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业的兴盛
《盖平县志》说:“治城分东街、南街、东关、西关”。因盖州城没有北门,西门因海水侵近也关闭了,只剩下通往东关和通向南关的两条街算是兴旺的地界了。
“市”和“商”是城市的姊妹篇。有了“市”,“商”才有了用武之地;有了“商”,“市”才得以兴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是说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其实,他只是对追逐财富现象做个精彩的描述,而对于市和商所起的作用他所知不多。古代人职业分为四种,即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历史上重农抑商总是常发生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绕不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怪圈,似乎商人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古城盖州从汉代时起就冲决了陈腐思想的羁绊,市与商就不断地发展着,带动着这架机器运转,使得城市的精彩经久不衰。
城市本意是城中之市,市早于城。古城盖州的“市”显然是承继上个朝代的发展。汉时候的平郭城是否有市,商业如何已经不得考察,从东汉班固《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描写铺陈上看,市应是有门有墙的地方,市内有旗亭,有若干通道,夹道里是买东西的“肆”和“廛”。有长廊式的建筑称为列肆,卖东西的店铺称为廛。说明汉代的市是要在政府所规定的圜阓中进行交易。毕竟,除了农业税收之外,市场和商人是政府新的财源。而后那一个个朝代更迭、战争动乱的年代,市能给我们留下的是那历经沧桑的建筑和浓郁的商业文化。
盖州城里有商铺街也有了发展。商业发展使得建筑范围和建筑体量也得到逐渐扩大,功能从单一趋向多元。商铺前店后场以及楼下为店,楼上为家的功能有了发挥。今天,在盖州南关大街保留下来的商业街还算完整。这条街的建筑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建筑,几经翻修仍能顽强地表现出商业的浓郁氛围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建筑大多为大木小式结构,青砖青瓦建在花岗岩石台阶上,有一些建筑还带有江南建筑的风格,几处洋门脸建筑也充斥其中,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可见昔日的繁华。“盖州城开三门,南曰广志、东曰明睙、西曰宁海、阙北门。清乾隆四十三年以西门逼近海岸,交通不便遂闭之”,所以南关、东关就成了进出城的必经之路。在盖州城内,今天还保留着“茧市胡同”这样的带有市、商等痕迹的胡同名称。南关、东关是古老的商业街。有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店铺门。熙熙攘攘的人流充斥着整个街道。古城实开两门,商民交易、店市都集中在这一带。农副产品进城,这里就成了集散地,成为物资交流的场所。溯大清河而上的南船货物大多在南关卸货,而来自东部山区的物产,运至城外的货物,则从东关进出的较多。
城内是有功能分区的。大体可以分成六块地域,城内东西分为两大部分,南北分成三个段落,即分成六块地域。县衙和城守官属,位于城内中部靠东一些的地方,是最好最繁华的地方,也是城内最古老的地方。而城内西南隅,原旧城守尉府之处,也是寸土寸金之地。城内东南隅是财东们居住的地方。东关外便是小生意的区域了,铺、摊拥塞,进城来卖的,出城要买的均汇集于此。三江会馆建在县衙附近,福建会馆在城内的西南隅。山东会馆建在城内北部中央,山西会馆则建在东关外。学校分布在城内各处,庙宇是无处不在。居民区以传统的四合院为主,兼有三合院和一列式的房屋。
对于市镇,民国九年《盖平县乡土志》记载:“自汉魏以来,本境古代市镇代远年湮,如玄菟、平郭古城、归州堡、顶山堡及铁岭屯堡、白家寨堡、渤海旧址,皆以如铜台宫观,委之灰尘;败瓦颓垣,无稍存着。虽有耳闻,莫能详也。兹仅就现世存在者分晰记之,俾后有所考焉”。但是对于古城内诸市,却有详列:柴市,在东关、南关两处;银市,在城内西偏崇教寺前;鱼市,在鼓楼北及东门外;黄花鱼市,在城东门外;菜市及果市,均在城东关;鸡鸭市移城东门外迤南城墙东面;骡马集市,在南关(二、五、八集)。”
古盖州的实业一直是“农桑为民生之根抵,林矿为国利之渊源”。而所谓工业,无非是指“旧式手工、木工、建筑等”,也包括“织染、缝纫、制革、造纸、印刷、普通美术”等等。大宗出产到了民国时主要是春秋两季山茧登市时缫丝,另一项是各种水果。盖州自然条件利于多种经营。过去经济作物以苹果最著名,集中熊岳附近。还出产有棉花、柞蚕、烟叶和粮食。西海岸滩宽水浅,便于晒盐。素有“东产柞蚕,西产鱼盐,南产苹果,北产棉花”之称。城内分有银市、柴市、鱼市、黄花鱼市、菜市、茧市、牲口市等。城市相关产业也相对发达。盖州在清代是奉天省的渔业中心,在五个渔区中占有“营盘”、“盖复”两大渔区。
养柞放蚕
柞蚕,曾经是盖州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柞蚕也叫山蚕或野蚕,以吃柞树叶为主。我国的山东半岛是放养柞蚕的发源地,那里的先民很早就利用柞蚕茧丝。据古书记载,早在汉代时候,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的百姓就已经采收野生的柞蚕茧用来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还可以利用柞蚕茧丝来织绸。到了明代,用柞蚕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后来这行业传到了辽东盖州。
早在金明昌五年(1194年),金政权就命辽东等路兴办蚕业,女真与汉人百姓皆可量力养蚕。到了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代山东的孙廷铨还写了一部《山蚕说》,专门介绍放养柞蚕的技术。书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不久,放养柞蚕就逐步扩大到我国的其他地区,首先传到和山东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这里逐渐地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接着放养柞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推广到比较远的云贵等地。
盖州柞蚕的放养的确开始于清代。乾隆皇帝曾专谕军机大臣:“令其酌量素产椿、青等数省份,讲喂养椿蚕、山蚕移咨该省都府,听其依法喂养,以收蚕利”,所以清代养蚕业很盛。古城盖州养蚕业是随着山东移民而传入的,盖州东部山区柞林茂密,是放蚕的极好地方。清王元綎撰《野蚕录》说:“辽东与登莱隔海相对,登莱之民,渡海营生……以放蚕为最多,每岁秋冬之交,富商携巨资入山收茧,盛以蔑篓,捆载而南,连樯接楫。……且荒土日辟,风气日开,逐渐推广,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南船收蚕,用于织绸,也促进了养蚕业的发展。
《县志》载:“乾隆四十一年设立山茧税,设局于盖平县,会征定额二千四百五十六把”。《奉天通志·实行九·蚕业》:“柞蚕之发明在数百年前,而成为本省一特种实业,则昉自近代,有清乾隆二十七年六月,编立奉天流寓锦州、复州等处养蚕织绸人民保甲。”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允奉天将军福康安等奏,盛京、牛庄等六城官山之茧税,再试办二年,是清初蚕业以盛。其后嘉庆、道光间,盖平县有缫丝厂,迩来安东、岫岩、庄河、宽甸各县其业大盛……。清道光十年(1830年)七月,清朝廷议行盖平、熊岳等六城蚕税章程,“每茧千个输制钱五十文,如有伐桑为薪,照毁伐树木稼穑律究办,若将山场抛弃不植树养蚕,照荒芜田地律治罪。”据光绪三十四年调查,饲养蚕者有12县,及民国六年调查本省著名蚕场数,盖平5 357(把),……迄光绪季年,盖平县从事蚕业的有4 114户,亦推全省之首。”
在盖州市杨运乡有清同治五年《刘学礼墓碑》:“……于自吾父持家以来,置田数百亩,买山数十区,积谷登蚕岁赢资,其他园林场圃、墟舍井臼之微,亦井井有条,可为后世法……”。刘学礼是山东莱州府胶州县宋家坡人,后移居此地,靠养蚕而发家致富。登蚕,即是养蚕。养蚕只是副业,但在创收上不让其他的主业。城内“茧市胡同”存在,说明养蚕并出售,在盖州是一件商业上的大事情。
到了民国,山茧依然是盖州的一项经济收入。《盖平乡土志》说:“吾邑东南多山,最利养树放蚕。然从前不讲提倡,居民多以余地包括山场而茧子最少,近年以奖励之法催报茧场,风气渐开,遂将所有山场渐次和盘托出。计原有红茧不过五千余把,近以原报期满,催促将红茧浮多及黑茧并荒山三项,报至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余把之多。统计本县茧场可有两万把之谱,倘从此善于推行,俾民间皆养柞、放蚕、缫丝、织绸四者,加意讲求,逐渐改良,则本境之富及实业之兴均可立而待也。”
商贾辐辏
古城盖州商业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有《重修火神庙碑记》碑阴记录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城内部分商铺重修火神庙捐款情况:
今将合会众善士开列于左,以志不朽:
潘兆明
和成兴
义兴永
同生福
福和顺
永增利
义发局
以上五十九名各垫会钱三十六吊正。
除此之外,在碑文下面还记有一些铺行、商铺的名称,有:同合利、白皮行、众烟行、众酱行、烟土行、众秤房、众铜行、永生庆、德盛居、阜泰亨、恒顺公、福玉栈、复兴永、同升染坊、通顺皮铺。除了以个人姓名出现的之外,余者均为商号名称。这些商号都是拥有商铺门市的,不包括临时的商户,也不包括不再辖区或者没有捐款的商户。有些商户大概是由行会统一上缴的,如烟行、铜行、酱行等,故而没有能够上榜。据清光绪三十一年史料记载:当年“盖平有上等商号128家,中等商号178家。”
古城盖州的海产品集散尤以清代为甚。西海一带有较为丰富的海产资源,是清代的渔业中心。那时候,沿海各渔港每年春夏之交为“渔汛期”,依次分为“黄花鱼汛”、“鲙鱼汛”、“鲅鱼汛”等,人称大“海市”,届时,山东等地渔船云集西海。据光绪三十四年统计盖州一带有渔户四百三十一户,各种渔船二百九十四只。年产黄花鱼七十五万七千斤,鲙鱼二十四万九千斤,鲅鱼七万斤,铜鳞鱼五十九万四千斤,梭鱼一万一千斤,各种杂鱼三十万斤,青虾十六万八千零四十斤。
渔户捕鱼的船为木船,叫作“马槽”、“燕飞”、“花鞋”、“蝈子”、“舢板”、“划子”等各式的名称。中国人依赖传统,船只几乎几百年也没有什么变化。船只无论大小,都是木制的,海上行船不同内河,大抵要用风帆才行,少的一张帆,多的要三张帆。自认为“好把头能使八面风”这就足够了,似乎天涯海角都可以行走,改造渔船和捕鱼好像在其次。辽东湾海冰灾害严重,每年出海的时间不长。能够出海捕鱼的时候,千帆竞渡,也是很壮观的场景。光是网具,就有风网、挂网、流网、张网、袖网、凉网、插网等。渔业,带动了捻船、织网、油漆、捻绳索等相关产业。
医药,是与百姓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到了清代时,盖州仅仅中药行铺就有70余家,规模较大的有咸春堂,咸丰元年三月开业,经营资本达5000元,经营地点在城内的束鹿胡同;天一堂开设与咸丰元年二月,经营资本为3 000元,地址在城内钟鼓楼南。此外,还有:
同寅堂、魁福堂、成春堂、西域堂、天福堂、天成堂、春林堂、永兴顺、天合利、三生堂、天元堂、久安堂、怀德堂、润德堂、志育堂、福生堂、利生堂、九思堂、春育堂、同德堂、德生堂、时雨堂、永和堂、即愈堂、万寿堂、大生堂、大德堂、道生堂、九二堂、全生堂、太和堂、天贞堂、济世堂、宝善堂、德和堂、春和堂、天生堂、庄仁堂、会东堂、普春堂、九如堂、万有堂、荣生堂、中立堂、广生堂、兴业堂、忠德堂、明仁堂、复得堂、人和堂、宏春堂、广德堂、德发堂、同春堂、天和堂、天义堂、永生堂、永春堂、天元堂、久安堂、三义堂、正德堂、长春堂、保元堂、天德堂、仲生药店、张仙圃、金城盛、金城升、吉成兴、庆成永、新泰兴等(《营口文史资料·第五辑》)。像咸春堂这样的药店,财东是浙江宁波帮刘、冯、葛、赵四家,以经营阿胶著名,此外经营膏、丹、丸、散中成药和中草药。
古时交通不便,客旅艰辛又不安全,便应运而生了保镖行业。镖局不但将一般私家财物承接保送,有些地方官衙上缴的饷银也靠镖局运送。有些看家护院、保护银行等事也找镖局派人。镖局保镖主要有水路和陆路,镖师上路,不但要会武功,还必须懂得江湖上行话,称为“唇典”(也称江湖春点),以便同劫镖的“绿林”打交道。
镖局不但赖于江湖上有强盗才能生存,而且同江湖上的关系也密切,连一些受官府通缉和注意的人倘若住在镖局,通常官府也不能缉拿的。一来因为镖局势力大,二来镖局往往都有靠山。镖局行业很特殊,既同绿林有来往,又同官府有关系,在官和民之中,镖局往往表现出矛盾的两难状态。
古盖州镖局成立大概是清中期了。山西人神拳张黑五于乾隆年间在北京前门外大街,开设了兴隆镖局,大概是中国最早的镖行。走镖时如看到远处有土匪,就会大喊:“合吾一声镖车走,半年江湖平安回”,“合吾”是“黑五”的谐音。盖州镖局当在清朝中叶随着商业的兴起、客商的要求而起步,清乾隆年间盖州城已是繁华的商业区,商贾云集,店铺、酒楼林立,镖局在这里为商家保镖和押运货物也是很自然的事。到了道光、咸丰年间之后,镖局的主要业务对象就转化为一些有钱的客人押送一些衣、物、手饰和人身安全,这就形成了镖局的六大镖系,即所谓的信镖、票镖、银镖、粮镖、物镖、人身镖等,保证生意人的人身和财物的安全。
做镖局生意要求有“三硬”:一是在官府里有硬的“靠山”;二是在“绿林”里有硬的“关系”;三是自身有过得硬的武功功夫,三者缺一不可。镖局讲的是人面广、关系好并且有钱有势。打出旗号,黑道人物或是绿林好汉都不敢招惹;即便一旦出事,也能摆得平官府,失了“镖”能赔得起银两。
镖局的买卖叫做“走镖”。是按照脚程远近、货物所值来取不同的“镖利”。走镖通常由总镖头或是能独当一面的镖头“押镖”,带着有功夫底子的镖师和手脚利落的伙计;银货锁在“镖车”里,车子上插着“镖旗”,嘴里吆喝着“镖号”押镖。
镖行在途中遇到情况,不到最后关头通常是不会撕破脸动手。闯江湖混饭,有一半是仗着武艺,而另一半则是靠满口的江湖黑话生存。镖局的人押着镖车,喊着镖号,不断告诉人家:“合吾!”意思是“大家都是江湖同道”。遇到“黑门槛”,通常都先说些江湖客套话,如果对方不答应,又会用江湖话招呼对方“露脸报号”,以免镖被劫后也能有线索追讨,江湖人有着江湖规矩,也必须照着江湖规矩行事。
镖局哪怕是遇到再凶悍的敌人,也不逃逸和后退,他们只知道一点:“人在镖在!”因此在雇主眼里,镖师是最让他们有安全感的人,镖行就是他们的护身符。而镖师们本身因为看到过太多的厮杀和死亡,见到过太多的流血,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职责仅仅是保平安。他们总是以和为贵,带三分笑,让三分理,饮三分酒,以和平解决、和气生财为主导精神。镖局也始终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神包括处理好与官方、地方、贼方的关系。这是一种谦和精神和隐忍精神,以至对待对方以礼相待、先礼后兵、忠诚守信。
翁国全,字殿卿,祖籍河北抚宁,是出生于盖州双台子思拉堡人氏。少年时便学习拳技,大有长进。后来他凭武艺和谦和、隐忍精神做了镖行的生意。清咸丰八年,盖平知县刘汝新任满,需赴京另任新职。刘汝新是广东信宜人,进士,担心路上不安全,便请翁殿卿来“保送官眷”。翁殿卿一行人走到锦西一处险要地段,这时有贼盗10人从后面斜冲过来,横在路上要劫车仗,翁殿卿骑着马走在前面,出其不意地被弹击落马,翁殿卿疾步追上狂奔的坐骑,腾身跃上,抽刀杀贼。这时,群贼盗的鸟铳齐鸣,一齐射杀翁殿卿。翁殿卿手执一丈多长的白蜡木杆,“挥如龙蛇舞,扫弹丸纷纷落地”,盗贼大惊,纷纷窜逃。
盖州镖行在辛亥革命时衰落,大概是由于交通便利,火轮、火车以及枪的普及等原因,镖行退出了历史舞台,留下的只是那些传奇。
银市声威
商业兴盛,使得古城盖州成为东北主要的商业枢纽。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以来,城西二十里的大清河入海口,成了西河口港,为东北最早的海运交通重要之地。各地商贾慕名而来,舟车往返络绎不绝。
商业繁荣,交易聚增,必赖于充盈的金融货币做媒介。清代时候流通的货币除方孔园钱的铜币外,还有元宝银、银元等,这些东西携带起来非常不方便。外地商人携带元宝银,又与当地的银两成色不同,平码不一,外地元宝银分为墨银、上海规银、营口炉银、港银等等。每次钞币交兑之时,需要具有熟练技术和一定经验的人员来做鉴定、称量、核价等事,大家都感到很麻烦和苦恼。对此,盖州当地商家几经酝酿和协商,提出了“抹银”的办法,因此,抹银业务在盖州应运而生。
抹银,是虚设其名。是一种以银为本位的虚码信用货币,是从民间商贾们那里学来的自立信用交易手段。现存于盖州的民国十六年《盖平银行公会抹银立案纪念碑》载:“……凡需钜大钱款者,均以“抹银”为挹注,每年以五、八、腊为卯期,嗣后以十吊制钱合价。及后私帖取消,奉命通用纸币,遂以奉票七二作价,丝毫不准更移。”这种办法推行以来,商民称便,无投机捣空之嫌,收予取予求之效,信用巩固。这种抹银办法如同今天银行业务有些相似,各商家发生交易,由代办商号以转账结算,不动现银。结算期按照民俗习惯的三大节日,商民称为三个卯期,即农历五月初三、八月十五、腊月二十六,又称为“五八腊”卯期,化卯结账(即一个结算周期结束)。如有资金不足,无力偿还,可延期结算,但要加卯色一成。节日过后,开卯期(即一个新的计算周期开始)为元月初六、五月初六、八月十六。每年元、五两月开卯期,由各商家赞助演戏五天,以助声威。抹银的诞生很受商家的欢迎。但是,随着营口口岸开放,取代盖州连云岛口岸,盖州经济收到了很大的影响。盖州繁荣在清咸丰八年起渐有逊色,但城内依然是市街整然,店铺林立,有大小商号六百余家,与其他地方相比,仍是出类拔萃的。
《盖平银行公会抹银立案纪念碑》,记述了盖州“抹银”的性质、功用、于民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经官府备案的时间等,是盖州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珍贵资料。
古城盖州的银市,是扩大资金来源的货币交易场所,广泛吸引城乡社会的游资。盖州的银市交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参加银行公会的商号,称为行内,行内之间的交易,按照当天的银市价格,将交易额双方记入账目,卯期结算;另一种称为“行外”,商家、市民、村民等委托有信誉的“行内”商号代理,由外柜人员代为买卖。雇主在店铺等候,这种做法叫做“听行”。有的雇主亲自到银市成交,再到委托商号办理账目叫作“随行”商号为雇主代理买卖要扣佣金,即为手续费。每次佣金多少视“行内”、“行外”的不同,“行外”买者扣佣金二成,卖者扣佣金三成。通称为“买二卖三”。
银市的定价比较合理,卯期结算规定:每两银十吊钱,固定不变。平时交易随行就市,上下浮动,时高时低,涨落悬殊,则由各商家合议,确定适中价格,用来稳定市场。古城盖州的银市交易别具一格。天天有市,日日有行。城内各商家均有一名精干的外柜人员到银市去交易,叫作“跑银市”。上午九点开始,有的呼买,有的呼卖,相互竞争,喊声喧天。银市的人数多达七、八百人。一个钟点的成交活动结束,各回店铺办理手续。从形式上看,有哄抬物价的嫌疑,实际上它与其它交易市场完全不同,和过去的高利贷也有本质上的不同。银市交易活动叫买叫卖,是互相传递信息、试探行情的一种手段,并无投机取巧行为。信贷没有固定利息,凭银市价格浮动中渔利。代办商号只收少量佣金。不论商号、店铺、作坊、市民、村民都可以参与银市。有钱的人买银,没有钱的人卖银,信用巩固,各方有利。盖州银市日成交额达到三、四万两银子。海城、营口、沈阳、哈尔滨等地商人也纷至沓来,参加抹银的交易活动。
城市祀典
大凡城市的庙宇是与其他圣地的庙宇是有着许多不同的。宗教圣地是同一宗派集中,极少有其他宗派参与。而城市里的庙宇则不同,各宗派齐全,全凭着朝廷《祀典》的要求建庙,因此城里的庙与圣地的庙有差别。
明初改制《祀典》,被正式纳入《明会典·礼部·祭祀》的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城隍庙、文庙、关王庙、火神庙、马王庙及东岳行祠等,合成一整套官方祠祀系统,在各府、州、县普遍推行。这一体制于清朝入主中原后仍在延续。于是形成了凡设州立县,几乎均按
照以上建制格局来建筑各类庙宇。于是,有些庙宇就成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民国九年《盖平乡土志》:
社稷坛:在南门外街西一里,雍正十年知县胡世仁建;
风云雷雨山川坛:在东门外街东一里,雍正十一年知县胡世仁建后移南关。道光二十六年知县姚承恩率绅士丁文浚等修;
先农坛:在城东八里,雍正五年建,乾隆十五年重修。正殿三楹,配庑二楹,大门一楹;
厉坛:在城北;
文庙:在城内东南隅,清康熙间知县郭运昭建,东有文昌宫。道光六年知县潘彭年建,历有修葺。洎光绪甲申中日一役,庙庭蹂躏,士绅秦爱堂等募资修复,至庚子乱,庙宇摧残,视前加倍。经举人王郁云提倡重修,秦爱堂募捐东钱五千缗,张镇清助捐东钱壹万缗,始复旧日规模,云;
关岳庙:本邑东门外,原即山西会馆,至民国始,改今称;
城隍庙:有二。在城内西北,正殿三楹,配庑东西各五楹,大门一楹,后房数楹,典史李天麟建。又一在熊岳城大十字街,康熙年建。
关帝庙:有三。一在东门外,改关岳庙。一在熊岳城,一在桥台铺。其余境内尚有数处,均不及载。
火神庙:有二。在城内西南。又一在熊岳城小十字街,清初建殿宇,均不及载。
社稷坛,是明清两代开始祭祀社、稷神祗的祭坛,其位置是按照《考工记》“左祖右社”的规定,置于城之右(西)。祖与社都是封建政权的象征。社稷是“太社”和“太稷”的合称,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两者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根基。不仅在京城有国家的祭坛,明清时朝廷要求地方各城市也都要有祭祀社稷的场所。
风云雷雨山川坛,《大清通礼》载:“明初,以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为中祀,又设天下神祇坛于京师东门外。清初,诏各省府、州、县建神祗坛,正中奉云、雨、风、雷,左奉山川,右奉城隍,岁以春、秋二仲月上巳日致祭,仪同社稷。”
先农坛,是祭祀先农的祭坛。先农,则指神农。曹魏时,先农同风伯、雨师、灵星、社、稷为国六神之一。唐前为帝社,祭坛曰藉田坛,后改为先农坛。至此祭祀先农正式定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礼制。
厉坛,是祭祀那些无人祭祀的鬼神之坛。《明史·礼志四》:“厉坛:泰厉坛祭无祀鬼神。《春秋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此其义也。《祭法》,王祭泰厉,诸侯祭公厉,大夫祭族厉……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厉,设坛玄武湖中,岁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
东岳行祠,指的是东岳庙,又称为东岳行宫、泰山庙、天齐庙等,是道教重要庙庭。东岳庙最早源起于泰山崇拜,后来经不断传播,发展成影响全国的一种信仰。隋唐以后,“东岳之庙,遍于天下”的说法(明孝宗《重修东岳庙碑》)。
盖州东岳庙又称天齐庙,位于盖州城东北角。在北桥头东行约一里处,独立庙院,是道教宫观中唯一称“庙”的殿宇。相传东岳大帝是掌管人间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的神仙,又名“天齐神”。唐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元世祖在至元十八年,加封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故世称东岳大帝。庙内主要有阎罗殿、游廊;后面建有地藏王殿,东侧有地刹,称之为十八层地狱。殿内供有神像除东岳大帝外,还有天齐娘娘、菩萨、四大天王等;东廊房北端有月下坐老像,求婚男女均到此叩拜;正殿的东侧有子孙娘娘殿,是求子之处。庙内原来古碑、古匾很多,记录了建庙历史和捐款的工商号名单等。
因为东岳大帝掌管了世人的生死祸福,所以前往烧香的人也特别多。相传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的诞辰,于是在三月十五至二十八日,东岳庙都会举行庙会,这一风俗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因有宋代《杨家将》杨七郎天齐庙打擂力劈潘豹的故事,天齐庙里还用石头雕刻了潘豹的一只腿,使得天齐庙更有了传奇色彩。
城市里的庙宇和祭祀,多多少少带有城市的宗教韵味,也说明了城市格局基本完善。古城设施之齐备,完美地诠释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真谛。
如今,昔日盖州的辉煌已渐行渐远。我们只有从这一处处遗迹中,依稀寻得当年古邑的热闹景象。历史的过往已随岁月尘封,古城曾经的繁盛也只能作为沉淀的记忆,偶尔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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