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之路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生于1889年4月26 H ,是奥匈帝国一个最显贵家庭的8个孩 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19世纪90年代积累了巨额财产，成了重金 属工业界的领袖之一。可以理解，在他临退休的时候，卡尔·维特根斯坦想让子女在他的大 公司里任职。可是，他的子女们大都按自己的兴趣行事。路德维希在他姐姐格蕾特尔的影 响下读了一些哲学书，但同时他也不能完全不顾及他父亲的希望:父亲希望他学习工程技 术，以便为他进人家族的公司做准备。
维特根斯坦离开欧洲大陆到曼彻斯特研究航空学。但他无法遏制自己要搞哲学的强烈内心冲动。甚至在他潜心工程技术问题的时候，他的主要兴趣也是放在数学哲学上。这 使他不得不在哲学和T.程学两种专业之间作出抉择。但是他仍然需要得到某种确认，以确 定他有足够的哲学天賦来从事哲学职业。他带着自己著作的一个样本拜访了耶拿的杰出 哲学家戈特罗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算术基础》的作者)。他感到对弗雷格的拜访相当 成功，因为弗雷格鼓励他去剑桥师从伯特兰·罗素。
会晤了维特根斯坦之后，伯特兰·罗素说,“我的德国朋友怕是会令人头疼的，在我讲 座之后他和我一起回来，一直争论到晚餐时分——他又倔又拧，不过我认为他并不笨”;他 还说，“我的德国工程师十分好辩而且很烦人。他不承认房间里肯定没有一头犀牛……他 冋到我这里，在我穿衣服的时候也一刻不停地和我争论。”最后，“我觉得我的德国工程师
真是个傻子。他认为没有任何经验上的东西是可知的——我要求他承认房间里不存在一 头犀牛，可他偏不(”最后谈话终于变得轻松些了，罗素“不仅了解到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 题有极为强烈的兴趣，还了解到他更多的方面。诸如，他是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他富文 采，通音律，举止文雅……并且我认为他确实非常聪明。”
1912年1月，维特根斯坦返回剑 桥大学时，他给罗素看了他在假期写的一份手稿。这改变了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使 他非常欣赏后者的能力，并认为其手稿“非常棒，比我的英国学生做得好得多”，并且乂补 充说，“我当然应该鼓励他。也许他会做成几件大事。”在下一个学期，维特根斯坦非常勤奋 地研究数学逻辑，以至于罗素相信维特根斯坦超过了他，说他已经学会自己要教的所有东 西并且实际上已经研究得更深入了。“是的，维特根斯坦一直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伟大事 件——不管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事实上，罗素现在认为维特根斯坦可能解决他自己的 研究所引发的那些问题。罗素说道，“我太老了，解决不了我的研究提出来的所有问题。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新思想和年轻人的精力。他正是我所期望的那个年轻人。”事实上，维特根 斯坦的能力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罗素把他看作要培养的“门生”。
此外，维特根斯坦还结识了摩尔，开始参加他的讲座。不过，尽管获得了这些哲学大家 的称赞，但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发展并没有沿着一条笔直的路前进。他的人格上存在着一 些特异之处，这使他不时地偏离了航线。他强烈的独处欲望致使他隐居于挪威的乡村，他 在那里建了一座小屋，可以在那里完全投身于逻辑问题的分析一一他认为这就是他要做 的独特哲学贡献,可是身心都与外界隔绝又让他痛苦。他继承了数量可观的遗产，可他没 做什么解释就把它送出去了，致使自己手头拮据。当欧洲走向战争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 手稿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在服完兵役之后，他便能带着一部已经基本写就的手稿返回到剑 桥大学并在大学得到讲师职位了。在那个教学职位上他并不开心，而且很奇怪的是，他力 劝那些受到他的教学影响的年轻学者自己不要去教书;相反,维特根斯坦劝他们从事体力 或手工劳动^尽管他的出色才华得到了同辈们的认可，但维特根斯坦的学者生活并不快 乐。他献身研究工作的抱负和他对友谊的忠诚都被他自己作出的一些选择破坏了。最后， 他失去了伯特兰·罗素的友谊和支持，而罗素曾经在维特根斯坦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给过 他巨大的鼓励。
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只出版了一部著作，即他早年写的《逻辑哲学论- 必w〇P/^u5，1919)。这部著作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类似于罗素的理论。虽然维特根 斯坦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但他与他们交流过，并且维也纳学派认为他的《逻辑哲学论》极 其准确地表达了该学派的哲学观点。维特根斯坦不仅说，“凡是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可以被清 楚地言说，”他还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他的这部著作:“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就必须对之保持沉 默。”1951年他去世后，人们以他的手稿和学生的课堂笔记为基础出版了他的大量著作，其 中重要的一部是《教学研究》1953)。这些著作反映了一种完全
不同于《逻辑哲学论》思想的倾向，而正是他后期的观点给他在哲学领域带来了名望。
新的维特根斯坦
在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就否定了该书的大部分观点。现在他相 信他以前的那些观点都是建立在错误假定的基础之上的，该假定认为语言只有一个功能, 即陈述事实。《逻辑哲学论》还进一步假定，语句的意义大体都是来自于事实陈述。最后，维 特根斯坦就像卡尔纳普那样假定，在所有语言背后的构架是一个逻辑的构架。现在维特根 斯坦忽然注意到一个颇为明显的要点:除了简单地“描画”对象之外，语言还有许多功能。 语言总是在某个语境里发挥作用，因而，如同存在着诸多语境那样，语言有许多效用。他说 道,语词就像“工具箱里的那些工具;那里有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胶水瓶、胶水、 钉子和螺丝。语词的功能就像这些工具的诸多功能一样，是各不相同的。”
是什么让他以前认为语言只有一项功能呢？他说，他以前受到了这个观点的迷惑，即 认为语言给事物命名，就像《圣经》里的亚当给动物命名那样。他写道，我们都上了“我们的 理智借助语言手段而进行的蛊惑”的当。我们关于语言的不正确的图画是“由语法的幻觉 所产生的”。分析语法也许会引导我们发现语言的某种逻辑结构。可是这就能证明“所有语 言本质上有同样的规则、功能和意义”这个结论是正当的吗？维特根斯坦想到，这个假 定——所有语言都陈述事实并且包含一个逻辑的构架一-不是由观察，而是由思想推演 得来的。我们简单地假定，尽管有某些表面的差别，但所有语言都是相似的。他以各种游戏 为例，通过下述追问揭示了在这个类比之中的缺陷：
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要说：必定存在某种共同点，否则它们就不会被叫 做“游戏”了——而要睁眼看看究竟是不是存在着共同点。——因为，如果你看一看 这些游戏，你就不会看到所有游戏都有的共同点，而只能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和亲缘关 系，以及整整一系列由这些关系联系起来的事物。再说一遍：不要想，而要看。
因此，维特根斯坦就把分析计划从专注于逻辑以及“完备的”语言的建构转到了对语言的 日常用法的研究。他离开了罗素和卡尔纳普正在做的事情，转到了摩尔早先强调的分析日 常语言、按照常识标准检验语言的方向。
这个时候，维特根斯坦感到，语言并不是仅仅包含一个单一的模式，它就像生活本身 一样是可变的。他写道，“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分析就不应该在 于对语言或它的意义进行定义，而在于仔细描述它的用法:“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解释而只 用描述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坚持日常思考的主题，不可误入迷途并想象着我们不得不描 述极端微妙的东西。”困惑不是产生于我们的语言“正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而是产生于它 “像引擎在打空转”的时候。
语言游戏和遒守规则
“遵守规则”这个概念是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 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它们耑要某些规则。我们常常效仿其他人的行为，比如在我们试图 学会一种舞步的时候。我们常常参加如fL,例如毕业典利^,在典礼上我们穿上专门的衣着，和毕业的同学们一起排队行进，并领取一份文凭。类似的遵守规则行为支撑着所有语言。
我们在一定的语境中说出一定的事情，当我们遺词造句的时候，我们遵守具体的语法规 则。不只是我们讲出来的话，就连我们整个思维活动都要遵守规则。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 的规则就像不同游戏——语言游戏——的规则，这些规则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当 一名学生在生物学课上提问的时候，她遵守各种语言游戏规则，例如，在正规课堂上一名 好问的学生的语言游戏规则、生物学学科的语言游戏规则，等等。维特根斯坦写道，
可是，句子的种类有多少呢？例如，断定、提问、命令？——有无数种：我们称为 “符号”、“语词”、“句子”的那些东西的用法有无数不同的种类。而且，这种多样性并不 是某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新的语言类型——我们可以说，新的语言游戏—— 会形成，而其他的则会变得过时，被遗忘……在这里，“语言游戏”这个词是要突出这 个事实：说出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因为哲学问题是从语言产生出来的，因此有必要熟悉每一个问题由以产生出来的语言的413 用法。就像存在着许多种游戏那样，也存在着许多套游戏规则。同样，如同存在着许多种语 言一样(就是说，工作、玩乐、礼拜、科学等的日常语言的许多形式）,存在着许多用法。在这 些情况下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了特定目的收集提示物”。
澄清形而上学的语言
维特根斯坦如何对待形而上学的语言呢？和实证主义者不同，他没有断然拒斥形而 上学的陈述。相反，他把形而上学家看成病人而不是罪犯，而哲学的功能是治疗性的。形 而上学语言的确能够制造困惑，而哲学核心要务就是处理那些由于缺乏清晰而使我们陷 人困惑的问题。哲学就是“为了不让理智借助于语言来蛊惑我们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蛊惑导致困惑，因此“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在哪里。’ ”哲学帮助我 们去找到我们的道路，去勘察现场;它把“语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
哲学并不给我们提供新的或者更多的信息，而是通过对语言的仔细描述来增加清晰 性。这就好像我能够看到一副拼板玩具的所有部分可是又为如何把它拼在一起而感到困 惑。我实际上是在观察一切我需要的用来解决问题的东西。哲学的迷惑与此类似，可以通 过仔细描述我们是如何运用日常语言而得到消除。使我们感到闲惑的，是语言何时以新 的、异常的方式被使用。因而，“哲学的结果就是揭示这样或那样的胡言乱语。如果说形而 上学对此表现出抵制态度或者一种遮蔽语词日常用法的偏见，维特根斯坦承认这不是“一 种愚蠢的偏见。”形而上学的困惑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
通过对我们的语言形式的曲解而产生的问题，具有深刻性的特征。它们都是深刻 的焦虑；它们与我们的语言形式一样都深深地扎根于我们之中，而且它们的重要性与我们的语言形式的重要性是一样大的
真正的哲学并不在于对问题作出干脆的抽象回答。迷路的人需要一幅地形图，而要满足这 个需要，就必须挑选并整理一些在日常经验中语言的实际用法的具体例子。
然而，只是观察拼板玩具的组成部分是不够的，同样，只是观察惯用法的这些例子也 是不够的。我们经常“没有注意那个一旦看见就会发现它是最引人注目的、最有力的东 西”。“由于它们让我们感到简单和习以为常”,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就隐藏起来了。可是没 有注意”意味着什么？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不存在任何可靠的方法来保证我们将会“注 意到”并就此发现我们的道路。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是把哲学关注从 意义那里转移开去——从认为语词像运送货物一样负载着世界之中的对象的“图画”的这 个假定转移开去。而通过收集、挑选、整理那些有关的例子，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的注意力引 向了语词的实际用法n因为大多数哲学的问题都被认为是产生于对语词的困惑，所以对它 们的日常用法的细心描述会消除这个困惑。
18.4约翰·奥斯汀
奥斯汀的独特方法
另-位关注语言的日常用法的哲学家是牛津大学的学者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 1911-1960)。奥斯汀出版的作品不多,部分原因是他49岁就过早去世了。他曾经说过，他 必须及早决定是打算著书立说，还是用他发现的，在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非常有用而又 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教人们做哲学。奥斯汀有一种独特的研究哲学的方法。在他的“为辩解而抗辩”这篇论文中，奥斯汀告诉读者，哲学为他提供了常常是稀缺的东西，即“发现的乐 趣、协作的快乐和取得一致意见的满足”。他用轻松幽默的口吻告诉读者，他的研究怎样使 他能够考虑各种各样的语词和惯用法而“不用记起康德想了什么”，能够逐渐地在“讨论审 慎问题时不用想到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或者讨论自制问题时不用想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 观点。”与沉重刻板的哲学研究相反，奥斯汀展示了一种容易让人误解的质朴。在《如何以言 行事》的开头,他写道:“在这里我必须要说的东西既不困难
也不会引起争议:我想要申明的它的惟一优点，就是它是真实的，至少是部分真实的。”
奥斯汀觉察到，诸如“语言分析”、“分析哲学”甚或“日常语言”等措词的用法有可能导 致这样的误解，即认为哲学分析仅仅关注语词而不涉及其他。奥斯汀不仅关注语词，也关 注我们用语词来谈论的“实在”。“我们是在运用对语词的敏锐觉察来使我们对现象的知觉 更加敏锐，尽管这知觉不是现象的最终裁判。”他甚至顺带想知道把他的研究哲学的方法 称为“语言现象学”(linguistic phenomenology)是不是会更有益处，不过由于这个概念“太糊 口了”，奥斯汀放弃了它。奥斯汀没什么兴趣批评其他哲学家的方法，也没有兴趣过分强调 他自己的风格。他发展了一种研究语言本性的技术，并且发现它在处理各种哲学问题的时 候是成功的。
“辩解”的概念
在他的论文“为辩解而抗辩”中，我们可以发现奥斯汀那富有成效的日常语言分析所 具有的特色。他精详地论述了他为什么以及如何来进行关于语词的哲学探讨。首先，他觉 得哲学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做”。与任何一门科学不同一科学的题材和方法都415 是高度有组织的——而在哲学起作用的领域里，人们对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的最佳方法是 什么都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奥斯汀选择了他认为哲学家会感兴趣的话语领域。在他看来，
“辩解”一词为研究语言和人的行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通过对这个词的分析，奥斯汀发现 了同“辩解”有密切关系的那些语词之间的程度差别。另外，他的分析还产生了对人的行为 的有趣洞见，如同相互关联的语词织成的网络之中所存在的差别所提示的那样。
一开始，“辩解” 一词被证明是由其他有意味的语词诸如“违抗”(defiance)，辩护”
(justification)或“抗辩” (plea)所围绕着的一个词项。奥斯汀指出，有必要对所选语词作出完 整清晰的说明，有必要考虑尽可能多的与所选语词用法有关的事例。一般来说，辩解涉及 这样的情况，人们被指控做了某件错事，或者“坏事”、“蠢事”,而他们试图为自己的行为申 辩或者证明自己并无过错。他们可能承认，他们的确做了他们为之受到指责的事情，然后 争辩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做是正当的，或者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这 就是为行为“辩护”。另一种不同的做法就是，被控者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坏的，但不加限制 地说他们“做出了”该行为，却是不公平的。他们的行为有可能不是有意的，可能是意外，或
者是其他事件促成的。这样“责任”一词就与“他们做了那件事”以及“辩解理由”有了重要 关系。而且，在为某个行为“辩解”和对它的“辩护”之间的区别其实是很重要的。此外，如果 指控的罪名是谋杀，那么为被告提出的抗辩就可以辩护说那是自卫或者辩解说那是意外。
在这里，还可以使用等级区别更精细的语词，包括“情有可原” (mitigation)和“从轻发落”
(extenuation)。而如果一个被告说，“我并没有做那件事——而是在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使我 做了那件事”，那又该如何看待他这种说法呢？ 一个行为也可能是“一时恼怒”的结果，这就 有别于一个“蓄意的行为”。
为什么要仔细考察对“辩解”一词或者任何其他话语所作的分析呢？除了因为进行辩 解事实上在人类事务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值得细致研究之外，奥斯汀还相信有两个理由 说明了道德哲学可以得益于这个分析。首先，这种分析有助于提出关于人的行为的更准确 也更合时宜的看法。其次，这就必然使它可以有助于修正陈旧的仓促定论。既然道德哲学 是对行为或行为施行的正当性与不正当性的研究，所以，在我们能够适当地谈论某事正当 或不正当之前，关键就是先要理解“做某事情”意味着什么。
奥斯汀说，“做某个行为”是个非常抽象的说法。我们用它来表示的意思是“思考某 事”、“说某事”还是“试图去做某事”呢？认为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有同样的本性，就如同认 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同样的种类一作为一个行为，打贏一场战争就像打一个喷嗅一 样;一匹马作为一个事物就等于作为一个事物的一张床——这都是不准确的。当我们呼 吸或看到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在做一个行为吗？那么，如果“做某个行为”这个短语是 一个合适的替代物，它代替的是什么？有什么规则来说明如何用适当的词来指明某个人 为之负有责任或编造理由为之辩解的“那个”行为呢？人的行为是否可以被分割，以便把 一部分归因于行为人而把剩下的归因于其他人或其他事物？此外,一个行为是一个简单 的事件吗？奥斯汀更强调人的行为具有复杂的性质。就连单纯的身体动作也是如此，这种 动作可能涉及意图、动机、对信息的反应、对规则的反思、对肢体动作的故意控制，或者来
自其他人的推挤
奥斯汀相信，我们对“辩解”一词的分析能澄清以上所举的问题。首先,一个辩解意味 着一定类型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做得不当。要确定“不正当”的实质就要求澄淸“正当”的 性质。反常的东西经常能澄清正常的东西。对辩解的细致研究提供了机会,使我们可以确 定辩解在何时是适当的，什么行为能够归为可辩解的行为，什么样的特定反常行为真正是 “行为”，并且使我们能以更为复杂的方式来确定什么构成了人的行为的真正机制或结构。 对辩解的研究也可以对道德哲学中的一些传统错误或毫无结果的争论作出裁决。这其中 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自由问题。奥斯汀比较了“自由”和“真理”这两个语词,并指出，正如 “真理”不是刻画断定之特征的名称，“自由”也不是刻画行为之特征的名称。他说，自由是 “行为在其中得到评定的维度的名称”。然后他又说道，“通过考察每一个行为可能不是'自
由的’所有情况，也就是考察那些只是简单地说' X做了 A ’将会行不通的情况，我们或许有 望解决自由问题”。
曰常语言的优点
除了有助于启发道德哲学的探讨，对辩解的研究还使奥斯汀的哲学方法得到了一次 具体应用。他从“日常语言”出发，希望通过它来发现“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为什么这么 说，以及我们所说的意思是什么”。他相信，这可以清理语词的使用和误用,并且这样可以 避开不准确的语言为我们设下的陷阱。日常语言分析也强调语词和事物之间的差别，并使 得我们能够把语词从我们用语词来谈论的实在那里移开，并由此获得对那些实在的新看 法。奥斯汀认为，最无可怀疑的是我们拥有的共同词汇体现了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 所发现的值得划出的所有区别、值得标示的所有联系。”他认为，比起我们为了搞哲学而可 能想出来的任何语词，日常语言的词汇更可靠也更精妙，因为它们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 验和其他可能的语词的竞争。此外，日常语言还为哲学家提供了一个“进行田野工作的好 地方”。它使个人脱离僵硬刻板的哲学立场，从而让一种不同以往的哲学讨论氛围成为可 能。就语词的用法达成一致,或者哪怕就如何达到一致达成一致，比过去的那些哲学T作 要容易得多。奥斯汀希望这个方法有朝一日能被运用到混乱不堪的美学领域，他说如果417 我们能暂时忘掉美的东西，开始认真考察娇小的东西和臃肿的东西，那就好了。”
奥斯汀明内，把日常语言当作分析的基础，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日常语言里存在 着某种“松散性”，以致一个人的用法可能与另一个人的不同。对此奥斯汀答复说，语词在 使用上的不一致，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多。我们通过分析会发现，不同的人们原来所 谈论的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个情境，这时候表面的差别就趋于消失了。他说道，“我们对情境 的想象越是详细，关于我们应该说什么的分歧就越少。”然而，有时候在语词的使用上确实 存在着不一致。但即便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为什么我们不一致”,而“这个解释决不会 没有启发作用”。除了松散性之外，日常语言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否应该被当作对事情 的“定论”(last wonl)。虽然日常语言并未宣称是定论，但很明显它体现了人们世世代代继 承下来的经验和洞见。尽管这些洞见一直都特别关注的是人们的实践事务,但这个事实还 是让它更有理由声称自己是准确的。因为，如果语词的诸多区别在日常生活中行之有效，
“那么在它里面就有有价值的东西”。比起那些其语言适合于日常生活的人们，学者们有充 分的理由对日常语言感兴趣。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错误和迷信不可能长期在语言中留存下 来。在这个程度上，奥斯汀乐于承认，“日常语言不是定论:原则上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被补 充、改进甚至被取代。”但是他相信，日常语言在他的分析计划里是第一要义(first word)。
奥斯汀提出，在全面分析“辩解”一词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三种资源。对于分析其他 语词，类似的资源和方法大概也是可资利用的。第一，他提议利用字典。一本简明字典就
行。他建议把它全部通读并且列出所有相关的词汇，他说这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要花费 很多时间。或者可以先列出明显相关的词汇,然后査字典找出其各种意义——这个过程会 导向其他有密切关系的词汇，直到列出的相关词汇表完整为止D第二个资源就是法学。这 里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案例、各种各样的抗辩以及对案例中的特定行为环境的大童分 析。第三个资源是心理学。对心理学的利用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表明日常语言是如何被 补充甚至被代替的。因为心理学对那些一直没有受到非专业人员注意，也没有被日常语言 记录下来的行为进行分类，或者对这些行为方式作出解释。奥斯汀确信，有了这些资源“以 及想象力的帮助”,大批表达式的意义就会浮现出来，大量的人类行为就可以得到理解和 分类，由此就可以达到这整个过程的核心目标之一，即“解释性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