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政制度包括提督学政和府州、县学及学官等方面。
学政的发展沿革
清代学政制度承自明代。明代制度,生员入学原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管理。正统元年（1436年），始特设提学官。景泰元年（1450年）罢。天顺六年（1462年）复设。其后渐渐增加。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但由于其为朝廷命官，民间多有词讼告理。提学可以接受词讼，但无权处理。重者送按察司；轻者，发州县衙门处理。直隶则送巡按御史处理。
同时，督抚及布按二司亦不允许侵权，干涉提学职事。然明代提学既带按察司副使、佥事衔，不得不少屈于督抚，往往阿附迁就，不能自举其职。
清初，各省并置督学道，带按察使、佥事衔，且多由守、巡道兼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御史张集疏请慎学政之选，诏下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停论俸补授之例。
凡顺天学政缺，以侍读、侍讲、谕德、洗马等官简用；江南、浙江学政，以侍读、侍讲、谕德、洗马、中允、赞善等官简用；其余各省学道，将应升之五部郎中、及参议、道、知府等官选择，开列请用。嗣后不拘省分，凡由翰林、科道出者，即为“提督学政”，又称“学院”；由部属等官者，则为“督学道”，又称“学道”。
雍正四年（1726年）定制，各省督学皆改为学院，其以部属简任者，依出身甲第各加翰林院编修、检讨衔。自此提学直属礼部而无道衔，皆称“提督学政”，简称“学政”。
学政职责和权限
清代于各省设提督学政一人，专督学校。惟直隶省一人，设于顺天府。此外，奉天府和福建台湾府也各设学政一人。顺天府和各省学政，例由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科道、部属等官充之，各带原衔品级；奉天府学政由奉天府丞充，福建台湾府学政，由台湾道充。
学政的职掌是“掌直省学校生徒考课黜陟之事，以岁、科二试巡历所属府州，进诸生而抡文艺、程品行，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率教者。凡兴革事，宜皆会督抚以行之。”众所周知，在清代科举与学校两个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管理学校
科举是入仕之途，也就是选拔官僚人才的制度；学校是培养官僚人才的制度。学政专督学校，其职责就在于管理学校。
清代国家的学校，也承明代制度，分国学和地方学。国学亦称太学，即国子监。清初承明旧制，国子监有南、北两监。顺治七年（1650年）裁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于是南监废，即以北监为太学。国子监置祭酒、司业等官管理，也就是由朝廷直接管理，不在学政的管辖范围。
地方学，即府、州、县儒学，是国家设在地方以培养科举士子的制度，例有学额。顺治四年（1647年）规定，各省儒学，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
顺治十五年（1658年）地方儒学的学额裁减一半，大府为二十名，大州县为十五名，小学或四名或五名。康熙九年（1670年），中、小学学额有所增加，中学为十二名，小学或八名或七名，大府州县仍旧。
雍正二年（1724年），鉴于“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有垂老不获一衿者”的情况，增加了学额人数，“以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录取”，即小学十二名，中学十五名，大学二十名。此后各朝即以此为定例。
咸丰以后,由于军事兴起，政府劝谕绅士商民捐资备饷，而以增加直省各学学额为回报，各学学额略有增加。清初，府、州、县学按照学额，大抵是三年二考，即在生员岁、科二试时考取童生。
顺治十五年（1658年）规定，“直省儒童止许岁试考取，其科试时停止考取”，但康熙十二年（1672年）鉴于“三年为时甚久，公行考试一次，储才不广”，而仍照旧例，实行“三年岁、科两考”。从此三年两考成为一代定制。考取童生的考试，叫做“童试”。
童生取中，叫做“入学”或“进学”。这个“学”，即指府、州、县学。进了府、州、县学，就成为“秀才”，当时正式称谓是“生员”。每一次童试，由县（州）试、府（直隶州）试和院试三次考试组成。
县试由知县主考，府试由知府主考，院试由学政主考。这三次考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初试、复试。每一次都录取一定名额的考生，最后由学政院试决定入学的考生。
清初规定，县试录取的人数为本县学额的二倍，送府参加府试；府试录取为本府学额的一倍，由府送学政参加院试，最后由学政考取生员。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定，“州县府考取童生，不必限数”。但州县府考取童生的录取率大体上沿袭了原来的制度。童试虽然由县、府、院试组成，州县府都有选拔权，但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学政手里。考取生员就是学政的一大职责。
2、考选生员
学政的第二大职责是考选生员。这有两个内容构成。
一是岁试。岁试也叫岁考，三年一次，目的在于考核在学生员的学习质量，分定优劣，作出黜陟。
二是科试，科试也叫科考，这是选拔参加乡试生员的考试。清代在八月乡试以前，还有一次“录遗”考试，也由学政主考。实际上，岁试和科试才是学政的主要责任。因为学政到任之后，就需要亲自出巡各府州县，考校生员和衡文黜陟；朝廷对学政的考核，也主要侧重在岁、科二试。
3、考核教员
学政的第三大职责是考核教官。学政于按临各府州县进行岁试和科试的同时，还要对教官做出考核，即所谓“教官计典，分别优劣，必由学政”。
学政对教官的考核大体分两个方面，一是文，一是行。文方面，是对教官进行“考试”。“学臣有考试教官之例，……如全无文理者即行题参”。乾隆七年（1742年）议准，“各省学臣考试教官时，与寻常考试一体封门，不许携卷归寓，以杜代倩；并分别等次，移明督抚，以为大计考核之实据。”
行方面，顺治九年（1652年）题准：“提学案临之日，考其学行兼优、教有成效者，除礼待奖励外，仍据实列荐。其行履无过，但学问疏浅者，姑行戒饬，责令勉进，有老病不堪者，准令以礼致仕。若钻营委署、横索束修、卑污无耻者、素行不谨者，即行参奏，分别究革；其有学霸生员、书役、门斗行私惑诱者，一并究拟重治。”
雍正七年（1729年）上谕：“嗣后教官沽名钓誉，纵容劣生不举报者，经学臣指参，将教官照溺职例革职，若学臣瞻徇情面，不行纠参者，将学臣照徇庇例降调。永著为例。”
府、州、县儒学所设立的官职或官员，总称教官或学官。府为教授、训导；州为学正、训导；县为教谕、训导，俱各一人。凡儒学学官，除江苏、安徽两省通用外，其余例用本省人，惟同府州者避不用。康熙三年（1664年），裁各府州训导；又大县裁训导，小县裁教谕。康熙十年（1671年）均复设。其后县有析置者，则训导每移置所析县；而裁省之县，亦间存乡学教谕或训导。
教授、学正、教谕的职责是“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训导佐之”。学官既称“教官”，其职责在于教育生员。
清朝规定，“府州县卫教授、学正、教谕、训导，务立课程，令其时至学宫，面加考试。……至新进生员，成为进身之初，即照国子监坐监例，令在学肄业；俟下案新生至学为满。”
可见，如果按现在概念理解，生员进学“在学肄业”的时间大抵为一年半，当新生入学，老生也就可以“自学”，不必“在学”。由于生员在清代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地位，享有“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且地方官不得“擅自扑责”等特权，所以生员几乎是终身制的。
除因故斥革外，这种身份的自动开除也就是乡试中举或中副榜，以及捐各项官职。笼统地说，所有具“生员”身份的人都是“在学生员”，但实际上除新生外，老生都不在学。清朝允许新进生员，可以因游学、远馆、随任等情而不在学。教官教育生员，既然不在于教，便只得加强考课。
仿佛现在的自学考试，清代生员例有“月课”和“季考”。清初大抵是按季考课生员。雍正五年（1727年）定制：“嗣后令教官按月月课，四季季考”。
月课季考是“面加考试”，内容是“照例用四书文一篇，排律诗一首，或试以策，或试以论”，由教官衡定等次。清朝对生员参加月课季考有严格规定，“生员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照定例严加考试，如有托故不到者，严加惩治。三次不到者，详革。”
事实上，即使除上述诸因可以不参加月课季考外，要遵守上述规条也很不容易，所以乾隆元年（1736年）有所放宽，规定：“嗣后月课三次不到者，该学教官严传戒伤；其或并无事故终年不到者，详请褫革。”然后，即使如此，还是到者不多。
其实有了“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这个“例外”，不到学参加考课而逃避议处，已不是什么难事。教官方面，也是睁一眼闭一只眼。所以，才出现了“各省设立学宫，月课久不举行，有师生之名，而无训诲之实”的局面。
以职责任而言，月课和季考是教官的责任之一。教官的全部责任是管理本府州县的生员和举人。《钦定礼部则例》规定：“教官所属士子内，除受诬被告及实有冤抑、切己不得已之事，许申诉控理外，其有倚恃衣顶抗欠钱粮，并捏辞生事、唆讼陷人等情，该教官纵容徇庇、不行申报者，事发，照溺职例革职”；“教官董率无方，所属生员内有聚众罢考等事，照溺职例革职。其有畏惧处分、从中调处寝息者，照私和公事例议处”；“教官举报优劣，如有通贿滥举及挟嫌妄报者，照袒庇营私例参处。或邀誉沽名、纵容劣衿、听其为害地方者，照溺职例分别参处”。
这些则例，明确地规定了教官的责任。清代教官，专督学校，不理钱粮、刑名等地方政务，《则例》也明确规定“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地方官也不得擅责生员，“如地方擅责生员，该学政纠参”。
如遇“比较生员拖欠钱粮，并州县全审案件有关戒伤生员处”，则要令教官赴州县衙门，与地方官“公同办理”。
论教官者，通常将教官列入府、州、县职官之中。明代儒学系府、州、县正官的所属衙门。然而，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而有提学官之设，原本在于加强对地方学的管理。
学政与督抚的关系
清代沿其制度，并进一步将地位提升为学政，成为朝廷的钦差，与督抚并列，专职管理地方学师生的考试与选拔。因此，原本属于地方行政系统的儒学，也就渐渐脱离了地方行政系统。
换言之，学政、学官与学校在清代的地方政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系统。
当然，学政制度并未地方行政系统完全脱离,二者还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就府州县学而言，考试童生仍然由府州县正印官主持。就教官而言，它们还受地方行政长官的考核与管辖。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鉴于“直省教职官内，不谙文学者甚多”的情况，规定教职由部选后，“赴抚臣考试，分别具题”；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定，“直省如系学道，令会同藩臬考核，送督抚具题；如系学院，藩臬二司造送督抚学院，会同考核具题。
更重要的一点是，学政虽然在清代实际上已成为地方上固定的职官，但其“三年而代”，不得留任，多少具有“钦差”的色彩。
学政与督抚一样，都是由钦差演变而成的地方行政职官，且这种演变并未完成，而教官在清代则一直属于地方职官，与州县正印官也一直保持着上下正佐的关系，虽然它与学政相反呈地方行政职官转向地方理事职官的趋势。
就学政制度的独立性而言，“学校”也可作为“事”来看待，但学政的本质在于“人”，在于选拔官僚人才，当与河、漕、盐、关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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