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凭个人观感用人,往往会失去优秀人才
商秧是何许人也？他是卫国庶出的国君后裔，叫公孙秧，因后来被封在商地，所以又叫商秧。据说商秧喜好法家刑名之学，出道前曾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府上做门客。所谓门客,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么解释的:贵族家里养的帮闲或帮忙的人.怎么说商秧也是个文化人,他屈身投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家里做门客,眼界是不低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他是明白的。你想,在一国之相家里做门客,混好了,国相一高兴,推荐个一官半职的还能小了? 按说商秧的运气不坏,他遇到了一位能够慧眼识得“千里马”的“伯乐”——相国公孙痤。
公孙痤对商秧的才能极为赏识,倍加推崇,说他是定国安邦之相才,将来一定要推荐给魏王,让他接自己的班。商秧的仕途之路在公孙痤的臆想之下好像一片光明,想必商秧的内心也是激动异常,毕竟要出人头地了嘛,从未经历人生挫折的年轻人面临如此大好机遇,如果能够做到心静如水,反倒不和常理。
商秧是有才华的,公孙痤也没有看错人,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等公孙痤来得及向魏王推荐呢,他先病倒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否则就不会惊动魏惠王亲自登门探望了。
对于商秧来说,公孙痤病得不是时候,而他在病重其间魏王前来探视之际力荐商秧更加不是时候,这也许是造化弄人,也许是商秧本就不属于魏国,所以当公孙痤向魏国推荐商秧时,魏王默然不语,当公孙痤劝魏王杀掉商秧时,魏王也只是虚言应付,从而赋予了商秧在历史的长河里具有了浓重色彩的传奇性。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魏王问公孙痤:“先生要是不幸去世怎么办?这国家大事托付给谁好啊?”
公孙痤说：“我的门客公孙秧虽然年轻，但是个奇才，希望主公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
这个魏王听后没有说话。
公叔痤见状，就又说：“如果主公不任用公孙秧的话，那就一定要把他杀掉，不要让他为别国效力。”
魏王答应后回去了。
公叔痤还算个君子,明人不做暗事,他把商秧叫来,告诉他刚才的事，然后又对他说：“我以君主为先，以臣下为后，所以先替君主考虑，然后才告诉你。你赶快逃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商秧说：“魏王不能听从您的建议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从你的建议杀我呢?”结果不走。
魏王回去后，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先生病的实在太厉害了，真是不幸啊!他让我把国家大事都交给公孙秧，后来又劝我把他杀了，这不是自相矛盾，病得湖涂了吗?”
魏王不听公孙痤的,从经营管理的角度看,这是最高决策者的重大失误。公孙痤是国相,如果是在一家企业里,那就是总经理角色,负责处理公司所有事务,经验丰富不说,且阅人无数,绝对不会看错人的,纵使看错了，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但他只有推荐权,没有决定权,不过他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也就是‘以君主为先’,无可指责；而具有决定权的董事长魏王仅凭个人观感用人,武断地否定了总经理的建议,令一个将来能够为公司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优秀人才白白流失,足见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能经营好自己的企业才怪呢。
当今社会，好的人才“不为我用，必为我杀”的事情已不存在，不为我用，必为他用，这也是今日的领导管理者应引以为鉴的。
要想实施自己的宏伟计划，必须懂得“良禽择木而栖”
商秧是有胆识的,更有”大信”在身，这一点从他回答公孙痤的话中可以看出:“魏王不听从您的建议任用我,又怎么听从你的建议杀我呢?”他不肯逃走背负一个懦夫的恶名，同时他也看到了魏国的不可造就。
魏王不用商秧,这是魏国的巨大损失;而商秧在魏国理想的破灭,却并未让他从此沉沦,因为有一个正在发愤图强的秦国在等他前往。因此,与其说是商秧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秦国，不如说是秦国造就了一代改革家商秧。
当时的秦国在黄河、崤河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几个小国，所有的国家都把秦国当夷族看待，予以鄙视、排挤，不让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目睹此情，秦孝公决心发愤图强，整顿国家，修明政治，让秦国强大起来。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在全国下令，先追怀先祖建立秦国并使之强大的功绩，然后说：“谁要是想出让秦国强大的奇谋妙计，我就封他高官，赐他土地。”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心怀大志的商秧听到这道命令后，就西行来到秦国，托秦国宠臣景监推荐求见孝公，向孝公讲了自己富国强兵的办法。秦孝公听后大为高兴，从此与他一起商议国家大事。
商秧想实行改革变法，开始秦国的贵族都不赞同，后来经过激烈的争论，秦孝公最终同意了变法的主张，任命商秧为左庶长，实行变法。
具体法令是将人民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组织起来，互相监督，有事揭发，一家犯法，几家坐连；告发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得的赏赐一样，隐匿不报与投降敌人受到的处罚一样；立下军功的人，各按标准受上等爵赏；私下械斗的人，各视情节处以相应的惩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辛勤耕织而使粮食匹增产的，可免除徭役；不务正业以及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奴婢；就算是宗室出身，若没有立下值得称道的军功，也不能录入族谱；为了使不同爵位的差别更为明显，不同等级的人，用不同的名号称呼他们的田宅、臣妾和服饰；有功劳的人显达光荣，没有功劳的人再富有也没有光彩。
只有做到言而有信，行而守信，赏罚必信，才能达到上下互信。
在法令已经制定便尚未公布的时倏，商秧怕百姓难以确信，就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杆，下令说若有将此木杆搬到北门的人，就赏他十斤黄金。大家都觉得此事奇怪，没有人敢上前去搬。
商秧又下令说：“能搬的人赏黄金五十斤。”于是有个人抱着试试的心态，上前把木杆搬到了北门，商秧当场就赏结了他五十斤黄金。然后他才正式发布变法的法令。
商秧此举，体现出了一个领导者的经营智慧。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企业的领导人依靠什么来获得群众的依赖和拥护?主要靠“信”，要出言有信，要像商秧这样“言必行”、“行必果”。
对于信誉，司马光在《资治通览》中如是说：“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护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
商秧是守信誉的，这为他实施变法拥有了一个顺利的开始。商秧不但言而有信，而且行而守信。新法实施一年后，秦国百姓前往国都上访抱怨，说新法不好的达几千人。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令，商秧说：“法令不能推行，正是因为上层有人触犯。”就要处罚太子。因为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对他施加刑罚，于是就处罚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又在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以示惩戒。什么叫杀鸡儆猴？这就是杀鸡儆猴！如此一来，从第二天起，秦国就再也没有人敢不遵从新法的了。
领导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也要做出个样子，这就是行而守信。至少自己向群众宣布的要做什么，就一定要做到。说的好不如做的好，群众最信服的是实际行动。比如，某公司业务繁忙，要求全体职工加班，并说明，公司领导和大家一起加班。第一个星期天全公司职工无一缺勤，但公司领导却没来，而且这一情况很快让职工知道了。第二个星期天又是加班日，各部门的职工竟然无一人上班。尽管公司里规定：“加班一天发二天工资；无故不到，罚四天工资”，但是，职工们还是不来。他们说：“你们当领导的说来加班却都不来，我们为什么来?我们也有休息的权利!”可见，领导行为失信，就失去了号召力。商秧处罚太子的两位老师，也是简结地处罚太子，在那个王权至上的时代，已属不易，足显商秧言而守信的管理大家风范。
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一片路不拾遗、山无盗窃的太平景象，百姓也勇于为国家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安定繁荣。这时候，那些当初说新法不好的秦国百姓，又有重来国都四处夸奖新法好的。商秧说：“这些都是扰乱法治的奸民！”就把他们全部流放到了边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了。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一个企业更有其严格的管理制度才行。赏罚必信，才能更好地取信于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广大职工对赏罚问题非常敏感。赏是为了鼓励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罚是为了整治对工作和管理有损害的行为。赏与罚都必须讲究“信义”，“赏而无信，无以励众”，“罚而无信，无以抑奸”。在这一点上，商秧是令人称道的。在商秧身上，体现出的是“言而有信，行而守信，赏罚必信”的“大信”风范，因此商秧才得以名留史册,为后人所推崇。话又说回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只有做到言而有信，行而守信，赏罚必信，才能达到上下互信。上下彼此信任，才能形成“一条心”，拧成“一股绳”，这样的企业才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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