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日本投降仪式亲历
李振宗口述
许迺镕 整理
1945年10月10日，日军在北平太和殿前的投降仪式
日军司令官根本博率领幕僚进入太和殿前地
（右）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凶恶战犯，死于南京监狱）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十时，受降仪式开始，中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
观礼人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那时候我才十五岁，正在北平读书。当时的心情万分激动，用语言是难以表达，因为从此就不当亡国奴了，再也不受日本鬼子的气了。
那时全城的人，也和我一样，就连走路和骑自行车，都感觉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自行车上都插上了纸做的国旗和其他战胜国的小旗。街上各商家门口都挂上灯笼和各种彩旗。
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无线电收音机里面听到后，胡同里面的居民都走出门外奔走相告，我家的电话铃声不断，相互传递着日本投降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当时我家住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中间的一条胡同，每天上学都要从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过去要用30分钟才能到学校。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开后，我用20分钟就能骑到学校了。每天早上上学时马路旁经常有各单位举着横幅，排着队伍，上面写着单位的名字，如:“中华邮政”等，站着很多职工，手里拿着小旗，上面有庆祝光复，欢迎国军到来，接收北平等口号。
北平日本军方向中国递交投降书的仪式是在故宫博物院内太和殿前，文华殿和武英殿中间那一大片朝拜的广场上进行。
日本宣布投降后，在中国的受降仪式分别在九月九日和十月十日在南京和北平举行。我有幸亲眼看到北平的日本军方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和全部受降仪式过程。
受降仪式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好像老天爷也为日本人投降而笑开了脸一样。一大早，就有很多的人，涌向故宫博物院，这其中有老人、有小孩，还有全家一起去的。耳边还听得有老人向孩子们说:我到底要看看日本鬼子投降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威风扫地的样子今天也轮到了他们头上。而我就想揍小日本鬼子一顿，解解这几年的闷气。
受降仪式那天，文华殿和武英殿挤满了观看的人群，我因为学校放假，又对日本鬼子投降缴枪有浓厚的兴趣，要亲眼看一看欺侮我们中国人民八年之久的日本鬼子，今天是怎样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的场面。
一大早我就从家中走到了故宫博物院东门，在文华殿挤呀挤，好不容易在台阶上找到了一个适合观看的位置。这时候，观看的人群越来越多，人人手里都拿着三角形的各种颜色的小纸旗，上面写着:“庆祝光复”，“欢迎国军到来”，“接收北平”等。大家都带着紧张期盼亢奋等表情，急切的等待受降仪式开始。
在受降台的四周站着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个个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军人，穿着崭新的军装，手里端着最新的冲锋枪，笔挺的站立着，十分威武。而受降仪式台上分别是中方代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日本代表、日本驻华北战区司令根本博。
上午十点整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先奏国歌，然后由根本博向孙连仲鞠九十度躬。孙连仲接受投降书后，有位记者支起三脚架，对准受降台照下了这一庄严时刻的珍贵照片，同时拍下了缴枪仪式的照片。
缴枪仪式开始时，日本军人排好队，双手托枪按顺序排好，按指定地点，分几个缴枪点，把枪慢慢地放下，并向中国人民鞠躬。这时候我热血沸腾:日本兵把平日的蛮横劲已经丢的精光。原来那么丧心病狂、残杀欺辱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也会有今天，心中顿时升腾起一个强烈心声，中华民族不屈，人民团结必胜。
整个缴枪仪式大约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缴的枪械中，除了有三八大盖枪，还有机枪和小钢炮等，在缴枪的过程中，群众最激动时，有挥舞小旗的，有高喊口号的，还有鼓掌的。受降仪式到十一点多在军乐声中结束。
事情虽已过去了六十一年，但当时的各种景象，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上海：平时威风凛凛的日本人东躲西闪
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上海市民正处于极严重的鞭鞑下，伪储备券的购买力一天天急剧下降，黄金、股票，每天都涨停板（逐日涨起百分之十五），停板后的所谓场外交易，投机者早按照着下一天再涨停板的预测价格做买卖，其他物价当然无一不跟着飞涨。除从事投机买卖者之外，一般市民都吃不饱肚皮。普通中上级居民，极少能每日吃饭的，一般都是吃粥或面，而且绝没有把握能顾到十月以后怎样过活。普通中上级职员的薪给津贴大抵为伪币十万元左右，而米价则涨到八十万至一百万元一石，月薪收入不够一个人的食米。要离开上海呢，火车轮船都挤得要命，等上三四天还买不到票，黑市不仅加上几十倍，更有许多人行李钞票被骗被抢，弄得留不下，去不得。
九月九日苏联向日本宣战了，这一消息震奋了所有中国人，而敏感的上海人则更为兴奋。因为苏联红军的威力，在击溃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已给上海人民以极深的印象。设备最简陋的苏联俱乐部，每逢放映苏联战争影片，无论那一场都挤得满坑满谷；苏联的参战，第一足以断定日寇即将迅速失败，第二足以粉碎日本军阀凭借大陆作战的企图。特别是第二点，从极残酷的战祸恐怖中拯救了上海人民，所以说不出的高兴。
十日同盟社突然广播日本接受波茨顿宣言的消息，但只开了一个头，没有继续下去。而美国旧金山的广播则把日本要求保留天皇以为接受波茨顿宣言的条件等等，全部都说了出来，重庆中央社则大播送各地热烈庆祝胜利的消息。虽然上海民间的收音机都已割去短波，但秘密保留短波的还有不少，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马上传遍全市。
日本在上海的陆海军，态度向来是不一致的，虹口一带所谓“海军保甲区”，日本海军当局允许居民庆祝，于是每一家都兴高彩烈地悬挂国旗，燃放爆竹，而林逆柏生所主持的伪中华日报投机出了一张“和平号外”，把同盟社和重庆中央社的广播，拉杂刊载，市民抢着购读。苏州河以南的闹市，马上也接着悬旗放爆竹，百十万人民都拥到马路上，跳着叫着，说不出形容不出的高兴。特别是在南京路上，挤得人山人海，每一辆载着日人的汽车过去时，大家把瓜皮掷上去，平时威风凛凛的日本人抱着头东躲西闪。特别是对着制服戴军帽的日本人，群众把他拖下车来，请他尝一尝八年来他们对中国人所惯使的耳光滋味。有的则把军帽拉下来在脚底下踩几下。这样，稍稍发泄一下八年来所郁积的怨气。平时凶狠如虎狼的日本军人，在群众的怒潮下吓得哼也不敢哼一声。
但日本陆军并不同意把这一消息发表，日本在沪陆海军及大使馆事务所所合组的“弘报局”通知各伪报：“下午九时有正式新闻发表；除此以外不许刊载一字。”到了九时，又通知要十一时发表；十一时又通知要十二时；十二时却说“不发表了”。于是十一日的各伪报上没有一字记载，只有伪秘书长罗逆君强发表了一篇劝告大家“镇静”的文章。
马路上站满了武装的日军，依然骄倨地镇压民众，若干国旗都被敌军扯下了。伪中华日报的总编辑杨逆回浪，则因擅出“和平号外”而被日本宪兵队捉去。其他因议论日本投降而被捕的也时有所闻。
全国唯一命令投降日军扫街的城市---广州
1945年，同盟国节节胜利，日寇行将覆灭，国民党抗战当局策划大反攻，由陈策担任专员的国民党中央军委广州特派员公署，派出警备总队长杨绍元潜人广州市郊竹料，组织抗日武装，打击日寇。局势发展之快出人意料。8月14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正规军还远在大后方。杨绍元不等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即于8月15日率部开进广州市，在日本经营的沙面东天红宾馆（现在的胜利宾馆）驻扎下来，当天在沙面升起自1859年沦为外国租界以来的第一面中国国旗。市民奔走相告，出现“人潮浪涌，跃呼狂热”的场面。
8月19日，杨绍元在沙面法国俱乐部召开党政军及各界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向日军南支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发出三道指令：一、日方派出专机，挂上投降标志，飞南宁向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请示投降程序；二、命令德、意、日及法国维供伪政府驻广州机构降下它们的旗帜，否则严惩；三、命令日军上街，清除战争留下的瓦砾和打扫卫生。
当时田中久一秘密躲藏在石碑原中山大学校舍，警卫森严，极难找到。杨绍元派出他手下的交通员钟其昌，冒险潜入狼窝，终于找到田中久一，当面向他宣示三道指令。田中久一见大势已去，被迫派出三架飞机挂着白旗，但不是飞南宁，而是飞重庆请示投降程序。又命令日军每天定时结队上街，打扫马路，清除颓垣断瓦，“劫后残灰清扫令”，说的就是这件事。据了解，广州是全国唯一命令投降日军扫街的城市。当市民看到昔日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日军，今日垂头丧气、手拿扫把上街扫地时，无不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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