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佛教的產物之一，塔起源於印度，隨著古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它不僅形成了中西合璧的中國古代建築形式，成為中國本土的一種文化現象，而且成為中印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圖為嵩岳寺塔。
2006年9月3日到4日，河南嵩山少林寺迎來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刻，藝術家蔡志忠、音樂家譚盾、武術導演袁和平、『天籟之音』朱哲琴等，齊集千年古剎『少林論禪』，應該說這個活動的象征意義遠超過了實際意義。
它將一個自佛降中國以來難有定論的話題，再次拋到了世人面前：到底什麼是佛？佛到底在哪裡？
一千多年前，因為解釋不清很多問題，一個勤於思考的佛教大師玄奘走向西域，歷時十九載，帶回了有關佛學的種種教義，客觀來說，玄奘弄清了，但芸芸眾生其實還是活在一個懵懂世界裡。但不管怎樣，玄奘的探索都是一種積極的佛理追尋，也是一種民族進取精神的張揚，也許，佛教的真義就在這不倦的追尋裡吧！
也許，2006年9月的『少林論禪』，就是對當下佛教的一種新的探索，一種發問。
實際上，當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登封市政府授予百萬豪車的時候，這種發問和探尋就開始了——一次次將自己拉到聚光燈下，少林寺究竟想乾什麼？佛門歷來都是遠離塵世的『淨地』，現如今少林寺卻直入社會俗塵，是否已失缺了佛教的根本，是否將佛理大大地修正了？
從『少林論禪』，你也許可以洞見一代方丈的良苦用心。
論禪會上，當譚盾的『少林大典』音樂從虛無縹緲的遠古傳入你的耳膜，木魚聲聲伴以誦禱的晚課聲勾起你不盡的靈魂繾綣；當蔡志忠以他漫畫的神筆飄逸出人生的諸多況味和感悟，你也許會明白什麼是禪，什麼是佛。
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所悟，那就聽聽朱哲琴的《七日談》，看看朱哲琴的眼睛，仔細地審視她的眼睛，也許，你會從那一汪純得讓你難以置信的眼睛裡讀出些什麼。
不必拘泥於形式，不必遠離塵世，不必把佛教看得和塵世是如此對立。
佛就在你的生活裡，在你不自覺的心裡，在你的斷片旅思裡。
『佛度眾生』。如果沒有眾生，完全不必有佛教，即使是小乘佛教的自我超度，它也源自與佛的親密接觸。
想必，這也是玄奘追求的心願吧。
畢竟，玄奘時代佛教的時尚與熱度，比之少林寺有過之而無不及。
玄奘西行求法是佛國外交的典范之作
從一般意義上說，玄奘的主要成就在譯經上。玄奘自唐貞觀十九年(645年)五月初二創譯《大菩薩藏經》，到麟德元年(664年)正月初一絕譯《咒五首經》，前後歷時近20個年頭，九移譯場，共譯出經典75部、1335卷，所譯經典包括經、律、論三藏，涉及大、小二乘，顯、密兩教，而以大乘瑜伽唯識派經論及與之相關的小乘部派論著為主，兼及《般若》空宗。
因此，說玄奘是中國的佛陀，一點兒都不為過，而如今中國佛教各派也多認玄奘為中國的『釋迦牟尼』。
玄奘的弘法，其實也是通過譯經的方式實現的，譯經的目的是讓更多的人知道，進而纔能引導眾生。怎樣纔能達到這個目的呢？玄奘巧妙地利用了皇權的力量，讓唐太宗作序，以引起眾生的注意，並讓佛法更大范圍地推廣開來，應該說，在最初崇奉道教的大唐，佛教得到肯定並得到大發展，玄奘應居首功。
實際上，玄奘的意義不僅僅在弘揚佛法上，他最深刻的價值，早在他西行之時就已經體現出來了，他的價值更在於他的精神，一種中國人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
玄武門兵變後，太宗執政，勵精圖治消滅了隋的各路叛軍而統一國土，奠定了唐代帝國的地位。但有唐國威遠達國外，比之漢武大帝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玄奘正是在有唐處於上昇時期而出行西域習研佛學的，這與唐帝國的擴張、威名的遠揚正相契合，這也許是一種歷史的巧合，但又是一種必然，是歷史的一種必然選擇。
玄奘自印度回國，戒日王托玄奘歸國問候太宗，這是一種示好，也就是強調兩國互重而交盟和好，當這種善意的信息傳達到大唐，太宗即遣使通好，確立中印友好的外交關系。
回國後，河南人玄奘在古都長安放出了當時佛教界的萬丈光芒。
『真故極成色，定不離眼識，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
也許，這樣的教義，會讓你感到唯識的晦澀和難解，由此你會感到玄奘所做的距離百姓比較遙遠，進而對玄奘的影響大打折扣，如果這樣，你就錯了。
有一種影響，它是潛移默化的；有一種影響，它遁於無形、具有一種指導作用。讓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是，時至今日，無論禪宗、無論淨土，但凡佛門無不尊玄奘為導師，無不以玄奘為領袖，無不以玄奘所譯經文為典范，其實玄奘的影響，又豈在中國佛門，又豈在佛門？
『唯識一宗，說到底是佛門的陽春白雪，是佛學習研的高境界，如果把禪當作一種實踐，那麼唯識更側重於學問、理論。這樣你就很明白玄奘之於佛教的意義。』洛陽師院教授、河洛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的郭紹林先生說。
大雁塔，如今成了西安的標志性建築，也成了西安進取精神的坐標，因為玄奘、因為大雁塔，以大雁塔為中心，新生了一個區，叫曲江區。也因為大雁塔，西安有了一個新的城市增長點。
實際上，在西安乃至在陝西，幾乎無處不留存著玄奘的影子，從白鹿原到長安縣大興教寺，從西安城朱雀大街到遠在銅川的玉華山玉華宮，如今處處都在說玄奘。
從一定程度上說，是玄奘極大地豐富了西安乃至陝西的文化內涵，讓西安文化變得更加豐滿而圓潤。也是玄奘，讓中國有了一種新的感動，一種通達人心的溫暖，一種與現代國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
印度曲女城的無遮大會，是在當時五印共主戒日王主持下召開的，因而特請支那法師玄奘立論主持會。玄奘應戒日王邀請，立真唯識懸金牌於大象，游行大會18日，沒人提問，就這樣大會尊玄奘大師為大乘天及解脫天。
玄奘在西游印度中，佛學成績『青出於藍』，由此博得戒日王賞識，也通過佛教這一特殊紐帶，奠定了中印世代友好的基礎。
實際上，玄奘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大唐以降，《大唐西域記》在中國的影響堪稱巨大。自十世紀始，中國傳奇故事幾乎都引證了玄奘這個人物，賦予他許多充滿怪誕色彩、頗類鬼怪和神佛的奇遇和冒險。
中國最早的變文開始直接涉及玄奘，並稱之為『三藏』(律藏、經藏、論藏)，在這裡，原本是真實的經歷，開始變成了不著邊際、荒誕不經的奇談怪論，並在其中加上了一個行者猴子，還宣布說：『吾今皈正向西方去，轉上雷音見玉毫。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我是歷代馳名第一妖。』
到有明一代，這樣的故事，就變成了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之一的《西游記》，當這個神話小說誕生的時候，玄奘淡出了，取而代之的，是唐僧。
其實，在中國僧人屢屢向西方求取真經之時，也有僧人東渡日本弘揚佛法，其中有名的是鑒真；同時，也有日本人到中國求法巡禮。
最有意味的是，當釋迦牟尼的佛捨利被很多寺院以供奉為榮時，玄奘的頂骨捨利也已成為弘法的榮光被各國佛寺供奉，比如日本、印度等。
玄奘與佛的弘法成為中國文化現象
自竺法蘭、攝摩騰以降，乃至玄奘的西行弘法，一代又一代佛學大師的弘法，已經讓佛教文化成為中國本土不容忽視的一種文化現象，它已經深入中國人的生活並深深影響著中國的文化。
白馬寺清涼臺的東西兩邊，分別建著法寶閣、藏經閣。
白馬寺法寶閣左前方，豎立著『中日友好二十五周年紀念』銅像，銅像塑的是空海大師。盛唐一代，空海大師猶如玄奘一樣，歷經千辛萬苦，從日本來到中國求法，其後回到日本，成為日本的一代宗師。法寶閣內，珍藏著各國贈與白馬寺的珍貴禮物，也見證著中國與世界各國因為佛教而建立起來的友好關系。
清涼臺東邊，是藏經閣，裡邊珍藏著各代大德高僧的譯經，而這些經書，也記載著中國借助佛教與外國的友好文化交流歷史。
中印、中朝、中日、中韓等，佛教傳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為相互聯結不可分割的整體。
不容忽視的是，借著佛教文化，中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現象。
在中國，從建築上說，佛塔已經是各地如今比較常見的一種建築遺產。
作為佛教的產物之一，塔原本起源於印度。在印度，塔最初稱為『堵坡』、『萃堵坡』、『塔婆』，或稱為『浮圖』、『浮屠』，它最早用來存放佛捨利和經卷。佛教傳入中國後，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塔由最初存放佛捨利和經卷延伸到佛教徒的葬制上，僧人圓寂後為示其功德，也開始建塔，到後來，塔乾脆成了風水塔。如今國內的古塔有捨利塔、佛塔、風水塔，更多的則是僧塔。
而這些古塔尤以嵩山為代表，嵩山古塔不僅數量多、規模大、建築藝術精湛、蘊涵豐富，而且基本概括了中國古塔的發展史。
塔最初雖然是隨著古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而出現的，但經過中國化以後，已形成了中西合璧的中國古代建築形式。自漢魏以來，中國最初出現的塔多為木結構樓梯式，可供人們上下，由於木結構樓梯容易著火損壞，後來被磚石結構代替。嵩山嵩岳寺塔就是在木塔向磚石結構轉化過程中中國現存最早的實物。
2006年9月5日，嵩岳寺塔後面的山峰，貼著純得沒有一絲雜質的藍，讓你恍惚感覺回到了沒有一絲現代工業污染的遠古。因為剛剛修復，還沒有對外開放，這裡沒有噪聲的污染，只有一方清靜，在這靜裡，傳遞著無盡的禪意。
因為外觀呈圓形和拋物線形狀，嵩岳寺塔看上去於挺拔之中顯得婉轉柔和，頗類佛學之遠塵淡泊。永泰寺塔在繼承了北魏時期嵩岳寺塔風格的基礎上，已經擺脫了嵩岳寺塔臃腫的特點，從整體上看顯得高大挺拔、秀氣利索，也成為塔歷史行進過程中的一種過渡。
如果你由此就說它僅僅是一種佛教場所，那就錯了，它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
嵩山古塔從北魏時期開始，歷經隋到清等朝代，造型各有千秋，透視出各個朝代不同的特點，影響著中國的建築藝術，也為中國建築史增添了豐富的內涵。
從另一方面來說，古塔也豐富了中國雕刻藝術和造型藝術，古塔雕刻藝術分布在塔剎、塔門、和塔銘等部位，具有特殊的審美價值，古塔的雕刻藝術一是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裝飾紋樣、動植物圖案和建築構件，如祥雲、飛龍、獅子、猛虎、斗拱等；二是佛教造像，如佛、菩薩、羅漢、天王、飛天等；三是與佛教有關的裝飾紋樣，如七珍、八寶等。實際上，中國古塔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宗教、藝術等的資料庫。一般來說，古塔建設的大小、高低及形態的差異，基本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與經濟狀況。塔建得多而高大，則社會相對穩定，反之必然是社會不穩、戰亂頻仍。
現在，在白馬寺西側，一個印度風格的佛殿正在加緊建設當中，這也最終會融進中國文化體系之中。
這個由印度政府提供5000萬盧比(約1000萬元人民幣)建殿資金和圖紙設計方案，白馬寺提供建設用地並負責建設的佛殿，目前主體工程已現雛形，按設計圖紙顯示：佛殿主體建築為圓形佛塔。佛塔上部為半球狀，下部為二層結構，高21米，直徑24米。佛塔中央供奉有佛祖得道時的銅質雕像，頂部裝有玻璃天窗，陽光從天窗透射下去，照射在佛像周圍。佛塔底部設計有水系。俯矙佛塔及水系，猶如盛開的蓮花。整個設計反映出印度原始佛教的思想。
這個現代又原始的佛殿，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佛殿，它是中印兩國和諧相處的一種表現形式，體現出歷史與現代的交融，更體現出一種深層的寓意。一千九百多年前，佛教自印度東傳中國，經十幾個世紀的融合，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成為聯系印中兩國友好關系的紐帶。白馬寺印度風格佛殿的修建，是新時期印中文化交流的新篇，也是兩國業已存在的文化交流與合作的見證。
這樣的建築，實際上是歷史長線上的最近一端，是現代的一個端點。
連接這條線的另一端，是攝摩騰、竺法蘭，是達摩、法顯、朱士行……
而玄奘，是所有這些端點中最突出最耀眼的一個。
佛教文化史，抑或歷史，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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