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礼县有秦人四大祭坛之一的大堡子山，考古学家认为，这里主要祭祀先秦君王秦襄公及子秦文公。上世纪90年代，大堡子山及周围秦陵遭到严重盗掘，经人民政府重拳打击，盗墓活动被制止，可惜大批文物已流失于海外。
随后的抢救性发掘中，考古学家仍在其中四座秦公大墓中发掘出许多遗物，礼县博物馆已收藏多达5000件先秦文物，其中有“太阳神车”，为国家一级文物，1998年出土于赵坪村圆顶子山一座秦人贵族墓中。如图：
礼县博物馆展出的秦人青铜神车
不同角度看神车。神车高8.8厘米，长11.1厘米，宽7.5厘米，是为礼县秦文化博物馆镇馆之宝
青铜车可不是小孩的玩具，与太阳毫无关系，而是秦人的祖宗神车。细看此车，通体饰蟠虺纹，厢盖可打开，四角立4神鸟，威严地注视着四方，下有4龙守护，似虎又似狼。
这是当时秦人真实神车的缩小版，因为是冥器，制作出来就是用于随葬的。古代游牧军队出征时都有祖宗神车相随，车上载着祖先牌位，用专门的黑牛、白马拉着，一般人不能随便靠近神车。《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出征，军中有神车，大巫师在神车前不断进行占卜和献祭。游牧民族的大巫师都是世袭的，因此墓主人生前可能是掌管秦人神车的大巫师。
特别要注意，此神车中央塑有两个神兽，正是猕猴与野猪！它就是秦人是何种民族背景的可靠证据。
猕猴在前，作猴蹲状，双手平举，手心向上。蒙古人在祷告时皆作此状。猕猴的后面是野猪，作要交配状。这是原始苯教特有的“猪父猴母”观念的生动写照！
笔者已经指出，现已流行的藏族起源故事，藏人是天猴与岩洞罗刹女交配而生，这个故事是后来才出现的，不早于公元10世纪才出现的。此故事还有更原始的版本，藏人是天猪与地猕交配而生。笔者的观点是有考古依据的，西藏拉萨4000年前的曲贡史前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这样一个猪猴结合体陶塑。类似的陶塑也在甘肃天水师赵村早期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
藏人起源故事的细微改变，可能是由于，10世纪开始，青藏高原西部伊斯兰教兴起，东部被汉文化紧紧包围，这两种文化对猪极不友好，古代藏人因此修改了他们的起源故事。
但起源故事中的神猴名叫“帕巴·见日色”，仍然流露出了被修改的痕迹，因为藏语“帕巴”就是“猪人”的意思。罗刹女叫“申姆”，则是“猴之母”的意思。藏语把野猪叫作“帕”（pa），同时也是“英雄”的意思。
在苯教中，野猪是属阳的，藏语“父”也读作arpa（阿帕），“父母”读作“帕姆”。古代藏人和北方游牧民族一样绝不养猪。藏语把皇帝的宫殿叫“帕帐”（pa dzang）也告诉我们，野猪是极尊贵的称号，绝不是一般人可以自称的。
秦人的祖宗神车上有藏人的起源故事，在明确地告诉我们，秦人是古羌藏类游牧民族背景，绝无可能是农耕民族出身，秦王族是说古羌藏语的，其祖先可能像西夏人一样来自青藏高原深处。
礼县一带秦朝叫“天嘉”，因为古藏语野猪又读作ja（或uja），因此就是“天猪”的意思。大堡子山当地又叫“祁山”，因为古藏语“天”又读作qi。
汉族对猪不怀好感，没有人会以猪自居，但华夏古人并非如此。华夏古文明有两个人文始祖，一个叫“太嗥”，即伏羲，一个叫“少嗥”，即黄帝。“嗥”（gao）从何而来？它就来自蒙古语猪的读音gahai（噶哈）！
野猪为天祖之形象，也在二里头夏文化中得到了印证。新砦遗址1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个著名的黑陶猪首形器盖，发现许多用猪下颚骨祀留的遗迹。
秦景公大墓出土的刻有神秘徽章的猪下颚骨
上图猪下颚骨让考古学家十分疑惑，纪录片《秦公大墓》中有这样的说词：“秦公棺椁中竟然随葬着猪的下颚骨，今天看来实在有点不严肃……”是啊，高贵的秦公怎么可以与愚笨肮脏的猪扯到一起呢？
但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并不这样认为。在原始苯教中，野猪就是天神、天父的代名词。这个猪下颚骨不同寻常还在于，刻有神秘的图案。它可能是秦王族的族徽。之所以刻在下颌骨上，是因为野猪的獠牙只长在下颌骨上。从遥远的史前时代起，野猪獠牙是军事权威的象征了。王墓中随葬猪下颚骨的葬俗在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就已广泛存在。
上图野猪下颚骨上的神徽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是一模一样的！它在告诉我们，良渚文化神徽的源头不在别处，可能也在青藏高原上，他们只不过是比秦人早数千年到达东海之滨建立奴隶制王国而已，良渚古国统治者与秦人在宗教信仰是一模一样的。
“天猪地猴”的观念就是原始苯教的天地观和最基本的宗教、哲学理念，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它在华夏文明中无处不在地留下了烙印！
黄帝有“少嗥”之号，他又姓“姬”（ji），这不是古羌藏语猕猴的另一个古老读音而已（与之对应，蒙古语“母亲”读作eeji），在古人心目中，黄帝就是一个天地交合、阴阳契配的猪猴结合体。
在华夏古帝系列中，还有直接以“豨韦”相称的。《庄子·大宗师》曰：“夫道……豨韦氏得之，以擎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根据庄子的说法，豨韦是可与太嗥相提并论的圣帝。“豨”（shǐ）就是大野猪，《史记集解》：“东海人名猪曰豨。”而“韦”就是猕猴，藏语猕猴又读作wei。在华夏古人的心目中，所有真命天子都是猪猴结合体！
蒙古族的祖源是“室韦”，只是“豕韦”的异写而已。唐代西突厥中最强大的部族叫“室密”，也是“豕猕”的异写。青藏高原西部叫“帕米尔高原”，称谓可能来自古代吉尔吉斯人的自称，在藏语和古突厥语里，“帕米尔”就是“猪猴人”的意思。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宗教是文化的本质，文化是宗教的表现。”他反复强调说，人类的宗教影响到了社会的根本，有什么样的宗教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正因为如此，原始苯教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我从哪里来？乃是任何宗教都要回答的终极性的问题，因此被称为千古一问。正是这种思考把人类与动物完全区别开来。只有人类会去思考这种大而无当的问题，并有强烈的寻求最终答案的精神需求。人类一出现就在孜孜不倦地思考这个问题了。宗教也是在这种思考中产生出来。
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宗教另一个问题“我往哪里去？”的逻辑起点。回答这个问题与一种文化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本质上是人类价值取向的结果。“天猪地猴”观念无疑对华夏文明的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决定性的影响，只是还远远没有被中国历史学家认识到而已！
附图：礼县大堡子山
远眺大堡子山，有一条溪水绕小山包远去，古代宗庙祭坛都选址在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
近看大堡子山，已经有围墙保护起来
二里头夏文化新砦遗址中出土的野猪首形器盖，眼珠突出叫“纵目”，威严地注视着天下。古人在盖子上塑上天祖的形象是很自然的，防止被别神误食，就像今天人们会在会议桌子上摆放与会者名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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