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篇  地球环绕太阳运行自转一周360度 实际是为错误观念

                             八千年前常仪观察天象一年360天  就是汉存六历始源

    前一篇里通过英国天文学家G.·S·霍金斯利用电子计算机，对“斯通亨奇环状列石”位置的座标数据进行测算，确证其环状列石一些关键结构的连线，是与4000年之前天象的太阳、月亮之运行路线，相合处达24处之多。并且在标石上空，56年的周期中有3年可在仲冬满月之夜看到月蚀，而圈内的56个坑穴正好和上述周期相符。由此不仅说明了“斯通亨奇环状列石”，就是西欧上古伊比利亚人扩展、迁徙到大不列颠岛产生出的一个人群群体所建造，是用以观察太阳、月亮、星辰轨迹变化，计算、校准“历法”准确日期时间的座标系统，而且还反映出他们的先祖早在4500年——5000年以前，就已经通过“标杆”群的座标系统，发现确认出一太阳年是为365天或366天的“准确”历法。笔者之所以将上古先民们发现发明制定出的一太阳年是为365天或366天的历法，称说为“准确”历法，因为这是上古时期先民们以日为单元的最“准确”数字之历法。

   现今我们都知道：“地球自转一周是为一天，即24小时”。然而很多的人们则是忽视了，这一观念或说法，实质却是错误。原因是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地球与太阳距离的短径是约1.4624亿公里，长径是约1.5136亿公里，因而地球环绕太阳运行一周的距离是约9.388亿公里。如是，地球每天在环绕太阳轨道上运行约257万公里。如果地球是在原点不变自转一周，或者在直线运行中自转一周，自然都是为自转了360°无疑。可是当地球在轨道的弧线上运行了257万公里，当其某一点正对太阳，自转一周后又正对太阳时，此时地球的自转已经不是360°，实际是为360°+360/365.2422°。就是说，当地球在环绕太阳的运行轨道上绕行一周时，地球自身即是增加了一圈的转动，即我们所感知的地球绕行太阳一“回归年”是为365.2422圈，或称之天，但是地球实际则是自转了1+365.2422圈，或称之天。亦即地球每天24小时的自转，实际是为360°+360/365.2422°。

    已如前面第22篇辨析说过，依据传说史话，我们中华上古虙牺氏，是早在弓箭最初发明出的约30000年前后，生活劳动中就已经形成产生出“数”和“加、减、乘、除”的数量计算。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类上古先民们还只能够有对“整数”的认知与计算，不可能形成产生出“分数”或“小数”的意识观念。因此5000多年或6000多年之前的上古先民们，不论是古埃及人的上古先祖，还是玛雅人和伊比利亚人的先祖，或我们中华尧部落联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等等的人群们，发现计算出一太阳年是为365天或366天，就已经是为“准确”历法，因为他们远没有能够产生出“分数”与“小数”的意识观念。

    其实5000多年或6000多年之前的上古先民们，能够通过“标杆”群座标系统观察太阳、月亮、星辰等的轨迹变化，而发现计算出一太阳年是为365天或366天，已经就是一件很伟大的发明创造，是历史发展进步过程中的“里程碑”。我们都知道，人类之外的所有动物们，也都是和我们人类一样年年感受着气候的“寒冷—暖和—炎热—凉爽—寒冷”之不断循环替代变化（不包括热带地区），可是没有一种动物能够产生出象我们人类的“年”的意识观念。既然我们人类是由“森林古猿”进化形成产生出来，远古时期是经历了长达300多万年与其它动物们生活上一模一样的“动物群”时代，原本也是不会有所谓“日”、“月”、“年”等的意识观念。那么我们人类的“年”意识观念，以及一太阳年是为365天或366天“历法”的认知，究竟是如何形成产生出来的呢？我们人类的上古先民们实际是经历长达1万多年的漫长岁月过程，才完成达到这一认知。使我们感到十分自豪的是，我国古文籍保存流传下来的零星史话史料里面，正是记载有我们中华上古先民们，是如何地以感知气候的“寒冷—暖和—炎热—凉爽—寒冷”之不断循环替代变化，而形成产生出“年”的意识观念；通过“记录累加”日数，发现到这种气候的“寒冷—暖和—炎热—凉爽—寒冷”变化的周期，是在300天上下至400天上下。如陈久金编著的《天文学简史》里说，印度上古“吠陀前期”，一些地区曾经存在有以27天为一恒星月，有的地区以12个月324天为一年；有的地区则以13个月351天为一年；小敏编著的《民间万年历》里亦说，古罗马人上古先民曾经以305天为一年；这些都是证明。

   由于朔望月的周期是为29.5366日，上古先民们很容易观察发现到“圆缺”变化周期，是为29天与30天相间隔，即“月”日数的认知。经过长时期不断使用“座标”观察太阳、月亮、星辰等的轨迹变化情况之后，上古先民们于是发现认识气候“寒冷—暖和—炎热—凉爽—寒冷”变化的周期，是在12个“月”的354天，至13个“月”的384天之间。由于当时人们还没有“分数”与“小数”的意识观念，他们只能够发现并且调节“月”为30天，这样也就致使“月”失却了它原本具有的“月亮圆缺变化周期”之涵义，从而产生出一年是为12个月，每个月30天，共计是为360天的“太阳历”历法。如《天文学简史》里记说，不仅古埃及人的先祖曾经以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360天为一年；印度上古也存在有着以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360天为一年，被称之为“世间月”和“世间年”；都是这一真实历史情况的实例证明。对照比较之下，我国传说史话里著名的常仪，依据《汉语大字典》搜集到的金文“仪”（即儀）字，以及《汉语大字典》和《古籒汇编》搜集到的甲骨文与金文的“义”（即義）字（见附图十八），可以说明“儀”字原本就是为“義”，其象形的原始原本涵义亦就是：使用带有丫的树棍作“标杆”，以观察太阳、月亮、星辰等的“轨迹变化情况”。实质上“儀”即是为我国五帝之中的“喾”，也就是“喾”部落联盟组织里的观察天象与研究、校准历法之职司职务，以及其职司职务者的名称。而传说史话里的“常仪”，便是由名称为“常”的部落所选派的人担任为“儀”职司职务者。

    特别要说明的是，我国发现到的大地湾文化，就是“喾”部落联盟人群群体生活所遗留下来的遗址遗迹遗物，得以侥幸被考古发掘发现。再者，不但传说史话里尧是为喾的后裔，考古学也表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人群，正是为大地湾文化的传承者。如此也就可以说明，《汉书·律历志》里记说的“（西汉）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即汉高祖平定天下称帝建元）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指太阳历与太阴历之间出现大的差误），宜更《历》之过也。’……寿王及待诏李信，治（即整理）《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所谓太史令张寿王与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其即是西汉时所保存有的六《历》中之《黄帝历》，并且其《黄帝历》正是“喾”部落联盟的大地湾文化人群在8000多年之前，由于常仪使用“座标”观察太阳、月亮、星辰等的轨迹变化而制订出来。不过其还不是一年366天的历法，是比一年为366天更早、更原始性的，一年是为360天的历法。在他们之后又经历过1、2千年岁月使用“座标”观察太阳、月亮、星辰等的轨迹变化情况，终于在尧部落联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时期，即公元前4721年，因于羲和职司职务者们经过长时期的观察、研究、计算、校正之辛勤努力工作，得以发现而纠正以前“一年是为12个月360天”存在的误错，进而制定出一太阳年是为366天，以及通过间隔增设“闰月”，来协调太阳历与太阴历之间出现的差误。这实质也就是所谓《黄帝调历》形成产生的根源，其时间正好是在西汉元凤三年，即公元前78年的6000多年之前，并且也正是考古发现、测定出的“大地湾文化”人群们所生活的时间时期之内。从而可以说明，这一传说史话就是“大地湾文化”人群形成产生出来的真实事情，是为历史事实而不假。

    由此还可以说明，我们中华古文籍里记载的很多很多零星史话史料，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中华上古时期的历史事实。只是长时期以来没有能够被正确认识、理解、说明罢了。究其根源，应该是在于《史记》里对于五帝三代历史的解释，有着严重错误。许多的学者们正是因为尊奉《史记》里的“五帝三代”之说为圭臬，受其“炎黄至今5000年文化史”错误观念思想的束缚，导致对于我国已经发现到的辉煌璀璨大量大量成系列之“考古文化”，无法能够与古文籍里保存流传下来的大量大量零星史话史料，有机结合，作出相对应的“史话”之诠释说明。其实，我们现在只要以摩尔根的“氏族社会理论”为基础，是完全能够将我国已经发现到的辉煌璀璨大量大量成系列之“考古文化”，与我国古文籍里保存流传下来的大量大量零星史话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作出相对应的“史话”解释诠说，弄清楚明白上溯到3、4万年之前我们中华上古先民们，历史发展进步完整过程的面貌情况。

    以上对于历法，只能够简要地讲述一下。至于我们中华上古时期历法形成产生的详细情况，需要等到随后将炎帝、黄帝、少皞、帝俊、颛顼、喾、骆明、白马，等等部落联盟的历史面貌和来龙去脉，全部叙说清楚明白，再专篇加以解说。

    总的来讲，依据摩尔根150多年前对北美易洛魁人联盟的详细调查了解研究，而在《古代社会》里的介绍说明，易洛魁人联盟已经是有了“贝珠带的守护者”，类似于我国传说史话里的黄帝史官之仓颉；有了“会议篝火的守护者”，类似于我国传说史话里的“火神”；有了“贡品承受着”，负责收受被战败或被征服人群交纳的“贡品”；有了“大战士”（部落的“军事统帅”被称酋长，氏族的“军事统帅”被称酋帅），即部落联盟组织的“军事统帅”（为双人职务，但不是如摩尔根解说的是为了致使二人之间互相“节制”，防患一个人实行“专权”。实际应该是为了一个人在前方指挥战争，另一个人则可以在后方组织援助，和预备、防范等的事务。万一前线的“大战士”伤亡不能指挥战争，另一个“大战士”即可代替指挥，不至于众部落的“酋长们”群龙无首，失却指挥调度而全体崩溃），亦就是通常传说史话或史话性神话故事里所讲说的“战神”；有了“巫师”，相同于我国《国语·楚语下·观射父论绝地天通》里记述的“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有了“首领全权大会”（《古代社会》第2编第4章将部落的全权大会称说为“酋长会议”，可能是翻译解释有误，酋长是负责本部落的军事事务，只是主持与军务有关的会议，因而由酋长主持的“部落会议”，被误讹译释说成为“酋长会议”。政务则应该是由部落“大首领”主持，实质即是“部落大会”。第2编第5章里则说为“部落会议”，当即是如此。氏族的全权大会称为“氏族会议”），是民主制度下的最高决策机构；“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部落大首领”（氏族则有被选举出的“氏族首领”，但是部落联盟却是没有形成产生出“最高首领”）。

    再者，《古代社会》里还记说：“（易洛魁人）用树皮纤维制成网、线和绳索；并用这种材料按经纬织成带子和承载重量的扁条；他们用粘土混合含硅的物质制造陶器和烟斗，放在火上硬烤，其中有些还饰以粗糙的雕刻图案；他们在园圃的土坛上种植玉蜀黍、菜豆、南瓜和烟草；还把玉米面放在陶器内煮熟后做成不发酵的面包；他们将兽皮制成革，用以制造短裙、裹腿和鹿皮鞋；他们以弓箭和棍棒作为主要的武器；他们使用燧石器、石器和骨器；他们穿著兽皮衣服；他们是熟练的猎手和渔民；他们建造长形的群居宅院，其大足可住下五家、十家，乃至二十家，每一座宅院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用石头或土坯来建造房屋；也不知道利用天然金属。”

    依据摩尔根的上述记说，笔者发现认为而提出：易洛魁人虽然已经懂得使用“混合含硅”的粘土制作陶器，并且在陶器上面或雕刻有粗糙图案，但是他们制作的陶器，还只能够是放在篝火傍被“硬烤”，即是被篝火烤烧至变硬变质，成为是不再溶于水的“粘土器物”，是可以烧煮食物或盛放食物的所谓“陶器”。然而，他们还没有能够发明出建造“陶窑”烧制陶器，所以他们的陶器火候较低，质量较差，只有粗糙图案，没有能够达到“精美彩陶”的水平。同样，他们虽然已经知晓“在园圃的土坛上种植玉蜀黍、菜豆、南瓜和烟草”，成为食物。可是作为“熟练的猎手和渔民”，采集和渔猎野生食物，还是为他们食物的主要部分。由此也就得以确证，易洛魁人的生活状态，正是如同考古学家张之恒先生在《中国考古学通论》里分析解说的，是为“锄耕农业初级阶段”之历史水平阶段上。即是相类似于我国已经发现到的诸如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兴隆洼文化，等等人群群体们所具有的历史阶段水平上。也就是说，如果相比较于我国的仰韶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红山文化，以及两河地区的欧贝德文化，古埃及的巴达里文化，等等的人群群体们，易洛魁人则是要落后整整的一个历史阶段过程。

    那么100多年之前的北美易洛魁人，为什么却是比我们中华上古先民、古埃及人先祖、两河地区苏美尔人先祖，在历史发展进步的整个过程而言，落后的时间竟然会是在7、8千年之久呢？甚至比中美洲玛雅人的“前古典时期”之先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马雅文明”词条里说：“前古典时期……年代约为前2500——公元250年。这一时期已有较完善的陶器，居民从事农业，种植玉米、豆类，生产工具有石臼、石碾和其他磨制石器。住房附近有简单墓葬。年代稍晚有了石砌墙垣和土台建筑，表面祭祀崇拜中心已出现。”），亦是落后4000年上下的时间呢？原因应该就是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形成产生出类同我们中华上古时期众多人群群体都具有的，部落联盟组织内的诸多“职司职务”部门，没有能够形成产生并且发挥这些的“职司职务者”们，对于各自专业知识技艺的钻研、提高、推广、普及，以及推动社会知识技艺的发展进步。

   也正是因为易洛魁人联盟，还包括北美中北部地区诸多与易洛魁人联盟一样也是处于“半园艺”或“无园艺”状态的印第安人人群群体们，既然没有能够形成产生出类同我们中华上古时期的这些“职司职务”部门，没有这样的日常事务工作，因而也就没有需要形成产生出部落联盟组织的“最高首领”。他们只有在与别的人群们爆发产生冲突战争之时；或者部落联盟首领亡故增补之际；或者需要罢免、任命联盟的“大战士”及或部落的“大首领”；等等之情况下，才会召集“联盟首领”会议，以处理具体事务。

   相对之下，正如我国古文籍里保存流传下来的大量大量零星史话史料所说明，我们中华上古时期的众多部落联盟组织里，都是存在有着诸多的“职司职务”部门，不仅这些诸多职司职务部门的一代一代相传承的“职司职务者”们，促进了他们各自掌握拥有的“知识技艺”不断发展进步提高，同时，也由于他们都需要进行日常的工作事务，诸多的“职司职务”部门之间，以及与各个部落或各个氏族之间，都需要有“领导者”进行联系、筹划、安排、协商、调理、处置、仲裁、决断。而这些的既是琐碎，又是日常，更是偶尔不断会出现的问题，自然不能够使全部的“联盟首领”们天天都聚集而等待着处理解决。因此，也就形成产生“选举出”一个最高首领，通过“最高首领”来处理这些的日常琐碎事情。而大的事情，则仍然是由联盟的“首领全权大会”，实质就是各个部落代表的“首领”者们，或者包括各个“职司职务”者们（如果存在有“职司职务”者的话），所组成的联盟“最高权力”的会议，讨论而处理解决。只是当时的这种“会议”，还没有形成产生出“少数服从多数”的机制，赞同的人们自当是拥护遵守，反对的人们，亦可以是不遵守、不执行。

   至此我们终于得以了解弄明白，我们中华传说史话里的“帝”，如《礼记·曲礼下》里所说：“君天下，曰：天子。……崩，曰：天王崩。复，曰：天子复矣。告丧，曰：天王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即“帝”，就是所谓的“措之庙，立之主”之“主”，实质即是氏族社会部落联盟组织的最高首领；或酋邦社会酋邦组织的最高首领；或夏、商二代的“王”；他们死后被后世人们供奉、祭祀的代表他们魂灵的“灵位”。

   如是也就说明，《盐铁论·结和篇》里说的“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以及《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的“黄帝，自穷桑登帝位”；记述就是黄帝部落联盟在打垮少昊部落联盟，占有鲁北地区以前，他们还只是一个单纯军事同盟性质的初级阶段部落联盟组织，尚未形成产生有“最高首领”，所以没有被祭祀的最高首领魂灵之“帝”。是在打垮少昊人群群体而占领鲁北地区之后，才发展进步入部落联盟组织高级阶段，产生出“最高首领”，从而才开始有了被祭祀的已经亡故“最高首领”魂灵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