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郦道元身陷“酷吏门”

写史，贵在真实。魏收曾把郦置于“酷吏门”，毕竟未捏造事实，比之一些置事实于不顾的所谓史学家来，还是好一些。
　　稍有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水经注》的作者叫郦道元。因为选自该书的名篇《三峡》，是初中生的必背篇目。可是，在大家背过了“郦道元，南北朝时北魏地理学家”的文学常识之后，可曾知道，他为国殉难，却身陷“酷吏门”，蒙受不白之冤。
　　要知道郦道元的生平，你得去查《魏书》。可是，一查《魏书》，你就诧异了，因为郦道元没有单独列传，他的那点生平资料，竟放在“酷吏传”中。“酷吏传”是什么东西？那在正史中，与“佞幸传”一样，是用来遗臭万年的。
　　我们先来看看那些真正的“酷吏”，是些什么货色。在《魏书》中，与郦道元一起“荣幸”地冠以“酷吏”的共有九人。不敢说，每一个人都十恶不赦，但有些人的行径确实令人发指。其中有个叫于洛侯的，那真是“酷”啊。当时，有个叫王陇客的百姓，杀了两个人，依律死罪而已。可是，于洛侯是怎样让他死的呢？他“生拔陇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余疮。陇客不堪苦痛，随刀战动，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将绝，始斩其首，支解四体，分悬道路”。一个人哪能做这样的事呢？禽兽而已，称他“酷吏”已是便宜他了。再来看另一位酷吏张赦提，他“斩人首，射其口，刺入脐，引肠绕树而共射之，以为戏笑”，简直把杀人当游戏。
　　我们无法想象，写出《水经注》的郦道元，写出《三峡》这样优美篇章的郦道元，竟与这些人是同路人。
　　难道郦道元真的是这样残酷的人吗？显然不是！
　　我们来看《魏书》中的郦道元，究竟做了些什么事。通览郦道元的传记，总共也就309字，与“酷吏”搭得上边的，也就是“威猛为治”这四个字。何谓“威猛为治”？也就是治安工作常抓不懈，反腐反贪做得比较出色而已。这可能会得罪一些人，所以有人就到京城去告发他了。结果，郦道元被免职了。那么，在治安和反贪反腐工作中，他是否有如上所列“酷吏标兵”的所作所为呢？没有，起码语焉不详，没有确证。如果要算，那么下面一件事是否搭得上边呢？
　　当时，郦道元任御史中尉，身处反腐第一线，素有“严猛”之称，许多权贵都忌惮他。司州牧、汝南王元悦宠爱身边的近侍丘念，常与他起卧同室。到了选任州官时，多听由丘念办理。平时，丘念藏在元悦府第中，有时回自己的家，郦道元就趁机逮捕了丘念，把他投入监牢。元悦禀告灵太后请求保全丘念，太后下令赦免丘念。而郦道元却坚决将丘念处死，并以此揭发元悦的罪行。
　　这件事，在《魏书》中记载比较完备。可是，我们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郦道元为什么是“酷吏”。难道是因为他不畏权贵，杀了丘念的缘故？丘念是什么东西，他不过是汝南王元悦的一个男宠而已。本来，“同志”元悦喜爱小情人丘念，属于私生活范畴，可以不究。可是，丘念却借助与元悦的“同志”关系，违法乱纪，操持权柄，侵犯了“公权力”，那么，被纪检官员郦道元抓获，秉公执法，处以极刑，岂非咎由自取？这与郦道元是不是“酷吏”有何相干呢？
　　我们的正史，素有“隐恶扬善”的传统，莫非因为郦道元是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就把他的“恶”给掩饰起来，而仅以列入“酷吏传”表示警戒？或许，这也是一种“春秋笔法”？可是，《魏书》中就309字，确实没别的“酷吏事件”了。那么，唐人李延寿所著的《北史》中是否有可以佐证郦道元是酷吏的证据呢？《北史》中的郦道元单独列传，被剔出了“酷吏传”，篇幅比《魏书》多一倍。除了基本照抄《魏书》的几件事之外，尚有其他信息。我们来看：
　　景明年间，郦道元曾任冀州镇东府长史。冀州刺史于劲，是顺皇后的父亲，当时带兵在关中打仗，不在冀州上任，州上的事全由郦道元管理达三年之久。由于郦道元行政严酷，所以不仅是官吏畏惧，就是奸诈小人和强盗也纷纷逃离冀州，到别的地方去。后来调郦道元去鲁阳郡代理太守，他向皇帝上奏，请求在鲁阳建立学校，崇尚并奖励学校教育。皇帝下诏说：“鲁阳原来因为是南方边远地区，不立大学。现在可以允许，使鲁阳像西汉文翁办学那样成为有文化教养的地区。”郦道元在鲁阳郡的任内，老百姓慑于他的威名，不敢违法。
　　还有一件事，不妨也来看一下：
　　孝昌初期，梁朝派遣将领攻打扬州，刺史元法僧又在彭城叛乱。孝明帝命郦道元持节、兼侍中、代理行台尚书，指挥调遣各路军马，如同仆射李平过去的权力一样。梁朝的军队到涡阳，被击退。郦道元指挥军马追杀，杀敌颇多。 
　　看了这些记载，我们会觉得，郦道元分明是一个办事雷厉风行，文武兼备，颇有才能的好官，与酷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难道是他晚节不保？关于他的死，《魏书》像掩饰着什么，说得不明不白，还是《北史》说得详尽清晰：
　　自从郦道元杀了汝南王元悦的男宠丘念之后，元悦就对郦道元怀恨在心，他与堂兄弟城阳王元徽狼狈为奸，推荐郦道元为关右大使，实际上是借刀杀人。因为当时的雍州刺史萧宝夤已渐露反意，此去必然凶多吉少。果然，萧宝夤考虑到郦道元此来必会对付自己，就派人把郦道元围困在阴盘驿亭。驿亭在山上，要到山下的井里汲水。郦道元被围困后，在山上打井，可是打了十余丈，还是没有水。水尽力竭，贼兵翻墙而入，郦道元和他的弟弟及两个儿子都被害。郦道元也壮烈殉国后来，朝廷追封郦道元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
　　由此看来，郦道元还是一位气节凛然视死如归的大义之士。而这些内容，都被《魏书》的作者给抹掉了。他不好捏造史实，就把正面的材料舍去，实在不能舍去的，就含糊其辞，往坏里说。看来，我们当初设想他替郦道元“隐恶扬善”是太善良了。也就是说，郦道元根本就不是什么酷吏，《魏书》的作者也没什么“黑材料”，他只是用“标题党”的手法想中伤郦道元而已。
　　那么，《魏书》的作者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整”郦道元莫须有的“黑材料”呢？难道他与郦道元有什么过节？我们知道，《魏书》的作者是魏收，《北齐书》里有他的传。他是个少年才俊，文采出众，二十六岁时就奉命修撰国史。他与郦道元是同一时代而稍晚的人，或许两人才名相压，文人相轻，有瑜亮情结，甚至有直接或间接的冲突。可是，我们得老实说，我们没有魏收借写史报复郦道元的确凿的“黑材料”，我们只知道，魏收为人不咋地，“好声乐，善胡舞”，是个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的浮浪之人。他曾多次与戏子们扮作猕猴与狗斗闹，是皇上宠狎的弄臣。作为历史学家，虽有才华，却对历史缺乏敬畏之心，“性褊，不能达命体道”。而且这小子很狂妄，自以为写史很了不起，曾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也就是说，他小子是阎罗王的判官，谁若在他面前不巴结着点，他就要整你和你祖宗十八代的“黑材料”，让你盖棺定论，千年万年不得翻身。确实，他也是这样做的。以他为主编的《魏书》编委会，收揽的就是这样一批兄弟：有些人只是当官的，并不是历史学者；有些人只是一般的儒生，无法胜任编辑工作；而有的人，本来就是通过旁门左道进来的，就不要指望他秉笔直书了。而正直的历史学家，魏收一个都不要，免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碍手碍脚，与他“作色”。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修史的各位大佬，就大书特书自己的祖宗、姻亲，吹得天花乱坠；而与魏收“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所以，《魏书》成书之后，一直被人视为“秽史”。
　　我们从魏收的为人来看，他与郦道元的性格是多么的格格不入。所以后人大胆推测，大概是郦道元“素与魏收嫌怨，才名相轧故耶”？也就是说，两人谁也不喜欢谁，谁也不买谁的账，虽没有大的被人传知的过节，但心底里却互相排斥。所以，魏收在写史的时候，就没好声气的硬是把他按入“酷吏传”里，“消遣”郦道元；而对他的正面材料，却视而不见。可惜，其时郦道元已死，郦氏家族也随之衰微，已无人站出来讨个公道；而那些郦道元曾经得罪过的权贵，恨不得把他搞臭再踏上一只脚呢。
　　好在历史不是一个人写的，谁也休想一手遮天。身陷“酷吏门”的郦道元，总会有人出来为之仗义执言，唐人李延寿就不动声色地替郦道元翻了案。李延寿与郦道元相隔几个朝代，已没有利害冲突了，他犯不着“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
　　其实，一个写史的人，同样要被人“写史”，《北齐书·魏收传》就在“消遣”魏收。魏收本想羞辱别人，结果反羞辱了自己，真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