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礼县有秦人四大祭坛之一的大堡子山,考古学家认为,这里主要祭祀先秦君王秦襄公及子秦文公。上世纪90年代,大堡子山及周围秦陵遭到严重盗掘,经人民政府重拳打击,盗墓活动被制止,可惜大批文物已流失于海外。
随后的抢救性发掘中,考古学家仍在其中四座秦公大墓中发掘出许多遗物,礼县博物馆已收藏多达5000件先秦文物,其中有“太阳神车”,为国家一级文物,1998年出土于赵坪村圆顶子山一座秦人贵族墓中。如图:
礼县博物馆展出的秦人青铜神车
不同角度看神车。神车高8.8厘米,长11.1厘米,宽7.5厘米,是为礼县秦文化博物馆镇馆之宝
青铜车可不是小孩的玩具,与太阳毫无关系,而是秦人的祖宗神车。细看此车,通体饰蟠虺纹,厢盖可打开,四角立4神鸟,威严地注视着四方,下有4龙守护,似虎又似狼。
这是当时秦人真实神车的缩小版,因为是冥器,制作出来就是用于随葬的。古代游牧军队出征时都有祖宗神车相随,车上载着祖先牌位,用专门的黑牛、白马拉着,一般人不能随便靠近神车。《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出征,军中有神车,大巫师在神车前不断进行占卜和献祭。游牧民族的大巫师都是世袭的,因此墓主人生前可能是掌管秦人神车的大巫师。
特别要注意,此神车中央塑有两个神兽,正是猕猴与野猪!它就是秦人是何种民族背景的可靠证据。
猕猴在前,作猴蹲状,双手平举,手心向上。蒙古人在祷告时皆作此状。猕猴的后面是野猪,作要交配状。这是原始苯教特有的“猪父猴母”观念的生动写照!
笔者已经指出,现已流行的藏族起源故事,藏人是天猴与岩洞罗刹女交配而生,这个故事是后来才出现的,不早于公元10世纪才出现的。此故事还有更原始的版本,藏人是天猪与地猕交配而生。笔者的观点是有考古依据的,西藏拉萨4000年前的曲贡史前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这样一个猪猴结合体陶塑。类似的陶塑也在甘肃天水师赵村早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
藏人起源故事的细微改变,可能是由于,10世纪开始,青藏高原西部伊斯兰教兴起,东部被汉文化紧紧包围,这两种文化对猪极不友好,古代藏人因此修改了他们的起源故事。
但起源故事中的神猴名叫“帕巴·见日色”,仍然流露出了被修改的痕迹,因为藏语“帕巴”就是“猪人”的意思。罗刹女叫“申姆”,则是“猴之母”的意思。藏语把野猪叫作“帕”(pa),同时也是“英雄”的意思。
在苯教中,野猪是属阳的,藏语“父”也读作arpa(阿帕),“父母”读作“帕姆”。古代藏人和北方游牧民族一样绝不养猪。藏语把皇帝的宫殿叫“帕帐”(pa dzang)也告诉我们,野猪是极尊贵的称号,绝不是一般人可以自称的。
秦人的祖宗神车上有藏人的起源故事,在明确地告诉我们,秦人是古羌藏类游牧民族背景,绝无可能是农耕民族出身,秦王族是说古羌藏语的,其祖先可能像西夏人一样来自青藏高原深处。
礼县一带秦朝叫“天嘉”,因为古藏语野猪又读作ja(或uja),因此就是“天猪”的意思。大堡子山当地又叫“祁山”,因为古藏语“天”又读作qi。
汉族对猪不怀好感,没有人会以猪自居,但华夏古人并非如此。华夏古文明有两个人文始祖,一个叫“太嗥”,即伏羲,一个叫“少嗥”,即黄帝。“嗥”(gao)从何而来?它就来自蒙古语猪的读音gahai(噶哈)!
野猪为天祖之形象,也在二里头夏文化中得到了印证。新砦遗址1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个著名的黑陶猪首形器盖,发现许多用猪下颚骨祀留的遗迹。
秦景公大墓出土的刻有神秘徽章的猪下颚骨
上图猪下颚骨让考古学家十分疑惑,纪录片《秦公大墓》中有这样的说词:“秦公棺椁中竟然随葬着猪的下颚骨,今天看来实在有点不严肃……”是啊,高贵的秦公怎么可以与愚笨肮脏的猪扯到一起呢?
但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并不这样认为。在原始苯教中,野猪就是天神、天父的代名词。这个猪下颚骨不同寻常还在于,刻有神秘的图案。它可能是秦王族的族徽。之所以刻在下颌骨上,是因为野猪的獠牙只长在下颌骨上。从遥远的史前时代起,野猪獠牙是军事权威的象征了。王墓中随葬猪下颚骨的葬俗在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就已广泛存在。
上图野猪下颚骨上的神徽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是一模一样的!它在告诉我们,良渚文化神徽的源头不在别处,可能也在青藏高原上,他们只不过是比秦人早数千年到达东海之滨建立奴隶制王国而已,良渚古国统治者与秦人在宗教信仰是一模一样的。
“天猪地猴”的观念就是原始苯教的天地观和最基本的宗教、哲学理念,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它在华夏文明中无处不在地留下了烙印!
黄帝有“少嗥”之号,他又姓“姬”(ji),这不是古羌藏语猕猴的另一个古老读音而已(与之对应,蒙古语“母亲”读作eeji),在古人心目中,黄帝就是一个天地交合、阴阳契配的猪猴结合体。
在华夏古帝系列中,还有直接以“豨韦”相称的。《庄子·大宗师》曰:“夫道……豨韦氏得之,以擎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根据庄子的说法,豨韦是可与太嗥相提并论的圣帝。“豨”(shǐ)就是大野猪,《史记集解》:“东海人名猪曰豨。”而“韦”就是猕猴,藏语猕猴又读作wei。在华夏古人的心目中,所有真命天子都是猪猴结合体!
蒙古族的祖源是“室韦”,只是“豕韦”的异写而已。唐代西突厥中最强大的部族叫“室密”,也是“豕猕”的异写。青藏高原西部叫“帕米尔高原”,称谓可能来自古代吉尔吉斯人的自称,在藏语和古突厥语里,“帕米尔”就是“猪猴人”的意思。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宗教是文化的本质,文化是宗教的表现。”他反复强调说,人类的宗教影响到了社会的根本,有什么样的宗教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正因为如此,原始苯教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我从哪里来?乃是任何宗教都要回答的终极性的问题,因此被称为千古一问。正是这种思考把人类与动物完全区别开来。只有人类会去思考这种大而无当的问题,并有强烈的寻求最终答案的精神需求。人类一出现就在孜孜不倦地思考这个问题了。宗教也是在这种思考中产生出来。
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宗教另一个问题“我往哪里去?”的逻辑起点。回答这个问题与一种文化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本质上是人类价值取向的结果。“天猪地猴”观念无疑对华夏文明的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决定性的影响,只是还远远没有被中国历史学家认识到而已!
附图:礼县大堡子山
远眺大堡子山,有一条溪水绕小山包远去,古代宗庙祭坛都选址在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
近看大堡子山,已经有围墙保护起来
二里头夏文化新砦遗址中出土的野猪首形器盖,眼珠突出叫“纵目”,威严地注视着天下。古人在盖子上塑上天祖的形象是很自然的,防止被别神误食,就像今天人们会在会议桌子上摆放与会者名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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