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学派是明朝末期的学术团体，以顾宪成、高攀龙重建的东林书院而命名。东林学派虽以讲学著书为己任，但他们也评论朝政、抨击时弊，因此受到明朝政府的严厉镇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赞扬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①东林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
① 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序》。
（一）顾宪成及其理学思想顾宪成是东林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政治上不满明政府的黑暗统治，在学术思想上也极其敏锐地批判了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他的理学倾向基本上是宗程、朱而诋陆、王。他以标榜气节，崇尚实学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个性。1。顾宪成的生平及其理学派别顾宪成（1550-1612 年）字叔时，号泾阳，无锡人，世称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万历八年（1580 年）进士，授户部广东司主事。顾宪成在仕途期间，时常批评时政，直言己见，因此常遭贬逐。万历十五年（1587 年）他上疏"分别小人，刺及时政"，①被贬为湖广桂阳州判官。万历二十年（1592 年），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后因在立皇太子和会推阁臣问题上与神宗及权臣抵牾，又被革职回家。顾宪成与魏懋权（允中）、刘国徵（廷兰）合称"三元"。黄宗羲说顾宪成"言时政得失，无所隐蔽。"②顾宪成罢归后，即从事著述，相继写了《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质疑编》、《证性编》、《桑梓录》等。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他又与高攀龙、顾允成、钱一本等重建东林书院，从事讲学活动。他的著作被编为《顾端文公遗书》。
顾宪成十五、六岁时，就学于张淇门下。张淇授书不拘传注，而是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去讲解。据史料记载，张淇曾"师事阳湖邵公，闻阳明致良知之说"，后又拜薛应旗为师。两种学说比较后，他极称赞朱熹之学，认为"毕竟盘不过此志！"③顾宪成也曾拜薛应旗为师。薛应旗从师于王守仁弟子欧阳德，但他却反对那些把王学引向异端的人，说他们是"世之堕于腐俗过于玄虚者"。④顾宪成就学于张淇和薛应旗，因此受他们的影响也就十分自然。薛应旗在晚年曾重订宋端仪所撰《考亭渊源录》二十四卷，并将此书授予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从师承上来说，张淇和薛应旗都曾出入王门，但思想却从王学转向朱学。顾宪成以张淇和薛应旗为师，因此可以说是王门的三传弟子，然而他却宗程、朱，贬陆、王，这多少与其师承有关。
东林书院原由程朱学派的重要人物杨时所创，顾宪成和高攀龙重建东林书院，也是想继承杨时东林书院的传统，以恢复和发扬程朱理学的宗旨。顾宪成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的《清复东林书院公启》中说他重建东林书院是为了"无坠道南之一线"，"直接周程之正统"，使"道脉"、"学脉"有所系。
明朝正德、嘉靖以来，王守仁的心学兴起，天下风靡，至王学末流，走向空谈心性、玄虚腐俗的道路。为了矫正王学之弊，顾宪成、高攀龙在朱学衰微的情况下，积极复兴朱学，开启了由王学转向朱学的思想趋势。清朝胡慎在《东林书院志序》中论述了这一思想历程：至明弘、正之世，则姚江之学大行，而伊洛之传几晦，东林亦废为丘墟。至万历之季，始有端文顾公、忠宪高子振兴东林，修复道南之祀，仿白鹿洞规为讲学会，力阐性善之旨，以辟无善无恶之说，海内翕然宗之，伊洛之统复昌明于世。
① 《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顾宪成传》。
② 同上。
③ 《泾皋藏稿》卷十六《明故学谕损斋张先生墓志铭》。
④ 《方山纪述》卷五《与孔文谷提学》。
从这一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宪成的思想渊源在于程朱理学。
顾宪成在《小心斋札记》中明确地表述了他的理学派别倾向。他说：孔子表章六经，以推明羲，尧诸大圣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朱之表章《太极图》等书，以推明周、程诸大儒之道，面万世莫能易也。此之谓命世。从他对周惇颐、二程及朱熹的赞扬备至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宪成的确是程、朱学派的继承者。
在顾宪成看来，周惇颐创建理学，是得到孔、孟之真传，其复兴儒学之功不在孔孟之下；而程、朱，尤其是朱熹，则是周惇颐理学的发扬光大者，其功绩又不在周惇颐之下。他这样说过：论造诣，颜、孟犹有歉焉；论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①由此足见他对朱熹的推崇。关于周惇颐，他说：孔孟既没，吾道不绝如线，至宋而始一光，发脉得一周元公，结局得一朱晦翁。②《太极图说》，元公之《中庸》也；《通书》，元公之《论语》也。上下两千年间，一人而已矣。③顾宪成推崇周、程、朱的理学，这实际上表明了他的学术倾向。高攀龙在顾宪成逝世后，对他的学术思想作了总结："远宗孔圣，不参二氏（指佛、道）；近契元公，恪遵洛闽。"④方学渐在他亲赴东林书院参观归来所写的《东游记小引》一文中也认为顾宪成是"以朱子为宗"，⑤而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顾宪成是"王学的修正派"，朱、王之学的调和折衷者。
在学说态度上，顾宪成不抱门户之见。无论是王阳明心学的短长，还是朱熹理学的不足，他都能持公允的批评态度。他虽推崇朱熹，但并不遮掩朱熹之短。比如他在评论朱熹、王守仁各自学说的异同时，就非常谦虚平实："不肖，下里之鄙人耳，无所闻之。少尝受阳明先生《传习录》而悦之。"⑥可见，顾宪成毫不讳言他自幼学自王门。不仅如此，他还很称道王守仁，并无门户之见。"当士人桎梏于训沽辞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⑦顾宪成治学态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够从总结理学思想发展的高度着眼，肯定理学各派的短长和应有的地位。他认为互相排斥有碍于学术思想的交流，而互相尊重、取长补短才是发展思想的正路。顾宪成的作法开启了后来以黄宗羲、全祖望为代表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理学总结的端绪。
2。对程、朱理本体论的重扬顾宪成的思想主要来自程、朱理学。面对理学所面临的危机，他认为在学术思想上，复兴朱学的首要方面是要重新张扬程、朱的"理本体"论。与程、朱一样，顾宪成认为理既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又是宇宙万物的规
① 《泾皋藏稿》卷六。
② 《小心斋札记》卷一。
③ 同上。
④ 《东林书院志》卷七《顾泾阳行状》。
⑤ 《东林书院志》卷十六。
⑥ 《泾皋藏稿》卷四《夏方本庵》⑦ 《小心斋札记》卷三。
律和法则，"曰衷曰则，非理而何？"在顾宪成看来，理是主宰，是本体。他说：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语极说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扑不破，却亦有个来历。《书》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曰衷曰则，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觉易晓耳。朱子尝言："自程、张气质之说出，而后诸子纷纷之论息。"予以为未也。别气质于性则性明，溷气质于性则性晦，犹在人善看。惟"性即理也"之说出，而后诸子更无所置其喙耳。①顾宪成尊奉程、朱的"性即理"、"理为主"的本体论。在他看来，"性即理也"才是真正道出了世界的真蕴。
与理本体论相联系的是理气关系问题。顾宪成认为，虽然理不离气，理气相依，但理始终是处于主宰地位，理是气的本体。他反对分理气为二的理气二元论，也反对混理气为一的混一论。
顾宪成的理气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周惇颐的《太极图易说》的解释上。同朱熹一样，顾宪成把"理"也称作"太极"。"性，太极也"，①"太极，理也。"②顾宪成对《太极图易说》的解释依据朱熹的"理生气"的观点，同时还借助了《周易》的传统观点。他认为，太极（理）是产生天地万物以至人的精神知能的根源，是"超形气之上"的"形而上者"之"道"的本体。他说：《易》曰："天地絪蕴，万物化醇。"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愚谓知天地之所以生万物，则知太极之所以生天地。周子此数语模写絪蕴情状，宛然如画，真造物传神乎也。③乾之《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之《彖》曰："至域坤元，万物资生。"《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这是太极两个大总管，千变万化，皆由此出。人心之有知能，亦犹是也。④顾宪成根据朱熹的"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者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的观点，又把自己的以"理为主宰"的本体观具体化为"太极生天生地之本，阴阳生天生地之具"的思想。
顾宪成针对当时学术思想界的王学末流的弃儒入禅的情况，提出以天帝为"生天生地之圣人"的主张，用以反对那些谈玄说空之论。他以理为万物的本体，显然具有防止儒学禅化的意义。他认为佛教经典称"佛为生天生地之圣人"是不对的。他说：《内典》推佛为生天生地之圣人。按《汤诰》有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予以为非特降衷于下民，实乃降衷于天地，此之所谓生天地之圣人也。①当时学术界的管志道、陶望龄、钱浙庵等人大倡儒、佛、道"三教合一"，把王学推上了"异说横流"的境地，顾宪成反其道而行之，坚决反对"佛为生天生地之圣人"的说法，使儒学为之一震。
① 《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① 《小心斋札记》卷四。
② 《证性编·质疑》下。
③ 《小心斋札记》卷一。
④ 《小心斋札记》卷二。
① 《小心斋札记》卷十六。
顾宪成倡导"理本体"论虽然是对朱学的继承和重扬，但他在其中贯彻了非常明确的反佛、道的目的。他明确宣称周惇颐之所以作《太极图易说》，是要"匡（佛、道）二氏"；周惇颐说"无极"也是为了"正为辟老氏而发"。他说："或曰'无极'二字，原出于老氏，分明与'无善'义同。周子《太极图说》奈何宗之？曰：周子此语正为辟老氏而发，。。"②顾宪成认为周惇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根本不是佛、道所理解的"虚无"之意，而是"明其非真无也"，"太极"（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具有实在性。显然，无论是"无极而太极"，还是"太极"概念本身，都不是周惇颐《太极图易说》的本意，而是顾宪成借周惇颐的思想资料，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
在"性即理"、"理为主"的本体论的思想前提下，顾宪成又提出"道性善是说本体"的人性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院规》中提出"以性善为宗"，③高攀龙认为顾宪成建东林书院，是为了"讲明性善之旨。"④顾宪成在人性论问题上，也继承了朱熹的思想。朱熹说："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性就是天理，而天理就是太极。按照这个思想逻辑，顾宪成认为，既然是"以理为主宰"，太极是世上万事万物的本原，那么，太极（理）赋予人，就自然谓之性。他说："性，天道也"①"性即理也"，②"性，太极也"。③这样一来，顾宪成不仅使天道下落为人性，而且使人性提升为天道本体，天道与人性相互联为一体，形成逻辑上的互证关系。
在使人性获得本体论的高度之后，顾宪成又进一步推出"人性善"的观点，并把"善"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说：《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曰："元者，善之长也。"可见乾坤万物，一齐从"善"中流出。圣人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所以欲培植此"善"字。④顾宪成把天地万物的起源与化生都归之于"善"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善"直接提到了与"太极"和"理"同等的地位，即所谓"乾坤万物，一齐从善中流出"，于是，"善"被赋予了本体的性质。
顾宪成不仅以"善"为天地万物的本体，而且还把它具体化为"天之德"、"地之德"。他说"吾人时刻受用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为性者，善而已矣。天地间止是此件，故可欲者，止是此件，受用者，止是此件。"⑤顾宪成把他的这种思想归结为"道性善是说本体"。⑥在临终时，他还写下"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⑦同思想史上的任何一位儒学思想家一样，顾宪成最后必然把他的本体论和人性论落实到社会的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上。他认为，"善"不仅② 《还经录》。
③ 《东林书院志》卷二。
④ 《高子别集》卷六《泾阳顾先生小传》。
① 《小心斋札记》卷四。
② 《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③ 同上。
④ 《还经录》。
⑤ 《东林书院志》卷六《补录未刻稿》＜东林商语＞一则。
⑥ 《径正堂商语》。
⑦ 《小心斋札记》卷十八。
具有天地之德，而且还有道德内涵。他强调"善"的作用，认为天之四德"元、亨、利、贞"既是"善"的体现，又是"善"的夏归。这样，"善"就具有了天地自然和人间社会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它既是"君子四德"仁、义、礼、智的体现者，又是"天之四时"的体现者。名称虽不同，但本体是一个。顾宪成重扬程、朱之学的理本体论和性善学说，实质上是针对当时流行的王守仁心学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观点提出的。他认为王学末流掀起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是"将这'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①在顾宪成看来，"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体，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②由此可见，顾宪成以"性"与"善"为学说的根本，是为了避免王守仁心学的"无善无恶"说和心本体论的泛滥。
顾宪成为"救正"心学末流的"空言之弊"，挽儒学于未倒，与王守仁流派的心学思潮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辩。比如，针对"无善无恶心之体"提出"道性善"，并进而批判佛教的"性空"说；以"躬行"、"重修"反对心学的"不学不虑"、"不思不勉"的"见成良知"说。总之，顾宪成对王守仁心学思潮所做的理论批判，对于重扬程、朱理学以及儒学传统有着积极的意义。
① 《小心斋札记》卷三。
② 《小心斋札记》卷二。
（二）高攀龙及其理学思想高攀龙、顾宪成被吏书称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③高攀龙是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顾宪成同属一个理学派别，但又各有特点。
1。高攀龙的生平及其学术渊源高攀龙（1562-1626 年）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人，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 年）进士，后授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因正直敢言，语侵阁臣，被谪为广东揭阳典史，署事三月，即以事归。后父母相继病故，遂家居不仕近三十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与顾宪成等人重建东林书院，著书讲学。顾宪成病逝后，他独肩其责。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应诏任光禄寺丞。第二年，进少卿。后又升任左都御史。与顾宪成一样，高攀龙也是直言敢谏之臣，对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他给予了勇敢的抨击。他曾和吏部尚书赵南星联名弹劾贪官崔呈秀，遭到阉党迫害，被削职为民，东林书院也同时被毁。天启六年（1626 年）二月，阉党魏忠贤再次制造诬陷东林党人的大冤狱，下令逮捕已被罢官家居的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称"七君子"）。高攀龙在获悉缇骑即到的消息后，于三月十七日投湖自沉，终年六十五岁。
高攀龙生前约有二十余种著述，门人陈龙正将其编为《高子遗书》。除此之外，高攀龙自己还辑有《朱子节要》和《张子正蒙注》，但均未将录于《高子遗书》内，今日难于查找。
高攀龙的学术思想渊源主要来自程、朱之学。《明史·本传》中说，高攀龙"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据《高子年谱》载，高攀龙十五岁时，师事茹澄泉和许静余，主要学读诸儒的性理之书"以学行相砥砺，暇则默探诸儒语录、性理诸书"。二十五岁时，在黉宫听顾宪成和江右学派的罗懋忠（号止庵）讲学，于是"始志于学"，"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修、存心养性、迁善改过，间而学始有入门矣"。二十八岁时中进士。三十一岁在京任职期间，由于司中事情不多，便有时间广泛阅读司中藏书，"得恣意探讨，取二程、朱子全书、薛文清《读书录》手自摘抄"。这个时期高攀龙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最大，也奠定了他的治学方向。
高攀龙也曾受到过陈献章思想的影响。在贬谪广东揭阳途中，他遇到东粤陆古樵，间接地接受了陈献章的"主静之学"，从而产生了调和主静与穷理的想法，主张"静坐与读书互用"。①在从揭阳返归故乡途中，又于漳州与李材"辩论数日"，对李材的"止修"学说颇为赞赏，认为"李见罗揭修身为本，于学者甚有益，故游其门者，俱切实可观"（《高子年谱》，附录《景逸高先生行状》）。尽管高攀龙"恪遵程、朱"，认为"格物致知"是《大学》的第一义，但他的思想中也夹杂着陈献章和李材的观点，也就是说，包含着某些心学的因素。这是与顾宪成不同的地方。
然而，就其主要的学术渊源来说，高攀龙还是以程朱理学为宗旨的。他认为孔子之学，只有朱子"为得其宗"，是孔子的真正继承者。他很赞同薛瑄对朱子的评价，"朱子功不在孟子下"。他说：③ 《明史》本传。
① 《高子年谱》。
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穷之勤，昭晰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间，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也。②高攀龙认为，"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失司南也。"③对于当时的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尽管高攀龙曾受过陈献章的影响，但是他仍表现出鲜明的批判倾向。他认为，明世宗嘉靖以来学术思想界所发生的变化，是由于"高明之士，半以为佛、老之徒"造成的。嘉靖以前"虽有训诂词章之习，而天下多实学"，而自穆宗隆庆之后，王守仁心学盛行，"率多玲珑虚幻之谈，而弊不知所终，。。以顿悟为工，而巧变圆融不可万物"。针对王学末流的弊端，高攀龙提出"扶植程、朱之学，深严（佛、老）二氏之防，而后孔、孟之学明"建议。
与顾宪成一样，高攀龙批评王守仁心学，重扬程朱理学，是为了纠正当时王学末流的"虚病"。他这样说道：吾儒学脉有二，孔、孟微见朕兆，朱、陆遂成异同，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有分歧。我朝学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后，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谓文清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日虚病见矣，吾辈稽弊而返之于实。①高攀龙的见解是很切实的。一方面他看到了儒学中的分歧以及分歧的源头；另一方面从纠正王学末流的"虚病"出发，提倡朱学学者薛文清的务实之学，特别强调"吾辈稽弊而返之于实"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高攀龙的分析和观点受到当时一些学者和以后某些学者的好评。当然，完全把心学视为一种"虚病"，不能吸收某些理论思维的合理因素，这也是一种偏向。然而，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当时急于救正时弊的思想家们。
《明史》对于高攀龙的见解作了这样的评价：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②2。高攀龙的理学思想高攀龙的理学思想是"恪遵程、朱"的，因此，他首先要在世界观上继承程、朱的理本体论。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极"则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事物万善至好的标准。"太极者，理之极至处也"。①除了以"理"为世界本体之外，高攀龙还认为天地万物的形成，既要有生成之本，还要有生成之材料。也就是说，既要理，还要气。在高攀龙看来，万物是由理与气综合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说：欲明理，先明气。气苟不明，理亦不透。。。无论人物同此气，即金石瓦砾亦同此气也。知气之不同，则知理之不同，万物统体一太极也。②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攀龙在强调理本体的时候，也注意气的存在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看到万物统一性的同时，也看到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的原因所在。他认为事物的统一性在于理本体，而多样性则在于② 《朱子节要序》。
③ 《高子遗书·序》。
① 《高子遗书·序》，附录《景逸高先生行状》。
① 《高子遗书》卷十二《书悟易篇》。
② 《东林书院志》卷五《东林论学语》上。
"气"的差异。他说：若到成形便不同，无论瓦砾金石人物之不同，即人之同类者，亦有不同。物物一太极也，同一气也，而有春、夏、秋、冬之异宜。。。观物有温、凉、寒、热之异性，则知人有刚、柔、阴、阳之异禀。同者不妨其为异，异者不害其为同，所谓敦化川流。因气观理，更明白也。③尽管高攀龙非常强调气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仍坚持程、朱以理为主的观点，认为理为形而上之体，气为形而下之具。他反对罗钦顺的气聚则理聚、气散则理散的观点，认为气与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没有聚散可言，气可以有聚散，而理本体则无聚散。他举例说："若以本原论之，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何也？以人身言之，身为一物，物便有坏，只在万殊上论。本原上如何有聚散？气与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无聚散可言。"①与正宗的程、朱理学不同，高攀龙有时又推崇张载的"太虚"（气）为万物之本的自然观，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出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张载的自然观有"太虚"、"太和"之说。所谓"太和"，是指阴阳未分之气，"太和谓道"，是说太和之气变化流动的秩序、法则。所谓"太虚"，就是通常所说的天空，无形无状，是气散而未聚的原始状态，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是随着气之聚散而变化的。高攀龙认为张载的说法极有道理，"指点人极醒"。②他接受了张载的"太和谓道，太虚谓天"的元气本体论，这样就必然和他坚持的理本体论产生矛盾。他说：天地间充塞无间者，惟气而已。在天则为气，在人则为心。气之精灵为心，心之充塞为气，非有二也。心正则气清，气清则心正，亦非有二也。③高攀龙显然是在主张气一元论，他把天地间都看成"惟气而已"，进而又把"心"与"气"看成"非有二也"，都说成是气的性质。可见，高攀龙的学说思想是不彻底的。
在自然观或宇宙观上，高攀龙既接受了程、朱的理本体论，也接受了张载的气一元论，然而在人性论问题上，他却如一地坚持了程、朱的"性即理"的学说。他认为，"理"（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那么，理体现在人身上，则谓之"性"。"理"在天谓之"命"，在人则谓之"性"。他在解释《中庸》时说：《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说谓之天，在人身上说谓之性。。。性即人之性也。①在高攀龙看来，"命"和"性"虽名称各异，但其为"理"则一。在理本体论的前提下，他提出人的本性就是"理"。既然人性就是理，"性即理"，"理即性"，那么如何识"理"、识"性"，就成为重要问题。高攀龙把识"性"与识"理"看作一对因果范畴，他认为人不识理，是因为不识性。他说：人不识这个理字，只因不识性。这个理字，吾之性也。人除了这个躯壳，内外只是这个理。程子云"性即理也"。如今翻过来看，理即性也。夫人开眼天地③ 同上。
① 《东林书院志》卷五《东林论学语》上。
②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③ 《高子遗书》卷四。
① 《高子遗书》卷四。
间，化化生生，充塞无间，斯理也，即吾性也。②因不识性，故不识理，因此高攀龙提出"复性"说来解决识性与识理的问题。他说："学问起头要知性；中间要复性；了乎要尽性。只一性而已。"③所谓"知性"、"复性"、"尽性"，构成了高攀龙人性学说的几个重要范畴。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复性"说。所谓"复性"论实际上还是来自程朱"复性为主"的人性论。高攀龙这样论述他的"复性"说："学问之道无他，性而已矣。无志于学问者不必言。既有志学问，须要复性，才是有志。"①"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叶茂才在评论高攀龙一生学问时，说他"存之之学，以程、朱为的，以复性为主，以知本为宗，以居敬穷理、相须并进为终身之定业。"②"复性"虽为高攀龙人性论的主要内容，但它必须以"知性"为前提，以"明善"为目的才有真实意义。他说：性者学之原也，知性善而后可言学。③学问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④为了论证知性、复性、明善，高攀龙也同顾宪成一样，依据《易传》进行推论。他在解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以及"元者，善之长也"的观点时说："吾所倡善，元也，万物之所资始而资生也"。⑤既然"善"为万物资始与资生的"元者"，那么它就是可以化生万物的本原，有本原而后有万物，因此也就是"有善而后有性"。这样一来，"善"就与"理"一样，获得了宇宙本体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攀龙得出了"性即理，理即善"⑥以及"善即天理"⑦的结论。高攀龙的人性论实际上都可以从程、朱思想中找到详细说明，因此并非他的创见。
与顾宪成一样，高攀龙也针对王学末流的"虚病"之弊，展开了对王守仁心学的论辩。他以"性即理、理即善"的性善论批评王守仁的"无善无恶"说；以重扬儒家义理来反对管志道的"三教统一"说；以"格物穷理"和修悟并重批评王守仁心学的"以简易废工夫"和"格物致知"说，等等。
高攀龙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当时的明朝社会正面临着阉党专权、国危民艰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王学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肯定于社会无补。在忧国忧民的心情之下，高攀龙把注意力转向了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他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①他还说：②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③ 《高子遗书》卷八《与许涵淳》。
①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② 《东林书院志》卷七《景逸高先生行状》。
③ 《高子遗书》卷三《气质说》。
④ 《高子遗书》卷八《与陈似木》。
⑤ 《高子遗书》卷九。
⑥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⑦ 《高子遗书》卷三。
① 《高子遗书》，卷八《答朱平涵书》，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然学者苟能随事察，明辨的确，处处事事合理，物物得所，便是尽性之学。若是个腐儒，不道事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不然单靠言语说得何用？②高攀龙从忧国忧民的思想出发，提倡"有用之学"，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③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他提出做人要真，必须有个"老老实实"的态度的主张。他说：人只是一个真，真便做得大事业。自古大人物做大事业，只是一个老老实实。有一毫假意，便弄巧成拙。④高攀龙正是这样"老老实实"，认真做人的。尽管他最后未能免于"自沉"的悲剧，但他身上却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的人格力量。
顾宪成、高攀龙生活在明王朝腐朽没落、"天崩地坼"的时代。他们忧国忧民，即使在被罢黜返归故里后，仍关心国事。他们创立东林学派，重建东林学院，一边讲学研讨，一边讨论天下国事。他们的理想是要通过讲学，唤起人心，治国平天下。他们的座右铭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学院成为正直之士的活动中心。他们的学术思想常常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相关联，他们的学术标准主要以能否治世为是非。可以这样说，顾宪成、高攀龙及其东林学派的思想观点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早期启蒙思潮兴起的先驱人物。
② 《东林书院志》卷五《东林论学语》上。
③ 《东林书院志》，卷六《东林论学语》下。
④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