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
第二百二十三卷目录
河部总论一
程大昌禹贡论〈大河论一 大河论二 大河论三 大河论四〉
图书编〈河源总论 治黄河议 黄河治法 治两河议 治河大要总考 治河总论一 治河总论二 治河说 治河议〉
山川典第二百二十三卷
河部总论一
程大昌《禹贡论》《大河论一》
河自洛汭山上，行乎地中，他水反来注之，故未尝有所汎逆。而经所书积石、龙门、华阴、底柱、孟津、洛汭，亘古今可考，自成皋以下，垠岸高于平地，故在古已尝溢为荥泽，播为九派而其迹道不主一地矣。逮及后世，决齧流徙，至不胜载，而津渎悉变古始，于是自大伾以至洚水，大陆说者甚多，以其说而揆之，则河道经文悉不附协，不待至九河，而始纷纷难究也。然尚有可考者，赖经指著明。可主之以为宗本焉，尔经之叙，河既至洛汭，乃又曰东至于大伾，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其次序方面严整有伦，故可酌理以究世传之信否也。张揖以大伾为成皋，而薛瓒不以为然，曰：大伾当在汲郡之黎阳，不当在河南之成皋。是二说者，黎阳之暨成皋俱不以大伾为名而臣得以瓒说为是者，经之于河方，其自北而东，尝即底柱以记折东之始。今其流东已久，垂欲折北，亦当以地之极东者。记之参揣，其叙则黎阳实为惬当，而成皋则为太早也。是故当以薛氏之言为正也，若夫洚水，则说者益多，惟贝〈清河〉冀〈信都〉之间，有渎而枯，古名为绛，颇与河近，诸儒多以应《经》。然《经》曰：北过洚水，则必河水折北而经其地，禹迹乃得过之。今贝冀之间，枯绛皆背南向北，而汉以后大河，反在魏贝之南。若以汉河为禹河，则禹之施功于河，无由遍历其地。郑康成固已疑之于是，因淇水之自卫注河也，顺饰其水以应古洚，已而不自以为安，则又以馆陶屯氏河当之。郦道元辟淇贝不用，而主屯河之说。其言曰：《地理志》：绛水发源屯河，及至信都，复见绛名，河之过洚，当应此矣。是说也，郦实无以得绛水之真，遂牵合以信其说。然考《地理志》首受屯河而末流入漳者，自名张甲河，元非绛也。虽中间迹道，颇尝穿络枯绛，而《汉志》本无绛水之名，则郦之更易他水为绛，以应古语，其与郑氏之误，曾无以异也。至于大陆，尤为散漫。《地理志》：钜鹿郡钜鹿县北，有大陆泽，后世率祖此，以为经之大陆。然汉钜鹿县，唐邢州之平乡县地也。今河既不经邢，又其地反在枯绛上流，则与经之先过洚，而后至大陆者不同，殆又不可据之以为经证。虽孔颖达辈，极为详博，而不能究求其当，则亦以世远载籍断阙，无所据以极其详密焉。尔今去古日益远，禹迹之在名山大川者，其称谓位置转徙益多，而臣乃欲究极其变，以发明经文本旨，实所不量。然考古谈，经正业，儒者之职。若人人畏之不言，则古典何赖。故卒究之。
大河论二
以臣愚见，周定王时，河徙故渎，至汉元光，又改向顿丘东南流。则汉河既非禹河，而世儒乃欲即汉河而求禹河所经，曰此当为洚水，此当为大陆，如郑氏、郦氏可谓博洽，而洚水屯河之类，皆追末失本，不足以得古事之真，他人何望哉。臣为此，故先与之辨别汉河、禹河所据之地、所奠之方，然后即其位置，以案求禹河所历，则夫洚水、大陆，或有所宿矣。迁、固二子，同言禹、酾二渠，其一北行乘高者，明载《禹贡》道河本语，知其正为禹河矣。而馀之一渠，乃皆不言何向。孟康、郦道元辈，相因皆以漯川命之。且谓在汉魏之世，不枯而流者，是为漯川。其空涸无水者，是为王莽河。漯川者，亦非顿丘改流正径，特以漯在禹时，尝分河为派，又与汉河偶皆在王莽河之南，遂举汉河附之漯川，以傅合迁、固之谓二渠，皆禹力所酾者尔。至究其确实，乃自汉河而非禹迹也。其在北而枯，俗名王莽河者，概之汉河，其地并北而高，即迁、固同词以为，禹惧平地，不胜河悍，而载之高地，过洚、大陆以行者也。此其位置近似禹河，而世久难明，臣亦未敢据以易言也。于是参以历代地说，而究求孟、郦二子之所言，审其不妄，乃敢主执益坚。《地理志》：魏郡邺县，有故大河，在东北入于海。既曰故河，则非班、固时见行之河矣。命之曰大，而能直达于海，则非分枝小河矣。桑钦叙河自戚城，以至大陆，悉以大河故渎为目。而孟康、郦道元止以王莽空河当之，合二古河者之源委以言，虽渎空无流，其灌注首尾，难以审考。然大略自魏郡以至大陆，粗有迹道可寻。而又大陆一名，正是禹河所径，则此之名为古河莽河者，其本为禹河亦已审矣。载以杜佑、李吉甫《乐史》、《地书》，考之此之枯渎，自汉至今，犹不湮乎。盖其在唐，贯穿魏〈唐魏郡〉、博〈博平〉、德〈平原〉三郡之远，大抵常与汉河夹对，而其中间相去远者，不啻百里，而近者不能五十里。虽疏比不齐而汉河常行乎南，故渎尝在其北。推方而命，则其受水而东南者，即元光改流之道，而空枯但存故迹，且在汉河之北者，则《禹贡》正径也。其所从枯，则以河流更迁徙而空夺之也。其位置相距，流涸相易，会古记古迹而参观，如白黑相形，更何疑乎。汉王璜之言曰：禹之行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自周定王时，河徙，则今之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却徙开空，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夫璜谓西山者，太行、常山也。今河非禹穿者，乃汉河。其欲乘高而复禹之旧，使汉河东北入海者，乃迁、固所谓引而载之高地，以入渤海者也。合迁、固、王璜之言，以为臣言之证，而王莽枯河之本为禹河，益明矣。夫使此河而非禹故迹，孰能辟地为隧、施工力于数郡无用之处，如此其阔且长也乎。况汉世河决，其分派北流，而与汉河比大者，为屯氏、为张甲，亦尝灌注莽河以为之道，而此之故渎，不间三郡，堆阜原隰，悉皆贯彻其间，能使决河之力，不能自为之道，而因其见迹以为之道，此不待多辨广喻，而其意象宏长，非古来大河，其孰能当之。
大河论三
禹，圣人也。其遗迹在河，世不以禹命之，而转为王莽者，臣尝考之，知其语起于三国之魏，而非汉人肯为此语也。班固之志第曰故大河。桑钦《水经》亦止曰大河故渎。而范晔之志郡国，本东汉计簿，亦曰故大河。皆无谓为莽河者。其以王莽为目，据臣所知，则曹魏时，孟康《训释汉志》，始有其语也。自此而后，郦道元、杜佑、李吉甫辈，皆祖述其说，曰：古河，至王莽时始空无水也。夫魏郡之北，号为故大河者，自周以至元光，河既南徙，则已空涸。是以班固志地理，命之为故，岂待至莽时而后空也邪。亦犹济之入河，不知何世何年改其旧径，而实亦未尝竭灭。世恶王莽，亦曰济之枯也。以莽则知河之改渎，本不因莽，而莽居世议下流，则遂举以诿之，其例同也。夫其讹固已如此，而其所从讹，亦必有以。臣又尝究求其故，盖魏郡内黄县〈唐之澶州清丰县〉地，与汲郡之共城接，共城有城而废，实王莽所筑，适会内黄有河，亦枯涸无水，二者相去不远，世久，无能究求其始，因此城之实为莽迹，而遂以河之枯者，并归于莽。流传既远，并与长渎之亘数郡者，同为莽河，而遂不可改辨。夫其讹误所起，曲折如此，则禹河之不为禹，而名之以莽，具有载籍，非臆度也。
大河论四
王莽河，本即禹河，而后世讹变其名矣。至其河之所经，又有古绛，其方乡名称，志与经合，则不独可因绛渎，而證古绛之所丽，又可因古绛，而证禹河之所遵也。绛渎自唐贝州汉清河经城，有故迹焉。已而北入南宫，贯穿信都，〈唐冀州〉大抵北向而及古河于信都之北，则经之谓北过洚水者，于是乎应矣。而又有可证者。古河既枯而绛渎亦枯，皆以顿丘河徙。而向来东北灌河之水，皆转注东南，故并绛之小水亦空，此其同为一水者也。若夫大陆之说，杂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谓在钜鹿县北，未问其去古河绝远，且其地理次序远在古绛上流，不与经应。故历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为此之故，应旁东北展转求之，故隋氏以赵之昭庆县为大陆，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陆泽县。皆意大陆之在其地而为此之名，而杜李辈因而实之曰：邢赵深，此三州者皆大陆也。亦孔颖达所谓广平为陆故绵，延千里而皆可称谓者是也。今去古绝远。隋唐之名二县以为大陆者，或其有据，不可得详矣。姑杂信疑而两传之，且以深之陆泽为大陆，则古河之行乎贝冀者，既可用枯绛以应北过洚水之文，其遥深而入沧者，可以谓之至于大陆也。虽不能寸寸铢铢较其首末，比之汉河所经，全无洚水、大陆二名可以傅会者，其道多矣。且夫汉河之与禹河，自周汉而后，分为南北二道，今而骤语人曰汉河既徙而南，则并北而枯涸者，本谓人将莫之信据。然臣敢主执其说者，古绛大陆之在贝、冀、深者，以汉河地理参之，则南北相背，无一而相混。近以古禹河案之，则趋东而北者，方面向背，悉皆附并此，岂笔舌空谈，所能强合哉。过此而益直北东，则当从九河求之。
图书编河源总论
古今河源之说异。《禹贡》云：导河自积石，未穷其源也。汉张骞云：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昆崙之水，赤黄黑青，色以方异。《穆天子传》言：阳纡之山，河伯所居，是为河宗。《佛书》言：阿耨达山有大渊水，即昆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变易，或番汉异称，不然记者之妄耳。按潘侍读《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盖得目观，非传闻者也。元太祖尝征西夏，过沙陀，至黄河九渡。九渡者，在昆崙西南。宪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万里，而河源在域内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实往西域，将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还，图城郭位置以闻。上悦，以吐蕃都元帅，领工徒以往，使其弟阔阔出驰奏，大臣沮之。次年还奏，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馀窦，地方七八十里，而皆沮洳不胜人迹，泉不可逼观，登其旁岭下视，窦历历如列星然，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者，汉言星宿也。脑儿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东汇为二泽，复合流，始名黄河。然犹清可涉。河析为九，即九渡也。广五七里，下复合流，渐远水益浑，土人抱革囊骑过之。其聚落之处，多编木为舟以济，附以毛革，中仅容二人。又东则两山峡束，广可一二里，或半里，深叵测矣。昆崙腹顶皆雪，盛夏不消，河过其南，距山麓仅五六十里。又南为四达之冲地，多盗，常镇以兵。崙昆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兽有旄牛、野马、狼、狍、豲羊之属。东则山益峻而地渐下，岩至狭，或狐可跃渡河。至贵德州始有官治，历积石至河州东北，流历兰州、鸣沙州、应吉里州，流正东，自星宿海至汉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众。其山或草或石。至积石，始林木畅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汉书》言：葱岭河至蒲昌，海水洑流而出临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于阗、葱岭水下流，散之沙碛，则其洑流，信然。其复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黄河与天通。又云：昆崙去嵩高五万里。阆风元圃，积瑶华盖，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昆崙者，盖自积石而上，望之若源于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昆崙之西北，东流过山之南，然后折而抵山之东北，其绕山之三面，玦玦焉实非源于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脉也。山高而广，则其水必众而钜。昆崙，至高广者也，而谓无一水源于其间邪。其不言之者，盖欲破昔之谬，著今之奇，故略之尔。
治黄河议
黄河发源具载史传，今不敢烦渎，姑自宁夏为始言之。自宁夏流至延绥山西，两界之间，两岸皆高山石麓，黄河流于其中，并无冲决之患，及过潼关，一入河南之境，两岸无山，地势平衍，土少沙多，无所拘制而水纵其性。兼之各处小水皆趋于河而河道渐广矣。方其在于洛阳河内之境，必东之势未尝拂逆，且地无高下之分，水无倾泻之势，河道虽大，冲决罕闻。及至入开封地界而必东之势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矣，况又接南北直隶山东地方，地势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于河者愈多，淤塞冲决之患自此始矣。此黄河之大概也。今之论黄河者，惟言其瀰漫之势，又以其迁徙不常，而谓之神水。遂以为不可治。此盖以河视河，而未尝以理视河也。夫以河视河，则河大而难治。以理视河，则河易而可为。瀰漫之势，盖因夏秋雨多，而各处之水皆归于河。水多河小，不能容纳，遂至瀰漫。然亦不过旬日。至于春冬，则鲜矣。是则瀰漫者，不得已也，水之变也，岂其常性哉。至于所谓神水者，尤为无据，其故何耶。盖以黄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则泥沙并行，流之缓则泥沙停积，而停积则淤之渐矣。今日淤之，明日淤之，今岁淤之，明岁淤之，淤之既久，则河高而不能行。然水性就下，必于其地势之下者而趋焉。趋之既久，则岸面虽若坚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疏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时至，连旬不晴，河水泛涨，瀰漫浩荡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势倾刻奔溃，一泻千里、遂成河道。近日兰阳县父老谓黄河未徙之先，数年城中井水已是黄水，足为證验。故人徒见一时之迁徙，而不见累岁之浸灌，乃以为神，无足怪也。为照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临河州县所管地方，多不过百里，少则四五十里。若使各该州县，各造船只，各置铁扒，并尖铁锄，每遇淤浅，即用人夫，在船扒浚，若是土硬则用尖锄，使泥沙与水并行，既无淤塞之患，自少冲决之虞，用力甚少，成功甚多。且黄河水急湍，而泥沙则又易起，更有船只，则人夫不惟免涉水之苦，而风雨可蔽，宿食有所，是修河之智，而寓爱民之仁。推而言之，其利甚博。若夫瀰漫之势，殆不能免，所可自尽者，则在筑堤防患，不与水争地耳。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后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碍以道治水，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迁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禹复生，不过如此。欧阳修曰：开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文彦博曰：河不出于东则出于西，利害一也。今发夫修治，徙东从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说多矣。若宋二帝之见，二臣之言，可为百世法。
黄河治法
今之治河者，难于禹焉。夫三代以上，或都秦雍，或都陈贡，道皆愬黄河，水击数千里直达耳，而江南之贡赋，犹未入中国也。且王畿自以公田之入，足上供祭祀宴享，军国之需，故饷道不经见。禹特治河之患，播大伾，析九河，至今天津入于海，事毕矣。彼一时也，河利于北流而不利于南徙，今则饷事大半仰给江南，而江南之舟泛长江，历扬淮而北，非河以济之，则五百四十里，当陆运耳，京师若何。故治水者，必不可使北行由禹之故道，必约之使由徐、邳，以救五百四十里饷道之缺，是不徒去河之害，而又欲资河之利者也。不亦难乎。若不为饷道计，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复禹故道，则从河南铜瓦厢一决之，使东趋东海，则河南、徐、邳水绝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九河故道，必不可复者，为饷道也，而非难复也。
黄河由小浮桥，会徐洪，自小浮桥之上，皆闸河也。故汶水出高家闸，与小浮桥大河会，是汶与河交会在高家闸。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沟，则自小浮桥以上，遂四十里至茶城，悉为大河，高闸沉河中不复见，则汶与河交会，在茶城矣。
黄河自清河迄茶城，五百四十里，全河经徐、邳，则二洪平舟以不败。是黄河决堤之害有限，而济运之利无穷。今恶其害也，而欲去之河南。是河南岁治黄河，徐、邳岁治运河，滋多事耳。今以五百四十里治运河，即所以治黄河，治黄河即所以治运河，其功合一，不亦便哉。
黄河自宿迁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纵之，必勿堤。宿迁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堤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筑堤以制其上。河南水正而岸高，冲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堤治，是灭趾崇顶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顶拥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黄河上源支河一道，自归德饮马池，历虞城、夏邑、永城、宿州、灵璧、睢宁，出宿州小河口。弘治中侍郎白昂浚之，一杀河势，一利商船，今淤。若河趋则因势利导之，而丰沛萧砀徐邳之患纾矣。
黄河为中国患久矣，神禹以来，或言于三代，或言于汉唐宋时，固不同。或言于秦晋，或言于宋郑徐淮地，固不同。今治河者，动泥古说则以三代治河之法用之，汉唐宋可乎。又以秦晋治河之法用之，宋郑徐淮可乎。特以数事拘儒牢不可破者列于左。
一多穿漕渠以杀水势，此汉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晋峡中之河耳，若入河南，水汇土疏，大穿则全河由渠而旧河淤。小穿则水性不趋，水过即平陆耳。夫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治正河可使分而缓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势急如奔马，吾从而顺其势堤防之，约束之，范我驰驱以入于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趋其高，河乃不决，故曰：黄河合流，国家之福也。
一我朝之运，不赖黄河。此先臣之言也，盖欲黄河由禹故道，而以为山东汶水三分流入徐吕二洪，为可以济运，遂倡为不赖黄河之说耳。夫徐吕至清河入淮，五百四十里。嘉靖中，河身直趋河南孙家渡、赵皮寨，或南会于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几断，漕事大困，则以失黄河之助也。今欲不赖之，而欲由禹故道，则弱汶三分之水，曾不足以湿徐、吕二洪之沙，是覆杯水于积灰之上者也。焉能荡舟二洪而下，经徐邳，历宿桃，河身皆广百馀丈，皆深二丈有奇，汶河勺水能流若是之远乎。能济运否乎。故曰我朝之运，半赖黄河也。
一黄河北徙，国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舆家之说也。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黄河若张弓然，其时大江以南多未贡赋，故山东之运东而至，西秦之运西而至，原不藉南运也，若河南徙则东运既不便，而黄河之水从太行而望之，势若反而挑，王气乃微，方今贡赋全给于江南，又都燕、据上游以临南服，黄河南徙则万艘渡长江、穿淮扬、入黄河而直达于闸河浮卫，贯白河抵于京，且王会万国，其便若是。苟北徙则徐邳五百里之运道绝矣，故曰黄河南徙，国家之福也。一黄河不能复禹故道，必使复河南故道，此近臣之议也。盖惩徐邳连岁河患，激而云然耳。不知徐邳之患，由邳河之淤，又由先年河行房村口，近年曲头集口旁，流既急而盛，正流必缓而淤，而徐邳之水患博矣。然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不在河南，必在徐邳。嘉靖以前河经河南，河南大患，九重拊膺，百工蹙额，思与河南，图一旦之命，策力毕举，竟莫支吾。而河南适有天幸，河并行徐邳而后河南息二百年之大患，居平土者仅二十馀年。今若复河南之故道，岂惟人力不胜，即胜之，是又益徐邳之患于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阻运之患也。第堤徐邳三百里有奇，河不泛滥而徐邳之患消，故河由徐邳则民稍患，而运利由河南则民与运两患之，姑毋论王土王民、邻国为壑之大义也，又况堤固水深，即砀徐之患直河秋一季耳，利害岂不明甚。故曰河南故道不必复也。
一黄河清，圣人生。此史臣之言也。彼盖谓五百年王者兴说也，非河渠说也。夫王者兴，非臣所当言，而今拘儒每以黄河清为上瑞，误哉。夫黄河浊者常也，清者变也。欲其常浊而不清，彼浊者尽泥沙，水急则滚沙泥，昼夜不得停息而入于海，而后黄河常深常通而不决。清则水澄，泥不复行，不能入海，徒积垫河身与岸平耳。夫身与岸平，河乃益弱，欲冲泥沙则势不得去，欲入于海则滞不得疏，饱闷偪迫，然后择下地一决以快其势，此岂待上智而后知哉。夫河决矣，饷道败矣，犹贺曰上瑞，非迂则愚，故河清则治河者当被发缨冠而救之不尔，忧方大耳，故曰黄河清，变也非常也，灾也非瑞也。
行水之法，治有馀，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国家饷道，延袤几三千里，黄河之水，每患其大盈。有法以制其盈，令不溢闸河之水。每患其大缩，有法以济其缩，令不竭，盖有元运存焉，未可以言而尽也。瓜洲上曰通惠闸，下曰广惠闸，青石市诸苏州，麻石市诸上元，匣匠取诸夏镇，丁夫募诸江北，经三月而后成排，万口而始定议，百年而方兴，难矣哉。
黄河若河南铜瓦厢、陶家店、练口、判官村、挖泥河、荣花树、刘兽医口，若山东武家坝、瓦冈口，皆要害也。以头年下埽，为次年之防。一年积料，为两年之用。则桑土早备，阴雨无虞矣，慎之哉。
治黄河之浅者，旧制列方舟数百如墙而以五齿爬杏叶杓疏底淤，乘急流冲去之效，莫睹也。上疏则下积，此深则彼淤，奈何以人力胜黄河哉。虞城生员献策为：余言以人治河，不若以河治河也夫。河性急，借其性而役其力，则可浅可深，治在吾掌耳。法曰如欲深北则南其堤，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则北其堤，而南自深；如欲中深则南北堤，两束之冲中坚焉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功当万之于人。又其始也，假堤以使河之深；其终也，河深而任堤之毁。余曰：此深河之法也，欲浅河以为洲法，若何。曰：反用之耳，其法，为之固堤令涨，可得而踰矣。涨冲之不去而又踰其顶，涨落则堤复。涨急，流使之别出而堤外水皆缓，固堤之外，悉淤为洲矣。余试之为茶城之洲，为徐邳之河，无弗效者。故曰以人治人，以事处事，以将选将，以兵练兵。
治两河议
我国家漕河形胜，诚天造地设，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仪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适当其中，南由闸抵徐州，则会黄河至淮安入海，而扬州湖水接之，以达于江。北由闸抵临清，则会卫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沙接之，以达于京。南北地里之远近既侔，而水道之接济亦类，虽图画亦不能尽其妙，诚天下河道第一形胜，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业也。每思两河修治，大要不同。窃谓治运河者，须治其源。而河有体用，源乃体也，河其用也。治黄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变，小则常也，大其变也。治运河者，浚泉导流，不少懈惰，则体立矣。而又挑浅修闸，筑坝治堤之类，其用亦行河，其少艰乎。治黄河者，于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则用人夫驾船于水中，以铁扒并尖铁锄浚之，使沙泥随水而去，夫淤塞既除，则水得其道，自无冲决之患。更修筑堤岸以禦水之变，或护城池，或防耕种，使民得遂其安养，而免渰没之虞，则黄河之事，可少济矣。今黄河三委，一由兰阳大名山东至萧县出徐州；一由宁陵夏邑宿州出宿迁；一由亳州合涡河会淮水出清河。三委俱当疏浚通流以杀水势。第人多狃于俗见，惟以瀰漫之势为言，谓黄河为神水不可治。要在断然行之耳。若夫今日徐吕二洪，则在用黄河之水由萧县出者，经小浮桥，与闸河泉水合流共济焉，是其于要处致力如此。
尝考之《元史》，其建国之始，江南粮饷，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滦，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以达京师。或自利津河，或开胶莱河入海。〈元建都于燕，其漕运自海道，浙东西之粟自浙入海，江东西之粟自江入海，淮东西之粟自淮入海，而其得人，则有若朱清、罗璧之徒〉至元十九年，始立海运。二十六年，乃凿渠，起安山西河，由寿张西北至临清，引汶绝济，直属漳，御名曰会通河。盖汶水自古东北入海，而以智力导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卫，则自元人始也。是时汶渠虽开，而海运如故，至我朝永乐以来，始用守臣之议，大浚会通，以便粮运。于是江淮一带，万里通津，尺寸之水，尽为我国家有矣。顷者徐吕〈徐州吕梁〉二洪，河流断绝，自淮以北，不可以舟，岁漕重事，急如涌泉，是可不为之重虑乎。今之漕渠北自海口，南至漕河，二千馀里。其间不过汶泗诸流而已，必赖黄河之水自西入之而后漕运流通，水利深广，故曰：黄河南徙，国家之福，运道之利也。丘文庄亦曰：江南赋贡之来，必由济博之境，则河决不可使之东行，一决而东则漕渠乾涸，岁运不继，其害非独在民，且移之国矣。盖言运道之利，必资于河也。然河势播迁，靡有定向。今或自赵皮寨南向亳泗或复经流徐邳，冲决乾涸不常。又汶泉遇旱则微，南旺以淤而狭，此漕之害也。为今之计，法在疏筑而已，河有故道，徙有决口，独不可因其旧而为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复回，则计出于引沁矣。沁之源，出自绵山，向常合流于徐，而顷为黄河所并，要惟自武陟而上导济源，引沁历曹州，由旧分水处出永通闸以达于二洪可也。或谓徐吕二洪，黄河南徙盖尝引沁矣，沁流微弱，不足以济。则如晋谢元之树栅立埭壅二岸之流以利漕，宋人之开修月河上下置堰增闸以时开闭，此又计之不得已者也。
治河大要总考
贾让治河三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境，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或久之无害，稍筑室宅、排水泽而居之垫溺，固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旱则开东方下水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谓之中策。若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欧阳修曰：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重轻，择其害少者而为之，犹愈害多而利少。
欧阳元至正河防记治河一也，有疏、有浚、有塞三者异焉，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湮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溢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禦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治堤一也。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名，有剌水堤、有截河堤、有护岸堤、有缕水堤、有石船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龙尾栏头、马头等埽，其为埽台及推捲牵制薶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筏、用縆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龙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旧常为水所豁，水退则口下于堤，水涨则溢出于口，龙口者，水之所会，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势之低昂相因相准，折而取匀停也。
宋濂曰：夫以数千里湍悍难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势，万万无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杀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犹百人为队则力全莫敢与争，若分为十则顿损，又各分为一则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胡子曰：兹论固然，然又当因势否。则宋人回河之患可鉴已。刘天和曰：河之水至则冲决，退则淤填，而废坏闸坝，冲广河身，阻隔泉源，害岂小耶。前此张秋之决，庙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兹数百里之淤可鉴也。议者有引狼兵以除内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先朝宋司空礼陈平江瑄之经理，亦惟导汶建闸，不复引河，且于北岸筑堤捲埽，岁费亿计，防河北徙如防寇盗，然百馀年来，纵遇旱涸，亦不过盘剥寄顿，及抵京稍迟，尔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则微汇于诸湖以淤而狭，引河之议，或亦虑此。然国计所系，当图万全无已，吾宁引沁之为愈尔，盖劳费正艺而限以斗门，涝则纵之俾南入河；旱则约之俾东入运。易于节制之，为万全也。若徐吕二洪而下，必资河水之入而后深广，惟当时疏浚、慎防禦、相高下顺逆之宜，酌缓急轻重之势，因其所向而利导之尔。
两河修治大要不同。治运河者，须治其源而河有体用，源乃体也，河其用也。治黄河者，惟治其流。而水有常变，小则常也，大其变也。斯言实国家治河要义，彼宋元竭民事河卒，无成绩，所以为无策之甚也。若谓沛县水患可潣，但河流经行不在丰沛则在萧砀即开新集庞家屯等处，不过移沛县之患于萧砀之间，去岁勘议之初，萧砀方脱水患之民，嗷嗷惶怖，不忍见闻。况今沛县四围渐已淤高，询之土人，皆谓一二年间水必他徙，似不宜以一邑之故，动列省三十馀万之众，费三百馀万之资，以徼不可必成之功而贻有害无益之悔也。
所谓欲开旧河者，其说有二：一则开新集，由浮桥出徐吕二洪，免黄河北徙之势，此以黄河旧河言也。臣度之，自新集至浮桥一百六十馀里，不知该几百万银钱粮不给，一难也。夫取资黄河，不过为济二洪之险，今于二洪无碍，即其北徙害在地方不在河道，似不必更兴不急之工，二难也。是黄河旧河不必议也。一则以南阳等闸，至湖陵城等处，即今坚硬可凿，此以运河旧河言也。臣度之黄河北徙之势未艾也。即今开凿能保其不再冲乎。此一难也，再新河费四十馀万银役，几十万夫死于工作者，几百十人命仅成此河，又欲舍此而他图，则前项工费皆成无用矣，此二难也。且府库既虚，民力已竭，再行用之，劳伤之，下必有他变，此三难也。是运河旧河不必议也。至所谓新河不可行者，其说有三：一则马家桥易浅，一则沙河易淤，一则薛河易冲，谓之三难。臣愚以为此三者其委也，但在因地修补随时救治，臣不谓难，臣之所谓难者，则其源也。夫新河与青原山相近，而兖州以南，费、峄、邹、滕四县之水实注焉。夫以一堤而障四县之水，又当大山泻下之势，必不能支。且其地水利素不疏通，每遇阴雨，弥望白水遍地成湖，若不寻其源，分其流，则自济宁至南阳、至秦沟，无处不可冲决，不特三河口一处为然也。臣愚以为善治水者，不与水争，水有所归流，行无滞必有分杀之处，则不至于暴溢。大都顺其势而利导之耳。即今河工已成，宜急为疏浚分杀之谋。又夏村一带地形稍高，非薛河之水又不足以济运道，臣愚以为薛河上流须别浚支河以分其势，至于三河口、鲇鱼泉等口对过之处，凿开大口，令其顺流西去，仍于下流百步外再筑一矮堤，或为湖、为塘，高六七尺，仍作一水闸，水溢则任其西流，水浅则所蓄之水以资运舟，其上流低洼之处亦因其势捲埽为湖，以为停水之所。多置放水闸以为开闭之具，夫有处以分其流，则水自不至暴溢。不暴溢则自不至冲决，自不至淤浅。而所谓三难者可免矣。又多方处置蓄水之所以为运舟之资，则既去其害又取其利，虽未遽为，经久之计而亦不失为一时之便。其开凿旧河二说，俟财力充足之时为之，未为不可也。国家运河漕东南之粟以实京师，自临清而北，徐州而南，悉资卫淮诸水，惟徐州至临清一带闸河则藉山东泉水，然与黄河相近，故多冲决之患。弘治以前决在河南正德，以后决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五年之间，沛县被决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之甚者，盖缘沛县旧河，积沙为岸，而其东昭阳湖，地势卑洼，黄水乘虚就下，自西奔入昭阳湖，必先横截旧河而始成，抵于湖，水过沙停，不数年必一淤者，势固然也。自筑马家桥堤成而沛县之流遂断，沛县断流而秦沟浊河之势日盛，即今徐沛一望尽是高地，旧河河身淤深，宜稻方数百里，鱼鳖之区皆变为桑麻之地矣。臣又虑留城至旧山，系黄水故道，乃筑东堤五十馀里，为障禦计，则黄水可无壅塞之虞。又建复黄家闸，则泉水有所节宣，亦无胶浅之患。二年间，新旧相接，水流充满舟楫，通行惟薛沙二河，亦尝虑其伏涨冲突，方兴工分杀其势，工未及就，而水已至矣。是以有去夏之患。然臣思之运河之患，患在黄河。彼其排山倒海之势，经年累岁之害，来则难禦，去则必淤。若山水则乍盈乍消，涸可立待，或一岁而再至，或数岁而一见，此可以人力胜者也。今皆在于上源改水，在薛河则于东邵王家口，各开支河，筑厚坝三道，引水经赤山、微山、吕孟等三湖，从地浜沟下徐。在沙河于黄甫开支河，经赵沟归独山湖，南建减水闸一十三座，泄出昭阳湖。而又于翟家口、宋家口、杨家口、杜家口各开支河，筑厚坝二道以防末流，引之而入甄家洼、尹家湖，而归于印马池等处，是沙河、薛河之水俱有归宿，又何冲突之足患乎。
治河总论一
夫河与海，皆天下之至大。海尤百川所归，然海无患者，水之流其未杀而得所容故也。惟河出星宿，踰昆崙，抵积石，数千里又自积石至汴至淮数千里，其远且峻而湍悍未有所容，挟山陕河汴诸流，溢霖潦之后，其冲激而横决，固其常也。自汉以来，明智之君勤劳博咨于上，谋议任事之臣竭思毕力于下，然河未有不决，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在汉文武间则务塞，如塞酸枣、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间则议不塞，如贾让所谓徙民当水冲者，不与河争地、李寻解光所谓因其自决以观水势，听河欲居之者是也。后之言治河者大概不出此二端，然河者数变而不可逆者也，使塞之于此而复决于彼，是不知河之变而逆其性者也。故丘文庄独称贾让者，盖见河之不易塞也，然地不可以数徙，水不可以徐观，即河所欲居，林莽荒旷之墟，待其自定可也。即贯城郭，历郡县国家所系者，大其亦可待否也。故文庄又以贾让诸人皆随时制宜之策今日未必便者，盖见河之不易议也。而在今日尤有难者，河自沛而南则凤阳淮泗之间，祖陵及王坟在焉。王气所钟，天下之根本也。东则会通河在焉，漕江南数百万之粟，集百货以充京师，天下之咽喉也。皆国家之所甚系者也。河不东则漕不通，而河之势非会通所能当也。故方欲引而东，又防其有决会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为陵寝之患。自古治河两难，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汉人复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之间，河既横决，或者徒见天变方甚，以为其道必不可复，不若任其所决而别徙道以属之于邳，独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吕二洪而当两涯之险，此天之设奇以济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于决，况去崇山之险，无两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道，势之必不可者也。故议者专意于新安，以为新安淤而徐房决，今开淤以容水而塞其决以制横流，则故道宜复。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输而建瓴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开数十里之淤以当横溃无涯之水，则塞者必复决，而开者必复淤，此亦势之所不可也。故禹之治河，自积石凿龙门，辟伊阙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斯为二渠。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则析之为二大陆。以下地益平土，巳疏水益善溃，则播之而为九。此所以导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导而分之，则河虽欲决而不可得也。明兴，九河之迹既远，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犹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荥泽者，至寿入淮。出祥符者，至怀远入淮。出长垣者，至阳谷入漕。出曹州者，至鱼台入漕。出仪封者，至徐之小浮桥入漕。出沛之南者，至飞云桥入漕。出徐沛之中镜山之北者，至溜沟入漕。是其始犹有禹分之遗意也。及其后或塞或微，或并为二，或合为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专，则其决固宜也。愚尝观明兴以来，河凡数决矣。洪武间决鱼台，其后鱼台塞。而正统间决沙湾、大洪之口，沙湾塞。而弘治间决金龙口，又决张秋。当是时沙湾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闸，开渠二十里，而犹不免于决。及张秋之功成，乃浚贾鲁河、孙家渡诸口，其法犹备然其后又决曹单。及正德间，曹单塞又决丰沛。及嘉靖初，丰沛塞又复决鱼台。及鱼台决乃浚赵皮寨，而数年年复决夏邑。遂徙而入涡，奔亳泗而赵皮寨又塞。复数年，诸河之入漕者皆不来清，济间流几绝而入涡者溢于泗，震惊陵寝。于是诸臣皆惶恐待罪，开孙继口而涡河塞，漕复得通。及孙继口入徐，又有今日之决始孙继口。之役诸臣之受切责，惧无以报命也。故尽截野鸡冈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筑坝横亘而逼之不容入涡，所以为漕计而护陵寝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归孙继口，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决者，以其专而不分故也。愚尝问长老，皆言今诸河已塞，惟孙家渡与孙继口。而孙家渡实不能数丈，不足以分孙继，独赵皮寨广加数倍，河之正派也。今诚急浚赵皮寨，导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孙继以入徐者，开别支以杀其势，又于孙家渡诸口按河脉而时疏之，彼其力既分，则可以渐制。既不至为陵寝患而漕亦宜通，故言当先治上流者，此一计也。然禹导九河，自碣石北放于海，及随凿汴，始南通于淮，则淮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阙宋学士皆谓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为之委者，明淮不足以当河也。今闻淮之安，东其淤略与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达于海，则河益激而淮亦不能容，其与新安之淤相承而积，亦其所必至者。故当并治下流者，又一计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后徐房之决可塞而新安可开，此四役者宜同时而并举，不可阙一者也。然察执事之意，顾以同时举天下之四大役，非所以惜财而体国者。嗟乎。愚之为此议者，正恐财之妄费也。夫兴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财之道也，不得谓之费。惟顾惜而功不成，则其所用乃所谓费也。昔秦王将伐楚问王剪曰：非六十万人不可。问李信曰：二十万人。然李信以二十万人而不胜，则二十万人皆费也。王剪之胜，则六十万人而不为费。治河亦若是也。去年天子悯被水之地，蠲郡县以万计，遣大臣往赈又十万计，若今河不治，则他日宜蠲宜赈者又不知其几也。今以蠲与赈者，倍其数即河可成，民得其业，是愈于蠲与赈者甚远也。宋人防河与防虏等矣，夫虏之可忧，未必如中原之可忧。惜财之说，非所以施于遇变不得已之时者也。然执事又以罢民，不可以重劳灾地，不可以处众，斯固虑之深也。而愚以为是则在夫抚之得失而不可以议役之兴沮也，何者。兴四大役法当用数万人，不可谓不劳。以数万人之众而合处千里荒芜之间，不可以不备。此所谓深虑也。然令数万人急者得钱，饥者得食，如逐货于市，趋稼于田，仰给而有藉，则所以收离散之民，而为救荒之策者也。其何劳之得怨。令千里之间，画地而居，分功而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辐辏而得所归，则所以驭部伍之法而兼制变之术者也。其何众之能为。是诚在夫官之得人而抚之有道也，不可以是而议夫役也。
治河总论二
盖闻河之害中国，所从来久矣。自昔君臣相与蒿目呕心，未闻有称善治者，何也。以治之者诚难也。河源自星宿踰昆崙已折而趋积石，乃会雍浮汴以达于淮，夫以万里奔腾之势，无重冈巨涧以阑之，故常冲决而不可禁，此一难也。河有出有过有径有合有分有屈有注有入，何多变也。乃其行则至悍猛而不安为顺，岂缓急能酾其流而杀其怒。此二难也。河之性善下，斯得其平而不争。今亘齐梁之野，旷衍如砥而以洪涛洄洑于其间，卒有方数千里之水欲其建瓴于地中也，得乎。此三难也。河杂滟沙淤泥，非有迅流常涤之，则势必益垫而其身反郁起而高于岸，夫堆出于岸，流自湍之，况值霖潦，百川复为之灌集，此四难也。夫诚难其治也，而遂委之于不治，则非也，治之已难也。而使不得其所治之道，则尤难也。盖上世惟陶唐时鸿水沸出，民人升降移徙崎岖而不安，禹起而治之，乃行山表木、漉沉澹菑，故道河自积石下砥柱，历盟津雒汭至于大伾，乃分为二渠，过洚水至大陆又播为九河，夫由大伾以上地形高而水峻急易泻，合乎其所不得不合也。由大伾以下地形卑而土轻脆善溃，分乎其所不得不分也。故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此禹所以通其法也。嗣后殚石画之思者发盈庭之论，逞奇谲之虑者竞作舍之谋，故有欲以人力胜者则曰塞之便，愚以为是障之也；有推诿于天运胜者则曰不塞便，愚以为是犹滋漫也。何也。水气之导也，过为防壅，终必盈溢焉。能筑垣而久居水乎。然蚁孔之变，祸且不测而欲徐观其所自定，又恶可得也。眉山氏曰：不塞，泛滥不止；塞之则水未必听。是塞与不塞皆非所以永持至安之长策也。夫使其决也而幸不至戎毒，可且勿塞，脱或湓皋汨陆，将有闾，殚为河之患，固莫若随决随塞，即不能保其勿坏，尚足支数十载宽近忧。欧阳氏曰：治水本无奇策，相地势，谨堤防而已。是塞也者，犹为猝可倚救，败术也。胡不引汉事观之乎。盖自周定王时，河徙砱砾，禹之故道，无可求者。故迄于西京而其为害益绵绵不绝，孝文时尝决酸枣矣，乃大兴东郡卒塞之故。金堤之溃，旋复而白马之波不扬，终帝之世，濒河民不识濡足之患。孝武时再决瓠子矣，乃自临河，沈璧马扈，从将军已下皆负薪，使二卿将卒寘决口，已而筑宫。宣防侈其盛，由是而观用塞之效可睹矣。夫孝文，海内富庶非不足修禹之业而计卒出于塞，且仅再传而复决，武以雄才大略，犹然长歌悲感，既徼灵于河，祇穷数年之力而始塞，盖即一塞且不易如此，甚矣河之难治也。我朝岁漕淮，取济黄流，宋之疏汴，元之引汶，皆所倚为用焉。利尽东南，半天下之赋由此以进，若人之咽喉然，系至重矣。然惟南行则利漕，或东决则害漕，今之言计者，正利害相持之际也，乃欲尽去其害而独资其利，则难之难矣。盖尝概水患而测之，河非汴不得合于淮，故漕之忧常在汴，犹之内关之疾也。假令汴可无忧矣，则虞其转而危。我之汶泗，汶泗定又虞其盘而危，我之清济，清济定又虞其越而危，我之丰沛，即幸底定俱勿割，又虞其畔而不南，重为运道之厄。然则奈何其治之易哉。往时不具论比者河失其行，决于崔镇潢池，其县邑鱼鳖，其人民行河，使以菑告，上喟然南顾，特为置督府，假以事，权令一切，理水形便，于是改邑，起萧县之溺，布揵堙崔镇之洪，縆苇埽高堰之坝，隤石榇清口之堤，一日之内四役并兴，诸使腠胝无胈，庶工肤革不毛，而朝廷重闵被灾之地，首诏赐民租，又为出司农，钱钜万，以哺诸堤，繇使鳞集，并河而为之作。吏有谋挠其计者，即褫厥官，或媮堕偾事，辄收逮之不贳，乃今天心叶顺，川灵效职，水得所壑，而绪业渐用。即工夫新颠木之邑，非徙民当冲之上策乎。填灭决口，非疏塞并举之故智乎。捲诸埽治遥堤，又非图上请行之遗谋乎。盖昔人焦心销志，殚数百年错出之奇，顾卒崇空语者而尽施行于今日，此旷世之业也。乃议者犹谓河有故道宜及时恢图兴复，兹过计也。河流既久，走沙渐淤，水沉滞难行，自不得不弃而他徙，兹欲夺新河之河，必趋强干而回注于已灭难明之故道，非所以察形也。往者孙渡之役，不有覆辙耶。或又谓当别开一河，以备运道艰阻，兹又过计也。远图不可倖致，将糈糒佣作必倚办县官劳费，且什伯卒未有能济而乃设不必然之虑，以徼难竟之功，非所以轨事也。近日胶泇之役，不苦蹠盩耶。揆今之计，亦曰慎预防之术，规善后之宜而已。是故长堤远护，非不可约拦水势，然东强西伤之语，未必妄也。则畚锸之工，可弗常饬与。堕崇填阏，非不可抑遏浚流，然止啼塞口之喻，未必诬也。则栅落之具，可弗时集与。岁当夏秋，信水既涨而忽有非时之客，水乘之则其溃也必暴。故平准之候人，宜议选也。地居河壖，寸壤方齧而即数百丈之息壤因之，则其陷也必广。故巡视之番卒，宜议补也。上流不畅，斯腾涌而为灾水之由，泗入者不可渐以浚之乎。下流不疾，斯羡漫而为害水之由，徐入者不可渐以疏之乎。而又于青兖冀豫可由之处，各正沟洫以引水之溉而披其势，则治田亦以治河也。卫博徐邳经漕之所，多开月河以伺水之横而折其猛，则漕通亦河之通也。夫饬畚锸而集栅落，则成业保矣。选候人而补番卒，则警备严矣。上流浚而下流疏，则原委导矣。沟洫正而月河开，则水利广矣。所谓预防而善后者，或以斯乎。昔管子论备害之道，首请置水官，故其要尤在以择官为本，谓宜妙简经明《禹贡》之士，俾领河堤，而又博求习水者分置其属。使之共行视图方略，得便宜经理，则职任专而事功自立。尝闻江河在天地间，犹脉络在人身中，然则河之为害，非即脉络之病乎。而择官之说则良医之求也，由前数说则针砭汤熨之法也。试采而行之，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治河说
治河之策，大约不过数说。或筑堤以塞之，或开渠以疏之，或筑堤落而下以石，或听其自决以观其势，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门以杀水势，或欲空流所注之地，或欲寻九河故道。而丘文庄则云：古今言治河者，莫出于贾让三策，而其治之之术，又莫出于贾鲁之三法。盖谓二贾不失禹意也。然以今之势与今之时考之，则让之策不可行，鲁之法亦不行矣。寻禹故道，放河入海，让所谓上策，今挽河而北则运道将置之乎。据坚地，开水门，让所谓中策，今自雍西建瓴而下，所经冀兖淮扬安所择坚地乎。水门在在如是，多与河流不相直，安所分水势乎。增筑堤防，让所谓下策，今中州而下，徐沛而下，堤更善瑕，乌在约拦水势乎。乃鲁之三法，当事者踵行之，杀河之流，因而深之之谓疏也。岁用疏法而河流未尝杀矣，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谓浚也，岁用浚法而旋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谓塞也，岁用塞决口而暴溢如故矣。治而睹明效者暂也。不治而治安澜者幸也。二百二十年于兹封事，朝夕上曾有出此三者而建必然之画乎。抑曾有行此三者，而享一再世之利乎。故丘文庄又谓贾让诸人，皆随时制宜之策。今时未必皆便，惟元时去今未远，地势物力，大段相似，宜令河南藩宪，每年循行，并河郡县如尚文所建之策。元大德中时，河决纪县浦口，文议不塞，便相地所宜，或筑长垣以禦泛滥，或开淤塞以通束隘，从民所便，或迁村落以避冲溃，或给退滩以偿所失。如此，虽不能使沿河州郡，百年无害而避患，居民亦可渐苏息矣。
治河议
粤考黄河之源出自星宿，踰昆崙九曲而入中国，此河之所自来也。禹之治河，自积石凿龙门，历华阴下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斯为二渠。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盖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则析之为二。自大陆以下地平土疏，益善溃，则播之为九。故历三代之久，免冲决之患者，禹之功也。此所谓相时审势，得治水之道者也。自周定王时河始南徙，已非禹之故道。迨汉元光以后，或徙东郡，或决瓠子，或决馆陶，或分而为二，或合而为一，迁徙不常而河之患于是乎益甚。是非禹绩之替也，时势之变为之也。自汉以来，明智之君每广询而博访，宣力之臣恒竭思以效劳，是虽倡议疏治者，代不乏人，然河无常处，治无定策，卒皆托诸空言而已。若夫贾让当哀平之世，陈上中下三策。丘浚常称其治河之法，莫备于此矣。夫谓增筑堤防、约拦水势，使不泛滥者，其法固无容议也。至于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即禹之故智，今妨运道，已不可行。中策据坚地，作石堤，开水门分杀水势，然自汉至今，千数百年中州大名之境，泥沙填委，无复坚地而河流与水门每不相值。让之策盖就汉之时势论尔。而今可尽行乎。贾鲁任河防之职，言疏浚塞三法，丘浚常称其治河之法莫要于此矣。然杀河之势，因而导之之谓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之谓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谓塞。是三者，疏为上，浚次之，塞之法又不得已而用之尔。而岂可一概行乎。故浚又以为贾让诸人，皆随时制宜之策，今日亦未必便者，盖有见于时势之不同耳。我国家建都上游，漕会通之河，输东南之赋以给京师，往因二洪梗涩，取济黄流，合于汶上诸泉，滔滔乎流浮舟水面，不烦牵挽之劳，以济我国家漕运之利，诚天启之惠也。比岁大雨，水溢河决于徐之飞云浦，逆流而上，横冲运河，沙淤百里，中外惊惶，莫知所措。先帝特敕总督大臣毕集群策，鸠工分理，惧水之东奔也，而挑新河以让其地，惧水之北徙也；而筑长堤以遏其冲，所以相时权势，而为目前济运便民之计者，诚善矣。然或者犹以为，河从西北极高之地建瓴而下，以万里转折之势而乘之，以雨水交发百川灌集之威而出之，以秦沟一股不溢，而北徙则溢而东奔，况芝麻庄崔家坝等处，倒湾崩岸，是北徙之势方殷，曹单之堤一失则南阳鲁桥一带河运淤塞之患不免。议欲于上流别开支河以杀其势，是亦永图久大之谟、以济邦民之患者也。执事又谓使有济漕之利而无冲决之患，执画一之策而不惑于纷纷之议，然事关大计，非愚生之所敢议也。考之宋儒任伯雨曰：河流混浊，淤沙相半，久而必决者，势也。安可以人力制哉。惟宜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耳。朱熹氏曰：禹之治水，只是从低处下手，下面之水既杀则上面之水必泄，是故通乎。任朱二君子之言而可以知支河之不必开矣。欧阳修曰：黄河已弃之故道，自古难复，盖河流既久，底岸皆高，水行渐壅，自不能行，乃弃而他徙，非若人力堵塞之河，渠道犹存也。吕祖谦曰：禹不惜数百里之地，疏为九河以分其势，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地也。是故通乎欧吕二君子之言，而可以知旧河之不必复矣。盖黄河之流，其东趋固一也；而时不能无古今之异，其利害相对也；而势不能无轻重之殊。以今日之时言之，河自孟津而下，经中州平坦之地，迤逦而东，泄于徐沛之间，大河南北，悉皆故道，土杂泥沙，善崩易决，非若禹引水自大伾东山极高之地而下矣。此其时之有不同也，而欲效疏九河之法，将见河流细分则益缓而易淤矣。而古今可以并论耶。以今日之势言之，取河水以济徐吕二洪而阻其东奔，以免祖陵之害，制其北决以防运道之淤，况徐沛之间，复多阻山，治之倍难。非若禹播九河，弃数百里之地为受水之区矣，此其势之有不同也，而欲图万全之策，吾恐利之所在，害之所伏也。而轻重可弗审耶。噫。此当事诸臣虽有谋国之忠、长顾之虑，而卒纷纷莫之定也。虽然知时势之难，而不有以处其难，不可也。知治河之无上策，而卒诿之无策，不可也。今惟相古今之时，权轻重之势，师禹之意，而不泥禹之迹，如秦沟一股，果可以纳大河之流也，则效禹行所无事之智焉。疏其下流以导其自然之归，固其长堤以防其冲决之患，而又于芝麻庄崔家坝等处下桩，捲埽以抑其北徙之势，各于沿河南岸去淤捞，沙以疏其壅塞之患，使水由地中行而不至于汎滥斯已矣。支河固不必开也，如秦沟一股不能容全河之水也，则效禹决排之法焉。浅者浚之，使遂其就下之性；隘者疏之，使缓其湍迅之威。务使上无所激而接河济洪之道如故，下有所纳而由清达淮，由淮入海之道如故，斯已矣。支河亦不必开也。如此则不惟运河疏通，获转漕之利，久役疲民，获苏息之休。而东奔之流既阻，则陵寝无冲决之虞；北徙之势既防，则曹单免垫溺之患。庶乎永赖之绩，可复见于今日，而三策三法之说，亦会通于异世之下矣。否则，徒知用古人之法，而不能相古今之宜，泥一定之迹，而不能权轻重之势，则胶柱鼓瑟，徒劳而罔功也。乌足以语通天下之变，而成天下之功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