佛陀之國、三年返程，法顯用了十五年時間，開創了勇敢旅行家結隊西行的先例。
在朱士行、法顯精神的感召下，公元五世紀初，智猛沿著法顯走過的道路奔赴印度，後經陸路回國；公元420年，法融率領20多名和尚，經塔裡木盆地北路、吐魯番、喀什而到達印度，並經海路返回中國。
取經路上還有一個不該被忘記的人，他叫宋雲。
自北魏孝文帝開始，佛教中國化運動走上了一個新的起點。公元518年?521年，執政的佛教徒胡太後派宋雲和尚及其同伴沙門慧生出使天竺，宋雲一行經羅布泊和於闐，一直到達犍陀羅，並從他們的探險旅途中帶回170卷大乘宗經文稿本。
宋雲經歷的傳奇之處在於，在突厥斯坦的路上，遇到了禪宗的創始人、只穿一只便鞋、當時據說已經在中國卒歿的達摩。這是一個讓國人無法理解的相會，相會的最大結果是，禪宗被賦予了神奇的意義，進而迅速傳播開來。
公元589年，中國北方與南方終於得以一統，這是短暫隋朝的最大功德，而這件事的直接受益者和張揚者，是大唐一代。
一切都在向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發展，無論經濟、科技、交通、文化，無論內政、外交，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和諧的昌盛、強大帝國在向中國走來。
但對於佛教而言，還遠未統一。雖然佛教在中國傳播迅速，但究竟什麼是佛教？佛教的教義、佛教的真諦究竟在哪裡？各不相同的解釋、迥異的理解，這一切都意味著詮釋佛教的工作還沒有真正完成，這與明顯朝著統一昌盛高速邁進的大唐是如此不相適應。
正是在時代的呼喚下，玄奘自覺地走到了歷史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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