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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场十年:修炼

 

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转眼十年。十年中发生的一切,大大出乎我少年时期对自己未来的种种设想。十年的漂泊,十年的磨炼,许多事情历历在目,也有许多变得模糊,掩埋在了逝去的岁月之中。也许应该抽点儿时间认真整理一下了,不为自恋和消遣,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或许未来的十年,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十年。



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利用闲暇时光,陆续地把过去经历中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以及引发的相应思考写成了文字。这十年,我经历了一个从学生到职业人,从员工到管理者的转变,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成长-那些让我获得成功和认可的事,以及那些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遗憾和尴尬的过去,都给了我最大的收获-性情的修炼;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无论是国外公司,还是初创企业,抑或是大型民营企业,都给了我宝贵的机会,让我在实践中对管理的理解得以不断深入;十年中,我的领导、我的同事以及许多朋友,给了我数不清的帮助、指点和教诲,乃至有救命之恩,这一切使我永远心存感激。



本来这些文字并没有公开的打算。几个好朋友看过后,建议我不要束之高阁,应该与更多的朋友分享。一个朋友在看完了部分文字后,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是一些注定会被历史忘掉的人,不过每个人因为职业选择和非职业的选择形成的人生波澜,其实和那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花一世界,古代故事中的生死其实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不过换了另一副面貌,即使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纠葛也有人生大义存焉。人总是在不断反省的思维习惯下才会记录下那些对自己最触动、最深刻的事件和人,从书稿中看出你不愿意浪费任何一个生命细节,也诚恳地记录下自己的获得,只有在诚恳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分享。我相信你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分享的巨大快慰。"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些经历和感悟,对于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年轻的职场初入者,对那些和我有差不多经历的管理者会不会有点滴的帮助。不过我想,成长中我们可能遇到了同类的问题,也许有相似或不同的感动和领悟。我喜爱一些关于品质的说法,与新老朋友分享和交流过去的得失,就我自己而言,正是一种提高生活品质的努力,或许可以给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增添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成分。




第一章



在美国工作的半年,使我在自身的性格方面接受了多方面的锤炼,基本完成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同时,也对产品开发和管理有了粗浅的认识。最幸运的是,我有幸在周博士,一个近乎天才的人物领导下,亲身经历了一段创造奇迹的时光。



本质转变



-从学生到社会人



初到美国



1993年的12月17日,北京已经是寒风凛冽。我作为国内一家当时在中关村比较有名的it民营企业对外合作项目的第二负责人,登上了两年前我在悉尼永远错过了的前往美国的航班。如果当时成行,我可能便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做科学研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混迹"于商业之中。我当时的身份是总工程师的助手,同机还有三位我当时的同事,其中两位是我大学的同学李平和刘慧明,另一个是我在大学做兼职政治辅导员时的学生吴志聪,尽管曾经在悉尼留学两年,但是去美国对我依然是一个新奇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冷战后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西岸时间中午时分,航班沿着太平洋海岸,飞临洛杉矶。当飞机开始下降时,我透过舷窗,好奇地俯瞰这片我从未踏足的土地,我的心情没有丝毫的波澜。准确地讲,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向往,也没有期待,心中只有一丝隐隐的却非常顽固的对未来的忧虑。



飞机下的洛杉矶,看起来很像我所熟悉的印刷线路板,规则而平淡,完全没有我想像中的国际大城市的样子。但正是这片土地,这个城市,在我和它有了密切接触之后,改变了我的生活走向。我未来十年的工作,始终是在这段经历的影响下展开的。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美国人普遍单纯,自然有其幼稚甚至愚蠢的地方。但是,它却使得人与人之间,少了许多我们中国人常见的彼此无端的猜疑,少了许多有害无益的内耗;在工作中,大家能够就事论事,而较少发生意气用事和情绪化的冲突;在个人行为上,少了那些不必要的"个性",更容易服从规范化管理的约束,在整体上保证了大规模协作和管理的可能性;它也使得管理者的精力,更多地注意在事情上,而不是人员之间的矛盾、是非和情绪上。而这正是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之一。



相比之下,在中国可能由于历史的悠久,人们的心理结构普遍比较复杂,具有相当强的非理性情绪化倾向-敏感、多疑、内向和多变。在相互交流时,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旁敲侧击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多,就事论事、直截了当的情况少;在工作中,横向攀比的多,按客观标准行事的少;在做事的过程中,喜欢不分场合地标新立异,不容易保持持久的专注和服从管理规范;工作的业绩表现,常常受到自己心理和情绪波动的影响,而不是自己能力的正常发挥。这些问题,在聪明、能力强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员身上有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几年来,在管理中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我带的团队。随着经验的积累,我逐步通过从小事和容易处理的事情开始让大家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建立公开、透明、平等的内部沟通机制以及工作和评价管理规范。这使得我后来带的团队成员,逐步适应了抛开个人喜好去就事论事,将问题摆在桌面上一起讨论,而不是背对背去议论和猜测的共事原则;面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团队内部员工能够比较坦然地接受他人的批评;部门的内耗明显降低,彼此的配合多了许多默契;员工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评价趋于客观,心理的稳定性得到改善。为了更有效地建立和实行平等、开放和透明的工作方式,我和普通员工一样,在开放的办公室的普通工位里工作。有人认为我这是故作姿态,但事实上,管理者的以身作则,对下属永远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力。那些无法适应或拒绝接受这种"简单"和公开工作方式的员工,则陆续离开了团队。

 

 



当年惠州的集团公司创建后,主要负责设计生产卫星电视接收机,而销售由北京公司负责,直接向张云峰而不是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报告工作。卫星电视接收机的市场,由于政策的原因,也由于销售是另外部门负责,所以情况一直不好。随后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对有线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总经理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中国投资保险公司那里得到了一笔较大金额的贷款,保证了项目的启动。但是,这个产品的市场又由于政策的原因,没有按照我们期望的那样启动。及时顺利地拿下并执行第一个出口合同,并没有能够让我们进入良性循环。我们在国内只拿到了几个小规模的订单,根本无法支撑公司的运作,更谈不上发展

 




在北京,当时的北京有线电视台迟迟下不了决心开通收费频道,但是中南海却有了需求。结果我们的产品进入了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提供特别保密电视节目的服务。



在上海有线电视台,我们首先用价格优势把欧洲最大的电视加解扰系统制造商eurodec公司挤出局,随后和日本东芝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完成了系统的详细性能测试之后,台里安排我们双方进行入网测试试验。我们租了一辆出租车,在上海市几个不同的地点和东芝的系统作对比测试。到晚上结束时,出租司机有些好奇地问我们:"我看下来,你们的图像质量好像比东芝的好呀。"



事实确实如此。上海有线电视台最终出示的测试报告显示,我们系统的技术水平要高于东芝的。在上海,张云峰总裁告诉我们:"作为技术团队,你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电视台作测试的时候,东芝的技术人员看到我们发射端设备精致漂亮的外观时,好奇地问我们设备是不是美国trw公司做的。其实,除了里面的核心芯片外,全部是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而东芝的设备,和我们的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当时中国乡镇企业的产品,但是上海还是选择了东芝-东芝答应把更多的产品生产线放到上海。



尽管如此,这次我们在技术上超越了东芝公司的事实,极大地帮助了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即便与国际一流公司竞争时,也有与其一争高下的勇气和自信。



"资本家"式的管理



管理入门之二走向职业化



公司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回报,压力便随之不断地加大,内部矛盾也开始显现,亲情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经理和张云峰之间的信任也出现裂痕,双方在资金使用等问题上,出现原则性分歧。



1995年8月,张云峰总裁决定撤销总经理的职务,请来他中学的同学,某著名it公司在深圳的副总经理柳志雄出任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当时,那家it公司正遭遇由于计算机芯片大幅降价而带来的巨额亏损的灾难。



柳志雄的到来,对于前任总经理以及跟随她过来的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前任总经理个人。不仅因为这支骨干队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才加入我们公司的,而且中投保高额的贷款也是她争取到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她个人的信誉和感情,曾经寄予了她自己后半生的理想。



柳志雄从深圳的公司带来了几个高层生产管理人员,公司面临巨大的震荡,议论和传言四起。柳志雄和原来主要的管理人员分别谈话,管理层的工资也做了上调,公司管理的风格变得与以前大相径庭,明显地体现出纪律、规范、赏罚分明等刚性的特征。



管理层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对柳志雄有什么感激之情。两拨人之间的不信任看不出改进的迹象,特别是生产管理人员,原有的人和新来的人存在必然的冲突。当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柳志雄"香港式"的"老板"管理方式。这种管理,与大多数人的信念和习惯相去甚远,大家不自觉地将其与"资本家"、"剥削"、"压榨"等这些我们曾经从书本上学到的,只存在于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是因为我不是前任总经理带过来的人,没有太大的感情冲突;或许是因为在亲情管理下,我也不自觉地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以外的情感负担,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精神上有些不堪重负;或许是因为我毕竟在国外有过一些经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行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或许因为我是管技术的,而柳志雄等人都不是技术出身,双方的互补性较强;或许还有一些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原因。我和柳志雄的配合,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大的矛盾。后来,只要与技术有关的事情,没办法时柳志雄都让他们来找我,包括给客户作售前演示等,而每次我基本都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柳志雄等对我逐步建立了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柳志雄及他带过来的其他管理人员,建立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尽管没有像我和前任总经理及总工程师的关系那样亲近。我从新的管理团队身上也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柳志雄不仅带来了严格的管理方式,而且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经常要很费心思地去琢磨员工的思想活动,也不刻意去和员工建立个人的关系。尽管和柳志雄一起共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与我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缺少人情味"但却比较理性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许克明是跟柳志雄一起从深圳过来做采购经理的,我不仅和他学了很多采购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一次和他聊天时,谈到公司的一些管理问题,当时公司的经营情况依然没有起色,我照例自作聪明地发表了一番议论。许克明坦率地讲:"谢耘,在企业中老板永远是对的。"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惊讶,许克明好歹也是研究生毕业,怎么有着这种"下贱"的想法?



许克明耐心地给我解释:"我们和老板处的位置不一样,一般来讲他掌握的信息比我们多,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更全面,所以他通常是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问题的。"他的这个解释固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包含的一些道理确实对我冲击不小。

 



公司是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营实体,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承载太多的经济利益以外的责任,何况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而国家和民族远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实体,她承载了经济,但还有历史、文化和很多精神价值,她是无限责任的。



一个人不能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简单地应用到对待自己供职的公司上面。那样的话,你很可能不自觉地将公司变成自己的精神寄托。而任何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都无法承担这种责任,你很难逃脱幻灭的结局。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简化为一个经济实体,这样做,你将从根本上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很难避免沦为一个"经济动物"的下场。



而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他应该十分注意不要将国家政治的一些理念和管理方式,简单地应用在企业的管理上,从而在以经济活动为核心主体的企业身上,不适当地添加许多神圣的内涵,乃至给企业带上一个超凡脱俗的光环。那样他会在无知中,深深地伤害一个企业。



企业家固然可以有超越经济利益的社会抱负,但是企业本质只能是经济实体,而且企业中的绝大部分员工注定是主要按照经济利益原则行事的普通人。企业只有在履行好自己的经济角色的基础上,才能谈经济以外的事情。

 

 



通过不断地分析我的员工和我自己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内在原因,我发现:很多情况下我们没能很好地完成工作,并不是大家的智商不高,也不是专业知识不够,当然更不是我们不想做好工作。问题经常出现在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模式上,即在大家分析处理问题时,心理反应过程有缺陷。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下面几种情况:



1.分析与经验:随着人阅历的增加,我们头脑中的经验会不断地丰富。这其中有感性的,也有通过我们大脑分析抽象出的间接理性经验。经验的丰富是件好事,但是经验永远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经验在我们的头脑中,其准确性是有时间的磨损的。面对新的情况,经验-不论它曾经被证明是多么正确,应该也只能作为参考。但不幸的是,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将经验变成了绝对真理或者是判断依据。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只是简单地通过将新的问题与已有的经验相比较去作判断,糟糕的还是常常在远非完整的信息基础上,"自信"地根据经验推论出了自认为真实客观的结论,而不是通过对客观现实的详细了解,结合过去的经验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从而把握事物的客观真实本质。更坏的情况是,当新的问题与我们原有的经验发生冲突时,出于自我意识等复杂的心理原因,我们会不自觉地通过曲解现实来适应自己的经验。这样我们不仅没有根据新的情况去修正我们过去的经验,反而逐步在我们的头脑中建立了一个偏离现实世界的虚幻世界。一个人能否保持活力和创造力,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认识世界时,你如何正确地使用自己的经验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是将经验作为真理,成为判断的主要依据,还是将它作为参考、协助我们的分析,并不断地修正我们的经验?成功经验多的人尤其要小心出现这方面的失误。



2.实际问题与边界条件: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是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下进行的,包括资源和时间等。经历多了之后,特别是困难遇到多了之后,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养成一个习惯:遇到问题,先去想边界条件容许我们做什么和怎么做,而不是先去客观地分析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其实质是什么,客观上应该做什么,然后再结合边界条件决定实际如何做,乃至是否需要争取和创造新的边界条件,从而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从边界条件出发思考问题,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排除许多本来存在的可能;从问题本身出发开始思考,你会对现实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看到更多的机遇,做到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对于企业和社会的价值,更多地在于你能否超越边界条件的限制,发现新的可能,并将其变为现实,而不是拘泥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做些修修补补的事情。"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气魄,正是以从问题出发来进行思考为基础的。这也是一个人的激情和创造力的理性基础。



3.应急措施与系统调整:我的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曾经认真地对我讲:"你的员工确实能力很强,也很能干,不论出什么样的紧急情况,他们都能很快地处理解决。可是你们为什么总是不断地出不应该出的问题呢?"总结下来,原因其实很简单。每当我们出了问题后,我们会全力去应急,一旦问题解决,便万事大吉,甚至还挺得意:"看我本事多大,什么难题我都能处理。"而没有从我们自身的工作方式、业务流程设计等多个角度去全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出办法从系统的角度作出改变,从而不断减少我们工作的漏洞,使我们的工作更加严谨。出现问题不作深刻系统性的反思,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调整系统,那么不论我们有多丰富的经历,也只是一个量的积累,不会发生"更上一层楼"的本质性变化。而企业整体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由本质性转变来实现的。其实,这个道理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和进步也是一样。

   
       







4.对未来的预期和现实的行动:我们的很多现实行为,常常会受到我们对未来可能结果预期的影响或左右。当预感到未来的结果可能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降低我们在当前工作中的努力程度。如果不理想的结果确实发生了,我们或许还会夸口道:"我当初就知道是这样!"不过事情或许完全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如果你当初没有受到对未来预期的负面影响,而在工作中非常努力和投入,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不要聪明到只相信自己对未来的猜测,不相信自己的努力对未来的影响。对未来我们必须进行预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是,不论我们的预期如何,既然决定投入,就要不遗余力。否则,我们的失败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在关键时刻没有再咬一下牙。即使我们努力后依然失败了,我们至少没有遗憾,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真实的经验教训。



5.直观反应和系统分析:没有经过严格系统思维训练的人,常常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只是根据自己的直观反应去认识。在工作中,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可是人的直观反应,通常只是对那些非常突出的、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是与自己已有的经验发生关联的事件产生关注。这样我们通常注意到的是那些"急"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或我们"熟悉"的显性事情,而漏掉很多事实上"重要"的或"潜性"的事件或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工作经常性陷入被动。要避免这一情况,就要学会持续不断地对你主管的业务/团队,作全面、综合和系统性地分析,而非只是依赖于自己的直观反应;不仅及时处理那些"紧急"和"显性"的问题,"重要"和"潜性"的事情也会得到应有的关注。从而保证你的工作和事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企业存在问题是必然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有哪些问题。这或许就是国内一个著名公司总裁不厌其烦地强调"自我批判"的原因之一。不断全面发现问题的工作是难以用流程规范的,更多的是需要你自觉和持续的心力的投入。



认知模式,可以说是能力,但更准确地讲是我们对外部客观世界的心理反应方式。能力会随着实际经验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认知模式却未必,甚至会由于经验而变得更加不科学。建立科学的认知模式,不是一个自然的经历,而是一个自觉的过程,需要长期的系统培养和训练。我们要改变已经习以为常的习惯,包括那些已经沉淀在我们潜意识中的秉性。我们过去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会消失,而有些则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使得我们不自觉地偏离理性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学会深入细致地审视自己的思维过程,就能够逐步看清自己的潜意识活动和认知模式,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方式更具有理性、科学性和可控性。这是我们建立科学认知模式的一个基本的训练方法。一旦建立起科学的认知模式,你会发现,面对客观世界,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主动和和谐。

 

 


到任之后,我首先作了部门的规划。在规划中,没有煽情的内容和对未来的"画饼",但是确实制定了一个非常高的目标:两年内我们研制的产品要达到国际水平。在明确员工责任的时候,我把职业道德和敬业放到了第一条,而没有谈"事业心"、"做主人"的概念。同时,我在规划中明确地提出了员工的权利。按顺序如下:要求得到公平的待遇和评价的权利;适合自己的工作;明确的工作目标;必须的工作条件和环境;自身发展需要的基本培训;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



员工责任和权力的同时提出,目的在于在部门内建立一个平等的文化。大家之间需要关心和帮助,但是我不希望自己或其他的任何人是以"上级"或"长者"对"下级"或"晚辈"的俯视姿态出现的。在给员工解释职业道德的时候我强调,我不会关心更不会干涉大家下班以后的活动,我只要求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



在任命刘晓炜做部门经理的时候,我专门和他谈了一次话。我告诉他,我任命他是因为需要有人来做这个工作,而且我认为他能胜任。这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个人的事情。如果以后任何时候,他因为任何的原因要离开这个部门,都不必有一丝的歉意。我只需要他提前通知我,并把工作交接好。但是,只要他还在这里工作,就必须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坦率地讲,我在和刘晓炜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克服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的。毕竟这是一种我未曾采用过的管理方式,我不清楚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两年内,不论是哪个员工辞职,我或许会试图挽留,但绝不勉强。



在这两年内,我从来没有和包括刘晓炜在内的任何员工有过私人聚会。大家会餐、春游等,都是以部门的名义进行的。下班以后,除非是工作需要,我们几乎没有来往。



在工作中摆脱了个人的因素之后,大家便开始学习坦率地面对各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部门内部基本没有了什么谣言和小道消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有问题摊在桌面上来谈,来解决。

 

 

 




西方有一个"莫菲"定律:"可能出的麻烦一定会出。"毕业进入企业,我先后做了几个项目,得到的经验好像比这个定律还过分:只有你认为可能发生的和那些你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出尽了,项目才能成功地基本结束。这可能与it行业的多变和高速发展有关。它意味着如果你不具备处理危机的能力,是很难在it行业里取得突出成绩的。当然除非你的运气特别好。



回顾我刚刚做完的一个项目,在整个过程中,可谓充满了风险和危机。我的一个部门经理刘晓炜曾经对我说:其实我们应该已经死了无数次了。在这无数次"该死"的事件中,有一件与他密切相关。



每周五的例会又开到了晚上8点。在短暂的休息之后,突然刘晓炜走过来,十分严肃。他刚刚发现,在我们已经在外地工厂上了生产线的试生产的产品上,有一个核心器件竟然不是我们需要的型号!2000块线路板已经生产完,而实际用的器件的手册指标远远超出我们的要求。会议气氛一下就凝固了,我脱口而出:如果真是这样,我要被老板杀头了。因为2000块板换核心器件,只能用人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2000块板最后会被工人因为操作问题破坏掉很多,损失很难估计,有可能大部分板彻底报废。这时另外一个部门经理对刘晓炜说道:如果是总经理要杀头的事,你应该马上飞到工厂去。但是,多年的管理经验使我迅速镇静下来。首先我安排相关部门立即核实这个结果,确定从采购到生产到底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结果很快就得到了确认:我们采购订单是对的,但是这个错误的器件竟然从供应厂家发出,奇迹般地溜过了五个有机会发现这个错误的环节,上了生产线。我接通了在外地负责接货的采购经理许克明的电话。他说由于太忙,没有验货就将器件交给了工厂。我没有批评他,而是要求他尽力配合解决这个危机。



情况清楚之后,大家便开始紧张地想对策。首先根据器件手册,计算了该器件对整机性能的影响。这几乎成了我们惟一的希望-产品如果返工换器件,不仅影响产品上市时间,而且生产上的损失也难以预料。可是分析的结论令人沮丧-用户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产品。这时我想起了一个器件供应商曾经多次对我讲过,但我一直没有认真对待的一个信息:这个器件与我们需要的器件的差别,并不像手册上讲的那样,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我要求那个部门经理立即与工厂联系,进行实际测量。可是大家认为希望不大,因为手册上的数据实在与我们的要求差得太远。但总要试一下运气。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了。工厂已找不到人。



第二天上午,北京和外地工厂之间的电话几乎没断过。接近中午时,结果出来了-95%以上的器件均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样我们只要换掉那些有问题的主板上的器件就可以了。这种少量主板的改动,可以用熟练人工来完成,基本不会有什么损失。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被我们躲过了。在随后的一次部门经理会议上,我第一次也是至今惟一一次拍了桌子。不论有什么原因,作为采购经理接货时不验货,都是极为严重的失职行为。



这只是我在做这个项目管理的过程中,众多危机中的比较典型的一个。这个项目进行到两年时,我的一个部下对我说:咱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过去,全靠你的运气好。这使我想起了我的大学物理老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现实中的任何问题都是有解的。这话有些绝对或片面,但是我却一直奉为真理。其实在危机中能够及时找到冥冥之中的那个我们需要的"解",即使不靠运气,也不是很困难。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因为它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而思绪万千甚至心烦意乱。对个人的荣辱、进退和得失,以及出事后如何减轻给自己造成的影响的算计,可能会成为整个思维活动的核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真的只能靠运气了,而且很可能运气不佳。不去全力地解决问题,问题自己通常是不会自行消失的。胡思乱想帮不了我们任何的忙。

    
        







面对危机,首先需要的是管理者的定力和信心。我们要能够让自己将注意力真正集中在需要处理的危机本身上,而不是它对我们个人可能造成的后果上。主管的信心也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团队在危机面前是否能够稳住阵脚保持团结,团队的成员是否能够自信地面对危机。没有自信和齐心协力,团队是难以走出困境的。当然,定力和信心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建立在我们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勇气以及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之上。没有能力和经验支撑的自信,只能是一种轻狂;没有自信的滋养,能力和经验也会大打折扣,发挥不出应有的效能。

 

大师应该喜欢这种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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