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行”诸称谓的音义杂说
如果说第一部分要解决“太行”称谓的字形问题，那么我们第二部分主要解决“太行”称谓的读音和含义问题。
有一则发端于南宋，流传至今的笑话，可以为我们划定论题所在的时间纵轴区间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帮助。故事最早见于李之彦的《东谷所见》，后来收录在元末陶宗仪的《说郛》中。故事是：一主一仆久行役，忽登一山，遇丰碑，大书“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见太行山。”仆随后揶揄：“官人不识字。只是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仆姗笑不已，主有怒色。仆反谓官人：“试问此间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罚钱一贯与官人，若是大行山，官人当赏某钱一贯。”主笑而肯之。行至前，闻市学读书声，主曰：“只就读书家问。”遂登其门。老儒出接，主且述其事。老儒笑曰：“公当赏仆矣，此只是大行山。”仆在侧视主曰：“又却某之言是。”主揖老儒退。仆请钱，即往沽饮。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复求见老儒，诘之：“将谓公是土居又读书，可证是否，何亦如蠢仆之言大行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谓不晓事，一贯钱琐末耳，教此等辈永不识是。”为了突出故事的笑点，后来有的书籍在引用这则笑话时标出“太行（音杭）”与“大行（音形）”。这个今天看来“笑料”明显不足的故事最大价值，在于明确告诉我们，在南宋以前，太行就正式读“háng”了。
其实还有一个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把争论的时间下限提早到唐代。著名儒家学者、经学家颜师古在给《汉书》作注时，凡遇“太行”一词，往往反复强调“行，音胡刚反”，或者“行，音胡郎反”。无论哪种标注，反切法读音都念“háng”。这至少告诉我们两点：首先，在唐代，主流学者已经把“太行”的读音正式定型了；其次，之所以反复标注强调，是因为当时社会上一定存在不同的声音和主张。
我们在这里把第二部分要试说的问题予以明确：一是太行山命名之初的“太”还是“大”，二是太行的“行”字最初应读为“háng”还是“xíng”，三是“太行”、“太形”、“五行”等诸称谓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由于“女娲山”、“盘古山”等称谓起源年代较近，且含义浅显易懂、一目了然，不列入本文探讨范围。
（一）“太”与“大”之辨
大、太同源，举世公认。所以这是三个题目中最为容易的一个，我们就从这里破题。
其实，在中华古籍中，“太”和“大”二字在先秦甚至汉初是可以通用的。比如汉代成书的《左传·昭公十九年》里的“大子奔晋”中，大子其实就是太子。再如同书《襄公二十四年》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墨子·亲士》曰“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大”也是“太”。在秦篆书和秦以前的钟鼎彝铭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后世“太公”、“太保”、“太子”、“太后”、“太师”、“太室”等的“太”在金文中一律写作“大”。秦代陶文中的“即墨大守”、“四川大守”、“清河大守”、“大官丞印”、“大原守印”、“济北大守”等，“大”字也都相当于后世的“太”。
从汉字起源看，“大”和“太”最初形、神、音、义几乎完全相同，字形都是一个双臂伸展，两腿张开的男子，含义都是“大”，只是笔画略为不同。东汉的文字学家《说文解字》根据笔画分为两字，分别相当于楷书的“太”和“大”。但二者在含义和用法上相通，比如《广雅·释诂一》就说，“太，大也。”段玉裁也说，“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不过，一直到秦末，太字下的一点还没有加上，大与太的字形还未能清晰地分辨。
现代“太”的字形最早面世，是在汉武帝时代的骀荡宫壶中“太初”一词。此时，太下边的一点已经标上，一个和“大”有着明显区别的文字诞生。然而，最初分化时期二者的读音相差不大，仅仅体现在声母上：“大”的声母为舌齿浊辅音“d”，“太”的声母为舌齿清辅音“t”二字的韵母古今始终同读“ai”。这个音现在还保留在“大夫（医生）”、“山大王”等词中。而在现在的赣方言和客家话中，“大”和“太”读音完全相同，连声母清浊都没有差别。普通话“大”（da51）音产生时间很晚，不可能成为太行之“太”的读音。
后来的学者，无论对“太行”的原始含义作何种理解，都毫无争议地认为，太行的“太”，或多或少有“非常庞大、极其崇高”等含义。所以，无论写作“太行”，还是“大形”，抑或“大行”，归根结底都是应该是一个“太”字。
近年来，我市张增午先生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论据，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有祭天的仪式，《礼记》中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大宗伯》有“国有大故则旅上帝”的记载。而且秦人把华山称为华大山（华太山）或“华泰山”，《淮南子·地形训》则直接称为“太华山”；晋国称霍山为“太岳山”或者“霍太山”；嵩山是成周洛邑所依，古称“太室山”、“少室山”；鲁泰山固称泰山。古人以鲁泰山为五岳之尊，应该是秦统一后整齐六国祭祀的结果。殷商卜辞中“又（侑）于五山”的记载，说明殷商时代就开始祭山了。如果当时的登山祭祀与战国时代的封禅有渊源的话，那么地处殷郊腹地的太行山极有可能就是商代的泰（太）山。这样看来，太的读音只能读“tai”。
（二）“háng”与“xíng”之争
对“行”读音问题的考据论证古已有之，且一般都认为原来读“xíng”，后来因某种原因改为“háng”。然而，这些观点所持论据都并非十足充分，难以彻底否定太行原本就是读“tai
其论证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唐宋二代。代表人物为大儒学家颜师古，具体出处和对当时社会情状的揣测，我们在这一部分已经说明。这一阶段论证工具主要是：只曰其然，不曰其所以然。可是在普通的读者看来，你颜大师只是强调要我们读“胡刚反”、“胡郎反”，凭什么要这么读，却语焉不详，莫非是你也难以真正说清道明？
第二个阶段是明清二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明代的杨慎和清代周寿昌。杨慎在《丹铅总录》第二卷说，“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则‘行’本音也……崔伯易《感山赋》‘上正枢星，下开冀方。起为名丘，妥为平冈。巍乎甚尊，其名太行’盖赶韵之误耳。”周寿昌的《思益堂日札·大行山本音》给出的答案则更加合情合理：“近时制义中，‘大行不加’等句禁用，以‘大行’二字故避也。案，宋崔伯易作《感山赋》，欧阳永叔以示韩魏公，魏公上之英宗，宣付史馆。《感山赋》原名《大行》，以‘大行’近时忌故改，则宋时已禁此二字。案，《山海经》（本文笔者注，今本《山海经》未见此说，此处或为作者引用典籍有误）、《淮南子》俱作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山，则当如本音，不得读作‘泰杭’两字也。”
如果硬要吹毛求疵的话，这个说法也有一个纰漏：皇室大行之礼始于汉，为何汉魏等朝代不因避讳而忌“太xíng”一说，非要让“谬种”流传，直至唐宋而仍不绝呢？莫非，汉代不讲究忌讳？那为什么隆虑山要改为林虑山呢？
第三个阶段是现当代。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相关学术成果的日益丰富，一些新生代学者又围绕这个论题，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观点。
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崔建华提出，《山海经》所说的“帝山”其实就位于太行山，太行山就是天帝的活动场所；到天帝身边即是没有返程的“大行”，是死亡的另一种称谓；在后来墓葬中常常出现的的“大行伯”其实就是太行山主神，他的职责就是引导亡灵去往天帝身边；历史上出现的引导者“大行人”、“大行令”就是太行山神在俗世对应的官职。可是，作者同时也考虑到自己论证过程的不周延和不确定性，所以在论文里提出一个假设性的前提，“如果太行的行原来果真读‘xíng’的话……”表明自己的论述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
比如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的《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中说：“我们从阴阳五行的宇宙创造神话的内涵，看到了太行山又名‘五行山’、‘盘古山’的来历，对盘古在太行山出生和开天辟地的神话，就一目了然了。”近年来湖北《神农架〈黑暗传〉》里，也明确提到盘古的父亲是五行中的‘金、木、水、火’，母亲是五行中的‘土’。还说：“阴阳五行才聚化，盘古怀在地中央。怀了一万八千岁，地上才有‘盘古皇’。而太行山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属于地中央的‘五行山’。”所以他认为，太行的“行”最早应该读“xíng”。其实，这种说法经不起细细推敲：“五行”一词尽管最早出现于《尚书》，但原义只是五种不同的物质；其第一次成为有组织的哲学体系是在秦国的《吕氏春秋》。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说得很透彻了。用秦国才初步定型的理论为战国的山脉定名，是犯了“以今释古”的错误。错误的过程，怎么会推导出正确的结果呢？
事实上，唐以后的历代学者，之所以认为行原来读“xíng”，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太形”、“五行”两种说法的影响，并想当然地推测为“避讳”才为“行”修定了读音。那我们完全可以质疑，如果原本就读“xíng”的话，颜师古为什么还要屡屡强调读
既然如此，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太行原本就读“太háng”，以祭天习俗为渊源，用其本义“道路”，指“可以通往天帝之所的大路”；或者直象其形，用引申义“行列”，指“横亘在九州之间的一条巨大山脉”。
多说几句题外的话。其实，给后世制造这个悬而难决的议案的原因，在于“行”字的音、义的过早分化。以《诗经》为例：《击鼓》中“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依照诗歌押韵的原则，此“行”字当与“兵”字同韵，自然应读作“xing”。而《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前面的“筐”韵意味着此“行”当读作“hang”。《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行韵与“裳”对应，应读作“hang”。
不过，这是用今天的读音来读三千多年前的文字。如果我们以更专业的角度，换成古韵来看，行的两种读音则比较相近，分别是“户庚切”，和“胡刚切”。两种读音声母都是“h”。这种读音在受北京话影响较小的江淮以南和陕西一带方言中大体得以保留。像南方一带把鞋读作“hai”，蟹读作“hai”，苋读作“han”；西安把匣读作“ha”，下读作“ha”。今天的“xing”和“hang”这两个音在古代近似“heing”和“hang”的读法。读法的相近，再加上受“太形”、“五行”两说的影响，两个读音混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以至于颜师古在唐代要竭力纠正了。
（三）“太行”、“太形”和“五行”三种说法有无内在联系
探讨这个最后的问题，是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西方谚语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哈姆莱特真正的内心世界，估计只有他的缔造者莎士比亚才能说清楚。同样道理，如果没有和“太行”、“太形”、“五行”三种说法首次提出者交流对话，我们永远猜不透在他内心世界由哪一个概念启发成判断进而演绎成一段推理，再进过什么样的灵感火花激发点燃，让这个词语诞生的。尽管如此，后世一代代学者还是孜孜不倦地披文入情、归纳演绎，想要还原那个不朽的地理和文化双重概念诞生伊始的伟大时刻，或许这就是真相的魅力。
第三个话题由今溯古倒着说要更有意思一些：
当下有一种不太为主流学者认可的观点在网络上流传。核心论点是，这三个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太行山就是“太极五行山”的简称；太极和五行都是世界的本源，它们的运行过程蕴含着整个世界的大道理、体现着人类的大智慧，所以《列子》称之为“太形”；“太形”的另一种说法是“大型”，也就是《尚书》中所称的“洪范”。这种观点乍一看有意思，细推敲没道理。因其所用论据大都是后来才形成的道教阴阳五行的说法，有些甚至引用百度词条、民间传说当做论据，同样犯了以今释古的毛病。
在此之前，现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也认为，“太行”、“太形”有着内在的关系：“太形”是“太陉”的同音相假，而“行”和“陉”二字“古本同语”。也就是说太行山，原来确实是读“taixing”的，《列子》写作“太形”，只是用同音、同义的一个字临时假借。
要弄通“太形”和“太行”之间的关系，还有一条途径，查找《列子》问世以来，公认最早且最好的注释本。顺着这条思路，我们找到晋朝张湛。张湛是今本《列子》的编纂人，也是第一部《列子注》的作者。但他在《注》中却说，“‘形’当作‘行’，下文‘如太行、王屋何’，《府本》亦作‘太形’，则《今本》或作‘行’者，当是后人所改。按‘行’。”按照他的意思，只是两种不同的写法，凡是写到“太形”的地方，都应该是“太行”，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改过来就是了！
本部分小结：太行山在早期有“大行”、“太行”、“太形”等写法，“太行”是最为合适的字形。尽管对“太行”名称起源有着不同的认识，但一般认为，太行二字早期还是应该读作“taixing”，后来避讳“大行”葬礼，才改读音为“taihang”；在唐代，行的读音正式定型推广。对于“太行”、“太形”等称谓之间的联系，学界至今仍莫衷一是，但民间多依附道教阴阳五行一说，认为“太行”、“大形”、“五行”，包括“盘古山”等名称有内在的统一。后者虽然在论证上有致命缺陷，但在网络上仍有不少附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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