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短房
当早年追剿太平军的清方高官大将接触到早期太平军的“位职”时，往往有似曾相识之感，阅历丰富的老臣周天爵、有“巧宦”之称的李星沅都曾认为，太平军“以西洋兵法约束部众”、又以《周礼》等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制度设立官职。前期最翔实的情报汇编《贼情汇纂》中虽严厉驳斥了“长毛效仿《周礼》”的“谬论”，但理由不过是太平军只模仿了《周礼》体制的形式、名称，却未汲取其文武分途、寓兵于农的精髓（尽管《周礼》的记载是否真是西周初年真实情况，本身就是大可质疑的一件事），这反倒表明，太平军早期官名的确“古意盎然”。
事实也确实如此。早期太平天国只有爵位两级（王、侯，顶天燕、护天豫是秦日纲、胡以晄革爵又复职后的专称，天京事变前并无其它人拥有同等爵位，严格说不算一级），朝内正职官四级（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军中正职官七级（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总共十三个正职官爵名称几乎都“大有来头”。
丞相不消说，自战国末年秦国就已开始设立，到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年）才借胡惟庸案的题目废除；指挥典出“都指挥使”，五代时为总统一方面军的统帅，明代的“都指挥使司”为一省军事主管，地位虽不如五代，仍然十分崇高，到了清代，由“都指挥使司”简称的“都司”仅是比游击低一级、比守备高一级的正四品绿营武官，但“指挥”这个官名实际上一直承袭，太平天国的“指挥”是可统帅几个军独当一面的高级武官，在地位上颇有“复古”意味；将军在春秋战国时仅是个动词，为“带兵”之意，到了汉代演变为官职，此后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清末、甚至当代；总制一词在明代使用过，为监管一省或一个方向军事的特派官员；监军自先秦就有，到明代成为宦官垄断的职衔，太平军的监军是一个军最高首长——总制的副职和监督者，同样有“复古”之风；至于军帅以下，则原封不动照搬了《周礼.地官.小司徒》里所记载的体制，甚至连军、师、旅、卒、两、伍六级的编制人数都一模一样。
唯一不是照搬照抄的正职官是检点，但这似乎是“点检”的误写，而点检、都点检是五代、宋初最高级别武官的职务，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以殿前都点检的“职务便利”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他后来废除这个职务，也是怕别人有样学样。太平天国的检点，地位在朝内官中仅次于丞相，从编制上说是“最高武职官”也不为过，从这点上论，检点一职，其实也算“有来头”。
非但正职官，甚至许多杂职官、加衔的名称，也同样“无一字无来处”。如地位颇为重要的“承宣”，典出《汉书.匡衡传》，“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意思是说帝王的继承人应该努力宣扬已故帝王的功德，太平天国的“承宣”理论上是负责宣传、使命传达的官员，与故典契合，而实际上，大多数太平天国的承宣都充当了带兵打仗的武将，或镇守一方的统帅，这也和古代承宣典故的演变相合——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设立过“承宣使”，作为地位次于节度使的高级武官加衔，和太平天国挂羊头卖狗肉的“承宣”如出一辙；再如负责传递文件、官邮件的“疏附”，典出《诗.大雅.绵》“予曰有疏附”，意思是让远方和下级亲近君王，密切和中央的联系，这显然正是太平天国“疏附”的使命所在；而在各级官员头衔上附加的加级、加等称号，事实上就是同时代清方的定制。
然而这种“古色古香”的分官设职，自1856年天京事变后便面目全非，无数匪夷所思、莫名其妙，甚至荒诞可笑的官爵称呼“蜂拥而出”，让同时代的人目瞪口呆，更令后世研究者晕头转向，不知所谓。
先说爵位，王以下、侯以上，出现了义、安、福、燕、豫五个在历史典籍中找不到半点出处的奇怪爵位，以至于初次接触到这些“力乱怪神”的清方大员面面相觑，安徽、河南的各级地方官和统兵将领不明白对面“长毛贼”大将陈玉成的“成天豫”是何来头，以为是原爵位“成天侯”改名，在许多正式文书中叫了这位“著名贼首”好几年“豫天侯”；素来认真谨慎的曾国藩同样弄不清在他防区内往来“流窜”的太平军大将彭大顺的官爵“扩天燕”是啥意思，保存在他家里的《伪官执照及伪印清册》中明明把此人职位名爵写得一清二楚，可他到死都管对方叫“天官燕”；太平军中有个小有名气的将领侯裕田，戊午八年（1858年）时驻守在安徽宁江关，这一年英国舰队溯江而上，路过宁江关，此人曾和英国水师统领巴克互通过好几封信件，信件上署衔“太平天国真忠报国祥天燕侯”，由于弄不清“某天燕”其实是高于侯爵两级的太平天国爵位名称，当时和后来的人，都有不少把此人的爵称误作“祥天燕侯”、姓名误为“裕田”的，因为侯裕田是降将出身，甚至有人“合理联想”，把这位“裕田将军”当作蒙古族甚至满族将军的。后期增设的列王、“小王（王上加三点）”就更没法说了。
官职也同样如此。这期间出现了掌率、将帅、天将、朝将、神将、神使、统管、尽管、六部僚等千奇百怪的官名。早期的职同官、加级加衔条理井然，到后期则“天昏地暗”，如果说“爵同南”（爵位和南王相等）虽不伦不类，还勉强能自圆其说，那么“职同章”（因为封为“章王”的林绍璋出任过掌率一职，洪秀全下诏让此后出任掌率的官员职位和章王相等）就简直岂有此理了。
对于这种变化，不论欣赏者或憎恶者，大抵会把责任扣在洪秀全的头上。
前者如洪仁玕，这位一度总理后期太平天国朝政的洪秀全族弟在其煞费苦心撰写发行的浪漫主义奇幻作品《钦定英杰归真》中，把义、安、福、燕、豫、侯这亘古未有的“六等爵”夸得花好桃好，并特别将传统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拎出来当反面典型“陪斗”一番，如此优越的政治制度，自然惟有天纵英明的“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才能亲手缔造得出来。
后者如曾国藩、李元度、左宗棠、袁甲三等一干清朝文武大员，在他们出于各种目的撰写散发的诸多文件中，“天燕天豫之官”和“天父天兄之教”是并列作为“长毛倒行逆施”的典型“滔天罪行”罗列的，很显然，写这些文章时，他们大抵上已弄清这些古怪头衔的含义——至少知道拥有这样一个头衔的“贼首”该标多少赏钱了。
官职模仿古代或敌人的称号、制度很容易理解，事实上历朝历代，不论成事或不成事的起事者，大抵都是这样去做的。标新立异、另起炉灶也可以理解，地盘大了、人马多了，自然要有所调整，以满足攀龙附凤者的愿望。但像洪秀全这样，早期如此“复古”、后期又如此“反潮流”，前后反差判若两朝，着实罕见。这又是为什么？
首先，后期洪秀全为避免重蹈权臣专政的覆辙，削弱朝内、军中重臣的势力，且在“同顶天父天兄纲常”等道德目标和“一统太平江山”的战略目标实现愈来愈渺茫，将士们普遍心灰意懒，不少人开始另谋出路之际，用“加恩惠下”、让大家普遍“升职提薪”振作士气，更成为最廉价、最现实可行的笼络巩固策略。从1857年夏石达开出走，到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短短7年间太平天国官阶增设繁多，官员数量则“上不封顶”，石达开出走时，刚“普及”不久的燕爵还是在朝可综理朝政、在外可充当一个大方向主帅的第一等大员，等到4年后“自遂燕爵”、踌躇满志带着数万人马从石达开处“万里回朝”的观天燕童容海在江西铅山遇到忠王李秀成大队时，他才发现后者麾下许多三、四流将领甚至杂职属官，也已做到他前所未闻、地位却高出一截的安爵、福爵，幸亏宽厚的李秀成立即上书，把童容海奏封为主将、义爵，和童容海原本地位相当、此时只是豫爵的吉庆元、朱衣点等人分别封为大佐将、福爵，才算免却这些人的尴尬，四年间官爵之滥觞可见一斑。
1853年时“官居极品”的丞相、检点，到了1863、1864年只能带几个人管管后勤，甚至在一个百来人的队伍中打大旗。要“加恩惠下”，光封官多还不行，还要让这些官隔三差五得到提拔（洪仁玕1860年就说到“一岁九迁”、“一月三迁”，即最多时一年能升官36次，1863、1864年只怕升得更快更密），不多设一些官阶、职位和头衔，显然是绝不够用的，如此多的阶级、称呼，不搞些原创的“发明创造”，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洪秀全本就是个特别自负、特别喜欢标新立异的人，起兵即位后为突出自己的神圣、权威，不单焚毁古书，还把自己作品中古人、典故涂抹殆尽，甚至连古代帝王将相也一概“降级贬官”，在大规模增设各级官爵时故意“反潮流”，弄出许多标新立异、甚至荒诞滑稽的“新生事物”，可说是顺理成章，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他在诏书中所说的“万样更新（他在《万样更新诏》中明确提到‘爵职新’）”，更不足以彰显他和他的“新天朝”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宇宙第二权威（第一权威自然是他的“天父天兄”了）。
顺便说一句，这种标新立异的倾向其实从一开始就有：最早期太平天国的官职有许多是新鲜称呼，如军长、先锋长、营长，前期实际上凌驾于官爵之上的两级“超品”职位——军师和主将，前者古代有过，但地位绝没有太平天国崇高（太平天国的军师是仅次于洪秀全父子的朝中军中最高官职，也是唯一自始至终从未滥封过的太平天国官爵），后者则从未作为正式职衔出现过，这些都是洪秀全“自成一格”倾向的体现。只是前期戎马倥偬，洪秀全本人权威又受到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秀清、萧朝贵压制和制约，不得不“姑从凡间歪例”，逐渐向更“古典”、也更容易被将士们接受的官爵体系靠拢，后期大权独揽、“江山一统”，自可肆无忌惮。
然而洪秀全毕竟是书生出身，即便到后期，他那些稀奇古怪的新官衔中，也总能找到些“旧的影子”，如后期极其重要的六部六官（吏部天官、户部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不仅北周、武周都曾设过，且能从《周礼》等典籍中找到依据；又如朝将、神将虽是“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官称，但这两级官称的全名分别是“神策朝将”和“护京神将”，“神策”和“护京”却是古已有之的名称。就不用说他虽“王分五等”，却直到咽气还在雪片般散发“姑从凡间歪例”的封王诏旨了。
原题：《洪记官名的潮流与反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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