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由高级“史官”出身的人为主要成员的我国道家学派，是完全懂得知晓上古是“公有制”的氏族社会，即天下为公的小国寡民，或所谓大（大应训为太，，就是时间久远以前）道的三皇五帝之制；后来才变化成为“财产私有，政治则是公选、公决”的酋邦社会；再后来是有夏氏启的时候，开创了父子相传家天下，即“财产和政权完全私有化”的君主制社会。然而，当他们的国君或者贵族卿大夫衰败被灭亡之后，他们也伴随着沦落成为“平民”。他们只是为国君或卿大夫保管收藏史料和典籍，自己是不拥有史料典籍，因为这一职务是属于家庭的世代承袭，一般从儿童少年开始就学习、阅读、熟知史料典籍。因此，在道家学派的口头传说中，会涉及存在有着大量散碎零星的上古时期的史话内容。
可是到了汉代，由于完整系统的史料典籍缺失。更重要的是秦始皇时“书同文”，不仅致使原先繁杂的大篆文字，以及许多国家存在有着的各自不同的古文字，被演绎成为统一的简洁的隶书文字。更重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一个字多会具有多重的涵义，而秦汉之后的隶书文字，一般多成为是单个的涵义。关键是许多字被通假借代使用，字涵义的简化，致使字的原本一些涵义失却。于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字文句包含有着的许多的内容内涵，西汉时期的学士们已经解读不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连司马迁这样的大学问家，尽管他博学广闻，深入调查考察，征集遗老传说，却是竟然对于道家学派流传的大量零星史话，认为荒诞而不敢相信的客观因素与原因所在。如《史记·大宛列传》赞里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其实《禹本纪》作为民间的献书，原件是交由司马迁保管收藏于皇家府库。抄本供丞相和朝廷大臣们阅览。作为我国禹酋邦的重要史料典籍，司马迁时是为善本。司马迁正是误解儒家学派戴德《大戴礼记·五帝德》里，将禹说为只是一个个人的君主者，《禹本纪》长期被冷落至于皇家府库，得不到应有的更新换代，到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早已经严重损坏残缺。也正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整个社会皆是以儒学的“五帝”为准则，《禹本纪》亦是遭受到社会的冷落。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西汉王朝时期，已经没有完整系统的皇家收藏的史料典籍为依据，司马迁不敢相信道家学派流传的看似荒诞的散碎零星史话，其实他们却是我们中华上古千真万确的“信史”。正是汉代人们对于上古历史面貌已经不能够正确认知，甚至连东汉章帝召集天下精英于白虎观讨论、解说、考释三皇五帝四代的历史面貌真相，最终也不能够弄清楚明白三皇五帝四代的确实情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情况下，三国时吴国徐整来到岭南地区，搜集到了当时是由苗族人群流传保存下来的有关“盘古”传说史话。
那么三国时候岭南，存在有着绵亘三百里盘古墓的“南海”地区人群们；存在有着盘古氏庙并祝祀的“桂林”地区人群们；以及皆以盘古为姓，被称为盘古国的“南海中”地区人群们；他们究竟是谁？他们又是从哪里形成产生与发展进步出来的呢？
其实徐整在《三五历纪》里所说的今广东广西地区供奉祭祀“盘古”为先祖的人群们，就是考古发现到的“石峡文化”人群的后裔，他们亦就是现今苗族“东部方言”人群的直系先祖。在随附的《从越国追索夏代、有夏氏、禹、酋邦社会、专制王朝、中华文明等的起源及历史真相》C十二、D十三、十四、十六、E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等等小节里，笔者曾经简要说明，考古发现到的屈家岭文化人群，就是我国传说史话里记述的与“尧”发生有冲突战争的“苗”（古文籍里亦记载为有苗），实质就是屈家岭文化人群与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人群之间爆发产生出的冲突战争。约5000年之前前后，早在约5600年之前前后就已经发展进步入到灌溉农业的“酋邦社会”，此时已进步成为喜好对其他人群进行掠夺侵略，并且与仰韶文化人群，即“尧”部落联盟，有着宿仇怨恨的大汶口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人群的“舜”酋邦，不但攻击、掠夺、打败了生活在今冀南、豫北地区的大司空文化人群，即“颛顼”部落联盟，还连续不断攻击、掠夺、打败了尧部落联盟属下：生活在今豫东地区的“共工”等的部落人群；生活在今豫东、鲁西地区的“阏伯”等的部落人群；生活在今豫中地区的“欢兜”等的部落人群；生活在今豫西地区的“鲧”等的部落人群。而且他们还占有这些地区成为自己的“领地”。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人群们从原先河北、山东扩张到这些地区，就是实例确证。（上述情况，后面还会详细辨析说明）
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情况下，屈家岭文化的“苗”部落联盟属下的，生活在今鄂、豫地区的人群，乘着仰韶文化人群连续几次大的战争失败而衰落之机会，也向“尧”部落联盟属下的生活在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发动攻击，胜利之后的“苗”部落联盟领地向西北扩张，考古发现到的“屈家岭文化的北部外围分布区，已到南阳地区伏牛山南麓一带，这里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后来屈家岭文化扩展及此”（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屈家岭文化”词条），即是这一历史情况的确确实实的证明。
而后，屈家岭文化人群的“苗”部落联盟，又和扩张到豫中、豫西地区的“舜”酋邦人群不断爆发冲突战争，最终双方进行“决战”，“苗”部落联盟不幸惨败。然后屈家岭文化的“苗”部落联盟，分化成为3个人群群体：其中“苗”部落联盟属下原本生活在豫南淮河上游及周边地区人群的残余人员，被迫舍弃家园，逃亡迁徙到今鄂、湘、赣地区，《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里吴起说的，“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禹是舜之讹），放逐之”，讲述就是他们这一支“苗”人群群体。而“苗”部落联盟属下原本生活在鄂西北地区的人群们，则成为“青龙泉三期文化”人群。“苗”部落联盟属下原本生活在汉水下游及周边地区的人群们，成为是“桂花树三期文化”人群。因为他们都是继续自称为“苗”人群群体，故而被通称为“三苗”。
约4千5、6百年前，“禹酋邦”人们因为发明使用青铜武器，战斗力极大提高。当时的“舜酋邦”虽然势力仍然是为十分强大，由于内部分裂，不能够互相救助支援，联合共同抗御与“禹酋邦”作战，因而“庙底沟二期文化—晋豫陕地区龙山文化”人群的禹酋邦，得以打败“舜酋邦”属下约5000年之前前后，扩张来到豫西、豫中、豫东、鲁西等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人群们。考古发现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后裔的晋豫陕地区龙山文化人群，从原先的晋、豫、陕地区扩张到了豫中、豫东、鲁西等的地区，实际就是在5000年之前前后被打败的“尧”部落联盟属下众多人群们的后裔，又重新夺回他们先辈拥有的“领地”，返回到他们先辈已有的家园。亦就是这一历史情况的证明。
被打败的“舜酋邦”属下生活在豫西、豫中、豫东、豫南等地区的人群们，逃亡迁徙到了今鄂、豫、皖地区，与“舜酋邦”属下先前已经生活在今皖中西部地区的人群们合伙，继续沿袭称为“舜”人群群体。因此，致使生活在鄂、湘、赣地区的“苗”人群群体，感受到威胁逼迫，他们于是避让而迁徙到今湖南省境内。
再后来约4400年之前前后，在“禹酋邦”掠夺、征服九州的过程中，生活在鄂、豫、皖地区的“舜酋邦”人群们，又被“禹酋邦”打败，他们又逃亡迁徙到今湘江流域。此前迁徙到湖南省境内的“苗”人群群体，则被迫又向南迁徙到了今湘、桂、粤地区。为人们熟知的传说史话里“舜”死于并葬于九嶷山，实际就是“舜酋邦”与他们“苗”人群群体之间又爆发冲突战争，身为酋邦最高首领“舜”，亲自率领战斗队伍抵达九嶷山，与“苗”人群群体作战。不幸“舜”在战场上亡故，即被葬于九嶷山地方。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学士们来说，他们完全知晓“舜”乃是延续存在有约3千年上下的一个人群群体，其最高首领者“舜”，当是有20个上下。死于战场而被葬于九嶷山的“舜”，仅是其中的一个个人者。并且他们也完全知晓，“舜”人群群体在鼎盛的晚期时候，其属下人群分布地域的范围，有5000里广阔，并且分有泰山、恒山、嵩山、霍山4个岳，以及12个州，分别进行管理。还已经设立有22个管理的职司职务部门，不但已经制定有了“五刑”的律法，亦有了统一标准的度量衡，规范化的礼仪，文字教育，以及已经是为“父系”的家庭家族，已经有了“贵族”，甚至担任各种不同职务的“贵族”首领们，每个人都颁发给表达他们特定身份地位的“玉佩”。“舜”人群群体只是在末期时候，由于出现内部的分裂，因而被“禹”人群群体打败，其部分的残余人群们逃亡到今安徽省的天柱山，而称之为“衡山”，亦是延续称之为“舜”人群群体。他们后来又遭受到“禹”人群群体攻击而战败，于是逃亡迁徙到“湘江”流域，今湖南省衡山，正是因于他们“总部”设在这里，被延续此前在天柱山时的称谓，而被称为“衡山”。被葬于九嶷山的“舜”，也就是这一末期时候，因为亲自率领战斗队伍征伐“苗”人群群体，不幸亡故于九嶷山的最高首领“舜”。儒家学派的弟子们，却是不能够知道这样的历史真相，而将“舜”误解错释讹传成为只是一个个人的君主者，是因为到南方巡狩，途中死于并且被葬于九嶷山。
与之同时，“禹酋邦”在征服九州过程中，先后打败了桂花树三期文化和青龙泉三期文化的“苗”人群群体。其中桂花树三期文化“苗”人群群体战败后，被迫逃亡迁徙到今湘、黔、渝地区，即是现今苗族中部方言人群们的直系先祖。青龙泉三期文化“苗”人群群体战败后，被迫逃亡迁徙到今川、滇地区，即是现今苗族西部方言人群们的直系先祖。
之后，“禹酋邦”掠夺大军渡过长江，征伐生活在湘江流域的“舜酋邦”人群群体。“舜酋邦”战败后的残余人群们，被迫逃亡到今粤北韶关市周边地区，他们原想在这里获得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然而，与他们有着深深宿仇的先前已经生活在湘粤桂地区的“苗”人群群体，绝不会放弃这种大好时机，于是攻击灭亡了“舜酋邦”的残余人们，时间即是在4千2、3百年之前。由此历史发展变化情况可以说明，现今考古发现到的“石峡文化”人群，正是早先生活在今豫南淮河上游及周边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的“苗”人群群体。正是他们从粤北扩展分布到了今粤东地区。而后直到2000年之前前后，他们分离出来的人群群体扩散到今广西境内。再后来，则衍生成为今“苗族”的东部方言诸多人群们。
三国时候吴国人徐整，就是到岭南地区从当时这一支的苗族人群中，搜集到了他们世世代代传承的先祖“盘古”的传说史话。徐整之后的南朝任昉在《述异记》里说的，“今南海，有盘古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即是南朝时候的任昉是继于徐整之后，在约公元500年之前前后，也来到了岭南地区，考察发现当时今广东东部地区存在有着延绵300多里地方的人们，都设有祭奠先祖“盘古”的祭坛（是表达魂灵并举行祭祀活动的祭坛，被误解错释讹传说成墓冢）；当时今广西桂林，也是存在有着大量被供奉祭祀的“盘古庙”。不过所谓的“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则是也被后世人们误解错释讹传，原本应该是记说今广东境内的某处，存在有着一个大的族群群体，他们自称是为“盘古”的后裔，并且他们全体人群们都是以“盘”为姓。证明他们不是“苗”族，而是现今“瑶族”中的盘姓人群们的直系先祖。
因为徐整、任昉，以及《枕中记》撰著者葛洪，《艺文类聚》撰著者欧阳询，《云笈七签》主编者张君房，《广博物志》撰著者董思张，等等，等等的古代先师们，都是不能够知晓我们人类上古时期，存在是为“氏族社会”与“酋邦社会”的历史面貌真相。故而，对于“盘古”传说史话的原本真实面貌，产生出误解错释讹传，以致成为是荒诞的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以及难于想象的“神话”。现在，我们从摩尔根的“氏族社会”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已有的相关考古发现，和学者们搜集整理的有关传说史话与神话故事等的内涵，终于能够将这些等等的荒诞神话，破译解释出他们原本具有的历史真实面貌，终于得以弄清楚明白三国时候吴国人徐整搜集到的有关“盘古”传说史话，实质上乃是我国少数民族苗族、瑶族、畲族的上古先祖真实历史记述，以及他们历史起源的来龙去脉。
摩尔根是依据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详细调查了解，在《古代社会》里阐述：人类上古时期的部落联盟组织，一般情况下多是由有着亲近血缘关系的部落们组成，所以人群群体内部一直会保持着互相之间的交往交流，形成产生为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只有较少情况下，才会是外部的部落加入被接纳成为部落联盟里的后来外来的成员部落，他们一般会有着自己的原有语言，但是在交往交流中，必须学会掌握大多数部落人群们所拥有的“语言”及“文化”。这之中也包括会有很少的人群，因为遭受严重灾难，残存的少量人员加入别的人群群体之后，由于生活交往交流关系，他们使用了主要群体的语言，很少使用自己原本人群群体的语言，以致原本的语言逐渐失却。此外，当一个或几个部落脱离了部落联盟，或者部落联盟分离成为两个部落联盟之后，在短时期内，他们的语言是相同和相通的。但是分离开的时间长久了，语言就必然会发生歧异。分离开的时间越长久，语言歧异的差别就越大。语言学学者们正是依据这一原理，建立了语言学的语系、语族、语支的相互内在联系关系。通过对于族群语言之间具有的语支、语族、语系的内在联系因素关系，我们也就可以发现认知某些族群之间，是存在有着血缘脉络的联系，并且可以确证一些族群是具有着共同的血缘脉络。
据《中国民族博览》苗族、瑶族、畲族等词条所说，我国现今“苗族使用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由于长达几千年的迁徙，住地分散，故苗语逐步分成三大方言，即湘西（东部）方言、黔东（中部）方言和川黔滇（西部）方言。此外，川黔滇方言内部又分7个次方言。有些杂居地区的苗族，讲汉语、侗语、壮语等语言。”我国瑶族，“有将近一半人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瑶语支；有五分之二的人使用的语言属苗语支；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茶山瑶语则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各地瑶族语言差别很大，有的互相不能通话，通常用汉语、壮语或互相熟悉的其他民族的语言交谈。”我国畲族使用的“畲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99%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但在语音上与客家话稍有差别，有少数语词跟客家话完全不同。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约1000人，使用接近于苗瑶语族苗语支的瑶族‘布努’炯奈话的语言。”
如是，依照上述的语言学语言形成变化的规律，我们也就能够知道我国苗族、瑶族、畲族3个少数民族，他们原本是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同一个先祖人群，这个上古时期的共同先祖人群，就是三国时候徐整从岭南地区当时苗族人群传说史话里搜集到的“盘古”。如前面第105篇里辨析说过，实际就是鄂、豫、陕地区考古已经发现到的：“郧县早期直立人—郧西县晚期直立人—鄂豫陕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遗迹—房县樟脑洞”文化系列人群，是在10多万年之前，因为形成产生出“采集经济”，致使得他们从原先的“动物群”群体，演绎成为“氏族”组织。后来在4、5万年之前，氏族又进步形成产生出“胞族”组织，并且开始产生有了传说史话。而他们传说史话“谱系”里的最早先祖，就是名称为“修狃”的胞族组织人群。后来，修狃胞族分离出来的子辈胞族，名称为“卵”。这时是为“混沌”时期，人们对于天地之间的万物，还没有形成产生出“名称”。到了2、3万年之前的时候，他们发现发明采摘籽粒穗头轧碎作为食物。之后又发现发明将平整的石片捡取带回住处，专门用以垫着轧碎籽粒。于是分离出来的子辈部落，就以石“盘”为名称，被后世后裔们作为农业耕种起源的先祖，崇敬缅怀以及供奉祭祀称之为“盘古”。
又过了1万多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末之时，盘古部落后裔的一些部落们，组织成为部落联盟，他们已经懂得使用兽皮、树棍、茅草等，搭建栖息的“窝棚”，因而以“窝棚”作为自己人群群体名称，被后世称为“房”。他们即是生活在今鄂西北地区。同时，盘古后裔人群中，还有两个部落人群，一个是以盛放东西的“槃”为名称；另一个是以采集的食物“瓠”为名称。他们因为分离出的时间较早，迁徙离开较远，没有参加成为“房”部落联盟的成员部落。后来几经辗转，有迁徙来到“房”人群群体的附近，尽管原本有着共同血缘，因为与“房”部落联盟的人群为了食物资源和领地发生冲突，而遭受到他们人群群体的攻击，惨败后，两个部落残剩人员合为一个部落，即称之为“槃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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