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还没有在江南地区流行，当地人习惯「不耕而种」，产量很低，导致饥荒频繁，吴地民众时常到江北乞讨。江北人称他们为「啙窳」（zǐ yǔ），意为懒惰的人。
《史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其俗剽轻。
到了明清时代，苏南崛起，又把苏北的逃荒大军称为「啙窳」，一雪前耻。
历史发生逆转。
江北的经济社会是怎么全面衰退的？
历史的转折，始于南宋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
这一年，黄河于河南滑州决口，南下占据了淮河的河床。这一占长达 650 多年。黄河带来的泥沙，破坏了淮河原本健康的水系。
黄河历次改道示意图
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定都北京，苏北的事情继续恶化。
元代之前的王朝，大多定都在黄河南岸，这里有可靠的粮仓保障。从元代开始，都选择以北京为首都。
北京周边的海河流域土地贫瘠，无法养活京城超过百万的人口。于是，从江南运粮成为一项政治任务。
元代运粮主要通过海运，每年向北京送粮 300 万石以上。内河漕运只是辅助手段。
元代运粮路线图
明朝早期定都南京时，从太湖平原调粮十分方便。朱棣迁都北京，并抽调江淮几十万富户充实首都，北京再次面临严峻的吃饭问题。
从永乐十三年（1415 ）开始，明政府疏通了京杭运河各个河段，使用内陆运河运粮，并停止一切海运航线。
传教士利玛窦与大明官员
北京的主粮、蔬菜瓜果、日用纺织品、文具、瓷器漆器、笤帚扫把等家具什物，全都依赖地方供应。
传教士利玛窦考察京杭运河后认为：运河几乎就是北京的命脉，“北京什么也不出产，而北京什么也不缺乏”。
京杭运河山东临清至东平段的会通河十分脆弱，容易被黄河冲毁淤塞。治河官刘大夏在黄河北岸修建了「太行堤」，断绝了黄河北流的通道，让全部黄河水向南流入淮河。
1565 年 12 月，嘉靖向治河官员训示：黄河北岸的长堤要「着实用功，修筑高厚」。意思很明确：黄河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北决口，冲垮运河，应该把万恶之源的黄河水全部拦向南方。
嘉靖皇帝的治河原则就是「逼河南行，通漕保运」，也是整个明清两代的治理总思路。
万历皇帝在给治水官员的敕书中同样认为「空堤防一溃，势必奔流北徙，将为闸河之累」，他挂念的仍然是运河安全。
盐城沿海大片滩涂，大多由黄河泥沙淤积形成
首都的粮食安全总算有了保障，但黄河泥沙导致苏北地区水系大面积淤塞，洪灾发生频率逐年增加。
1550 年到 1950 年这 四百年间，苏北各地发生的水灾占该地区 5000 年水灾总数的比例，盐城为 88.9%、淮安 71.5%、涟水则高达 95.6%。
淮河流域洪灾频发的根源是保护运河，保障首都。
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指出：「今所治在运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为壑……」
治河官员们理直气壮：「（河水）南攻，不过溺民田耳，是逼之南决之祸小而北决之患深。」
淮南地区同样承受运河的长期祸害。为了维持运河航道通畅，每年漕运时，都要闭闸蓄水，上游淮河干、支流来势凶猛却不得宣泄，导致淮河中游变成泽国，任由洪水淹没凤阳、泗州等地。
2011年明朝祖陵重见天日
泗州百姓为了避免洪灾不断上报朝廷，甚至打起维护明朝皇室风水的旗号，宣称「泗州祖陵系我国家根本重地，王气所钟」，实在淹不得。
可惜到了清代，明朝祖陵牌不再管用，泗州终于在 1680 年永沉湖底，洪泽湖西岸的明祖陵也随之沉没。直到2011年才因大旱浮出水面。
运河水位超过一定限度后，为了减小大堤的压力，往往开闸放水，运河以东的里下河平原（泰州、南通、盐城一带）也惨遭淹没，一来二去，淮河两岸都横遭大祸。
洪泽湖流域吞噬良田
苏北最大湖泊洪泽湖并非天然生成，而是人工水库，主要用途是积蓄淮河清水以冲刷黄河入海通道，史称「蓄清刷黄」。
随着黄河河床不断淤积垫高，洪泽湖面积也逐年增大，吞噬周围众多良田市镇。
无休止的水灾，严重破坏了苏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也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
地方民众已分不清田与湖的区别。睢宁农民把下田耕作称为下湖。在海沭方言中，至今仍把农田称为湖、荡。
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中称：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
真相却是：在明代以前，出帝王最多的淮北地区是稻麦两熟轮作区。由于后来夏秋频繁水患，让淮北很多地区只能种一季越冬的旱作物。
既然运河给淮河流域带来的灾难如此深重，漕运为什么就不能重新改走海路？
明隆庆年间，大学士邱浚就海运与河运问题算了一笔账：元代从 1283 到 1329 年 46 年间的海运失粮总量，还抵不上明代运河运粮一年的损失量。
元代海运的事故损失率约为 1%-1.6%。
1804 年，由于运河淤塞，清朝被迫海运漕粮，运送槽米 180 万石，运费较河运省 2/3。
海运比河运危险的说法，不攻自破。
马戛尔尼使团画家绘制的清代京杭运河
京杭运河险情无处不在，尤其是各河段的闸口，其中最危险的要数黄淮交汇处的天妃闸。
《漕运议》记载，明隆庆四年，在天妃闸一年沉没船只 800 艘，损失粮食二十二万石。
海运的运费也要远远小于河运，据顾炎武说法：「漕河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河运之费者省十七八。」
鉴于运河的巨大财政开销和对沿岸生态环境的破坏，明清两代朝野提议恢复海运漕粮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最终都遭到了驳回。
究其原因，河运系统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日本人绘制的元代海船
运河最大的受益者是各级河务官员，他们在运河治理中稍动手脚，就可以不断制造人为水灾，让朝廷每年投巨量的治河资金，乘机中饱私囊。
年年大兴土木的淮河、黄河、洪泽湖、微山湖等重大工程，有榨不完的油水。
运河水闸的控制是一门技术活，闸工举手之间，就能决定一船人的生死。因此，商船每经过船闸，都要被勒索若干银两。
从江南到北京，各省遍布关卡，各种所谓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数不胜数，整个运河处于收费站林立的状态。
一旦改走海路，能捞取好处的只限江南和直隶两地港口，受益群体将大为缩小，势必遭到漕运系统官员的极力反对。
运河利益集团再强大，也难以抵挡自然的力量。
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附近再次决口改道，重新北流入海，将京杭运河山东段冲垮淤塞，漕运只能被迫改以海路为主。
此后河运逐年衰退，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内河漕运彻底废止。
江淮省计划
内河漕运已名不副实，清廷裁撤了漕运总督，数千漕运系统公务人员面临失业。
为了保住这些人的饭碗，清廷曾考虑从江苏再分出一个苏北省－－江淮省，另建一套政府班子，遭苏籍京官集体反对而作罢。
此时距明朝永乐十三年（公元 1415 年）正式开启内河漕运，已经过去整整 400 年，苏北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的破坏，正式加入了「黄泛区」的行列，成为逃荒流民的输出地。
出于求生的本能，苏北流民离乡逃荒的行为本身无可指摘。不过，过多依赖外出寻找活路，势必降低对故乡的关注度，这让本已恶劣的家乡环境更无改善的希望。
例如，洪水泛滥过后，由于黄河携带了大量泥沙，常造成淮北大片土地土壤盐碱化、沙化和水利设施的毁坏，此时急需当地农民在农闲之余改良土壤，修复设施。但在饥饿又无助的处境下，更为实际的选择显然是南下逃荒。
苏北黄河故道土壤分布，多为劣质土壤
无暇顾及乡土重建的后果，是抗灾能力愈发微弱，外出逃荒的频次也就越来越高，从几年一次发展到每年外出，甚至外出月份也固定下来，从 11 月离乡，避开无事可做的冬小麦农闲，于至次年 2 月回籍，形成了类似候鸟的季节性迁徙民风。
流民的逃荒之路虽然艰苦，但所获也算不菲。根据民国时期一项调查显示，苏北流民每日打短工或乞讨所得，平均在大洋三四角左右，三四个月的短期旅途，挣得收入往往多于整年种田。这也使流民更加缺乏建设家乡的意愿。
对此，美国学者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 1845-1945》一书中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艰苦的劳动来修复遭到破坏的家园……在皖北和苏北，这种重要的修复机制几乎是完全缺乏的。」
可喜的是，苏北遭祸，总有地方得福。
一江之隔的江南等地，在 1864 年长毛之乱结束后，人口损失达六七成之多，土地抛荒严重。清廷为此从全国各地招揽了大批流民奔赴苏南开垦荒地，淮北流民毫不意外的占到了其中的大部分。
太平天国前后苏南人口的变动
随着上海开埠，以上海为首的江南城镇工商业恢复繁荣，并很快超越战前水平。城市发展为大量低端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吸引苏北各地的逃荒难民大批涌入，其中又以进入上海的最多。
苏北逃荒客们试图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不但当地上海人不乐意，上海滩上的洋人也立刻变得不再开明。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工部局的市政官员们认为上海周边的苏北棚户区实在「有碍公共卫生和安全」「有碍观瞻」，多次带队拆除未果。
1949 年以前的上海草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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