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方民间传统，通常把靠近河岸，山脚探进河床一截儿的山，称作“龙头山”。在黑龙江就有为数不少的龙头山，其中牡丹江市西郊的龙头山，因为山上有一座古城遗址而显得与众不同。此山为牡丹江、海浪河分水岭，是老黑山一段长三里许，高三十丈的延伸部分。山脊平展开阔，两侧水势汹涌，状如龙首潜入江流，称龙头山可谓形似神似。直至今天，人们无法探明这座古城的真实身份，就以其地望，定名为“唐代渤海国龙头山古城遗址”。这明显是一个通行的敷衍做法，留下一个难解的谜底。站在卡路屯火车站附近的铁路桥头，眺望对岸牡丹江与海浪河汇合口风光，有一种寥廓江天的感觉。江河汇流形成的冲击力，甩出一片开阔的江湾。分水岭为牢黑山和它的一段长三里许，高三十丈的延伸部分，此即著名的龙头山；其山其水其滩，大有蛟龙含珠之气象。
但它不甘埋没，一枚“古州之印”的出土，让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转向这座古城。此印出土于牡丹江市郊八达沟村金龙溪右岸，距龙头山十里，是1984年7月4日，牡丹江铁路医院司机任广才在翻地时发现。印重1325克，边长7厘米，印面为长方形，铸阳文九叠篆书“古州之印”四字。印纽顶刻一“上”字，以标示用印方向。印背左錾“应办所造”，右錾“天泰二年二月廿五日”。天泰二年即1216年，文物工作者鉴定为蒲鲜万奴东夏国官印，说明东夏国在此地设置了地方州郡系统。经过进一步考证，又知古州建于渤海，金代渐趋繁荣；而元代设万户府、千户所管理地方，这里正是开元路斡朵里万户府古州千户所，与明代古州驿站一脉相成。
今日龙头山上已无人居，成为偌大的一片耕地，在阡陌中徜徉漫步，江河汇流的激越涛声，阵阵传来，令人产生一种独特的时空感受。俯视脚下，仍可见古城裸露的玄武岩墙基，和已经坍塌的城门。在历史长河一个失载的年代，由于难以说清的原因，它也象黑龙江大多数的渤海、辽、金以来的古城一样，由兴转衰，直至坍圮、荒芜，连同断裂的历史一起被埋入地下，让我们难以看清它的真实面目。
登上山顶，古州城轮廓仍依稀可见。城墙沿山外缘临水而建，北、东、南三面皆为断崖悬壁，激流拍岸，自成天险；而台地上即可农耕，又有径道下牡丹江、海浪河打鱼、捕珠，其形制、地望似天工巧成。古城周长1680米，筑有内墙、外墙和护城壕，残墙高1.5—1.8米，基宽8—10米，由夯土或土石混垒（外采玄武岩石料）构成，给人以坚固浑厚的想象。城内出土文物见自渤海，又以金代文物居多，陶器、铁器、人物故事铜镜、仿定窑白瓷等等，数量颇丰。
在古为肃慎地的牡丹江(唐代渤海国时期忽然汗水)流域，这个带有中原色彩的地名——古州，孓然而立，似乎在告诉世人，这座古城必定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奥秘。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离龙头山不远的城市——牡丹江，生活了六十年，对它并不陌生，但哪个时代人们的通病，是对人文古迹的冷漠。直到退休后潜心于古代交通的研究，才对揭开它的身世产生兴趣，以古代交通为视角，可能是解开谜底的一把钥匙。从阅读考古专业文献，到与古州有密切关联的两条古道，即渤海国黑水道，和明代“纳丹府东北陆路”的引申研究，我确信龙头山古城，就是唐代渤海国渤州采贡县，和《辽东志》所载的明代“古州驿站”。
在江对岸远望与老黑山连成一体的龙头山，更觉得它气韵非凡。又根据考古发现，在江南岸正对龙头山，另有一座蛰伏的古城，即“海浪古城遗址”。1992年版《牡丹江市郊区志》记述，古城址即是渤海国渤州所在地；明代置克音城卫。这无疑又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这种两座古城隔水相依的独特构造，在东北又是绝无仅有的，它昔日的繁华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地处边夷之地，承载千年沧桑，却以“古州”这样一个中原文化色彩的名字彪炳于史，更令人浮想联翩。
一、渤州：贡珍县
传承至今的有关渤海国渤州贡珍县史辑，甚至民俗文化，数量不多，而且零散。或言，缺乏同一历史时期史料佐证，是采贡县的软肋。但考据龙头山古城，正处在在历史上采贡的中心，却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牡丹江与海浪河汇合口，江堤外面的河谷地上，有一个叫“卡路屯”的村子。在城市高速发展的今天，它与城区的距离在急剧地缩短。满语卡伦，也称卡路，指“堠望之所”，意即哨所。《大清会典》：“于要隘处设官兵了望曰卡伦”。清代设置卡伦始自雍正初年，遍及东北、西北，不过象“卡路屯”这样直接转化为地名的并不多见。
《辽史·地理志》“渤州，清化军，刺史。渤海置。兵事隶东京统军司。统县一：贡珍县。渤海置。”
卡路屯卡伦坐落的具体地点已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它在卡路屯西北、凤凰山南麓，离由此经过的滨绥铁路路基不过十几米远。卡伦房沿山势修筑，呈不规则圆形，周长300米。残墙高一米左右，不见城门。卡伦房正处在今交通要道，城中有一条南北向现代通道穿过。
最早对卡路屯的记述，见于清徐宗亮等着《黑龙江述略》（约撰于光绪十二年稍后一段时间）：“西北旧卡伦屯，共八十户，西靠卡伦山，南靠海浪河。”
清代卡伦的用途丰富多样，从军事要隘的“堠望之所”，逐渐扩大到边门、贡山、贡江、矿山、牧场，担负诸如守卫、治安、稽查、通信等差使。相对而言，通信特别是传递重要军事情报尤为重要，始终是卡伦兵“奔走不遑”的一项特殊使命
而“卡路屯”卡伦专为贡江而设的，其特殊使命，直接与牡丹江和海浪河盛产宫廷贡品之首的“东珠”有关。贡江卡伦的作用，在这里除了戒严江面，严禁民间采捕，还要及时传递有关东珠的讯息，乃至驰驿进贡。
吴桭臣在《宁古塔纪略》中写道：“宁古塔河内多蚌蛤，出东珠极多，重有二、三钱者。有粉红色，有天青色，有白色”。《吉林新志》亦载：“珠生蛤中，吉省江河巨流皆产此。尤以牡丹江上游为多。宁安县城南并有珍珠河之称”；又“海浪河犹盛产之”。
东珠富丽而高贵，“佳者则光彩晶莹，亦远胜南省之产物（南珠）”，被列为贡品之首，是皇帝、皇后、嫔妃、阿哥和格格们的心仪之物。1928年东陵盗案，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慈禧太后那颗举世闻名的夜光珠，据说就是东珠家族的稀有珍品。
早在清顺治四年（1648年），清廷内务府即专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今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管辖松花江水系五百里贡山和采珠河口，并置卡伦守护。卡路屯背倚的凤凰山，又称旧卡伦山，咸丰十年在铁岭河迤北十里江岸两家子（今北安乡镇江村），又新置东卡伦，可见其规模和严密程度。对卡路屯卡伦的设置时间，有两则史料可资考证，其一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准奏：“乌拉捕珠各河口，相距乌拉甚远，难免不无乘隙偷捕之虞。是以将且近宁古塔、三姓、阿勒楚喀、珲春等城各河口，就近着交该处衙门，出派官兵，不时严查。”其二为，“打牲乌拉采珠河口自道光四年（1824年）停采三年之后，继采东珠颗粒甚小，兹再停采三年。于水陆溢口，增设卡伦，严禁私采。”由此时间线索推断，卡路屯卡伦设置时间，历史应溯自乾隆，不晚于道光，卡路屯村落应在其后出现，其历史比它毗邻的牡丹江市早至少一百年。
在今天凤凰山南麓，我们仍然能找到卡路屯卡伦的痕迹。历史上的“采珠全景图”蔚为壮观，历时数月之久，最多时出动打牲（满语采捕和狩猎）丁四千余人。且圣上在京师亦心系于斯，“奏请奉旨始行捕打”。其中分配到牡丹江、海兰河、小绥芬河一线的有六个莫因（小队），有骁骑校以下头目八名，打牲丁一百五十名。同时携带大船、威乎（又作快马子，满族民俗形式的独木舟）、铁锅、帐篷，“一应粮食、油盐、什物均由俸饷内备办”。
在河口采珠是蛮苦的差事。蚌蛤半插于河床沙土之中，并喜居湍急冰冷之潜流处。打牲丁在岸边立一木杆，用绳子连接，系于腰间，在水底以荡绳为联络信号。东珠因稀缺而珍罕，其经常是搜遍数河段不得一蚌，蚌满一铁锅不得一珠。打捞上来的蚌蛤当即在岸边用铁锅煮至半熟，弃其肉，留其壳，觅其珠，沸水翻滚，腥气萦绕。侥幸发现珠眼（重东珠），乃祖荫之幸事，即刻报官，并依等秩而得犒赏。一颗珠眼准抵五颗，额外多得一颗者，赏毛青布两疋。
最关键最风光的一环，当然是向皇帝纳贡。这时要把东珠盛入封筒，加封印花（钤总管衙门印的黄纸条），然后驰驿递送。所走路线是被称为“进京大路”的宁古塔——吉林驿路，自宁古塔、沙兰、毕尔罕必拉（尔站）、额穆、吉林、盛京、山海关而至京师，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随遣四品翼领一员，骁骑校以下十数人。沿途所经各地循例派兵护送，遂增加到二十几人，人嚷马喧，是驿路上少见的威武阵容。
二、古州驿站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成书的《辽东志》，是一部最早记述东北历史和风物的志书，书中记载明代以开原（今辽宁省开原市老城镇西关村）为枢纽的驿路分布中，有一条朝东北延伸到忽儿海河（牡丹江）流域的驿路，称“纳丹府东北陆路”驿路，古州就是这条驿路上的一个驿站。
驿路起点“纳丹府”，即今吉林省桦甸市“苏密古城遗址”。苏密城最早见于《吉林通志》，此前史辑皆记作“那丹佛勒”城，“纳丹府”应为“那丹佛勒”的音转，府字仅具谐音意义。驿路以下依次为“那木剌”（桦甸市二道河子镇暖木条子村）、“善出”（同“色出窝集”；蛟河市三道河子）、“阿速纳河”（位于敦化市与额穆镇之间）、“潭州”（敦化市）、“古州”、“旧开原”（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克拉斯诺雅尔山城遗址”）至“毛怜”（图门江以北，嘎牙河以东地方）。
从考古学角度，认定龙头山古城即古州宿地，主要依据是《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记载，忽儿海河在开原“城东北一千里，源出潭州城东诸山，北流谷州城东，经斡朵里城北流入松花江”。这段记述无疑为我们勾画了一座清晰的地理坐标：沿牡丹江由南而北，“潭州”即敦化市苏密城，“斡朵里”即依兰，“谷州”即古州居于中间；并忽儿海河“流经谷州城东”、“经斡朵里城北流入松花江”，坐标中的龙头山即为古州可谓一目了然。忽儿海河流经城东，并至少在明代仍保持相当规模的辽、金古城，惟有龙头山古城。
“纳丹府”驿路历史悠久，它是由唐代渤海国营州道之东段演变而来，即忽汗城（宁安市渤海镇）——旧国（敦化市敖东城）——长岭府（桦甸市苏密古城）——营州（辽宁省朝阳市）中，明显可以找到它的身影，古州——毛怜不过是它的延伸段而已。清代宁古塔——鹦哥关（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镇）——盛京（沈阳）驿路，也是沿用这条路线。
在清初宁古塔——吉林驿路崛起，并成为主干驿路之前，“纳丹府”驿路和由其演化而来的宁古塔——鹦哥关——盛京驿路，是由古州（牡丹江）、宁古塔（宁安）西进开原、山海关、京师，乃至中原地区的唯一通道，有着它漫长的全盛时期。及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廷命宁古塔梅勒章京萨布素，新开辟了吉林乌拉——宁古塔驿路，那条承载着悠久历史，并自唐代渤海国以来代代相续的驿路，就逐渐被吉林乌拉——宁古塔驿路及其延长线所完全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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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路屯-贡珍县
《吉林历史上的今天》记载：“1827年4月16日——打牲乌拉采珠河口自道光四年（1824年）停采三年之后，继采东珠颗粒甚小，清廷决定再停采三年。于水陆溢口，增设卡伦，严禁私采。”由此推断，卡路屯历史应追溯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不晚于道光七年（1827年），它的历史要比牡丹江市早至少100年。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所展现的“采珠全景图”声势浩大、蔚为壮观。东珠的采捕，“奏请奉旨始行捕打”，而且圣上心系于斯，自始至终地关注采捕的进程。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老天爷开眼，东珠丰产，各河口皆有喜报。这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康熙龙颜大悦，准奏内开：“此次捕获东珠二千一百八十颗，着将总管穆克登加一级，并赏给三品顶戴；翼领罗禅，赏给五品顶戴，嗣后不准为例。”
捕珠大战历时数月之久，如同治七年（1868年）捕珠，“于二、四月陆续分起前往讫”，至“各捕珠官丁差旋”，已经是九月二十九日了。采珠牲丁系清一色的军旅，最多时出动四千余人。同时携带大船七只，威乎（又称快马子，满族民俗形式的一种独木舟）三百八十九只，铁锅三百五十九口，帐篷三百五十九架，并所须粮、盐、什物、银两，均由俸饷内备办。其中分配到牡丹江、扎兰河、嘎哈力（嘎呀河）、海兰河（海浪河）、小绥芬河一线的有六个莫因（小队），有骁骑校以下头目八名，打牲丁一百五十名。
一钱余重东珠为珍罕，光灿者更胜一筹。八分至九分稍逊，依次类推，但五厘以上皆可称重东珠。以下又称大正珠、小正珠。不入流者唤珍珠，再次为珠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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