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会议虽然聚集了全世界各国政府和NGO组织的代表，但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终究还要盖上科学大印来获取国际公认的合法性。IPCC从1990年就启动了第一份评估报告的进程，这份报告中的核心部分（即工作组I，着力描写科学部分，也是接下来的两个工作组——经济社会后果评估组和措施建议组的工作起点）由众多学者的段落拼接而成（[1]），需要经过众多“评估人员”的审查和反馈（这也是所谓“IPCC报告是经过了2500名‘科学家’审查而得到的共识”的由来）。而这批报告的撰写选取的材料和审议并不限于狭义的气候科学家，事实上，大量材料出自一大批国际“环境保护”NGO之手。数年后的第二次评估报告重复而且加深了这套手法。这样的手法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众多气候科学方面的科学家的抗议，包括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气候学家林森（Richard Lindzen）、专门研究极端气候的帕特里克（Michael Patrick）、美国国家科学研究会前主席赛茨（Frederick Seitz），以及掌握卫星测得的温度变化数据的NASA科学家斯宾塞（Roy Spencer）等等。IPCC报告的编辑和总结基本由前面所提到的瑞典人鲍林、英国水文局局长霍顿以及前全球变冷活跃鼓吹者施奈德控制。这样的科学垄断在未来20年仍然反复发生，2010年，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刘易斯（Harold Lewis）因为被拒绝召开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理论的正当性讨论会而愤然退出美国物理学会，震惊全美科学界，就又是一个典型例子。
不过，经过辛苦搜集后的证据并不足够强健，从本质上难以支撑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的论断（[2]）。这里的关键正在于在有系统温度观测之前的古代气候。如果古代气候比今天的温度都高，那么20世纪10年代-4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90年代所记录的温度上升过程就不能被立即证明是由同期上升的二氧化碳浓度导致的结果（[3]）。当然，古代气候没有数据记录，所以只能靠种种统计学方法还原，而IPCC的第一份报告恰恰给出的历史温度还原曲线是这样的：
图：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的千年温度变化图（该图仍然把1940-1975年的温度下降期给抹掉了，即便如此，还算比较老实的展现了中世纪暖期和近代小冰期）
这也就意味着，IPCC留着一块无法圆说的最大心病。尽管科学基础高度脆弱，这并不妨碍第一份评估报告和第二份评估报告用不断强化的语言果敢论断：“IPCC认为必须要减少60%以上的人类活动温室气体的排放以把二氧化碳浓度水平稳定在目前水平（以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4]）挟IPCC评估报告的“碳运动”遂直指1997年京都会议。其实，此刻“碳科学”的核心对决尚未上演——戏剧性的一幕还要再等待10年。但这已经抑制不住碳金融的冲动了。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会议期间，一个叫桑德尔（Richard Sandor）的大会与会者正在海滩上晒太阳，突然，他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这个生意能够将刚刚召开的里约热内卢会议的UNFCCC的潜台词转化成滚滚财源。这个桑德尔和科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197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利率期货合约的发明者。80年代，随着美国里根政府上台，经济学自由放任学说重新占领舆论市场，污染排放权交易被广泛宣传（[5]），联合国的斯特朗先生虽然出生左翼家庭，但身经商场百战深喑时代趋势的他却摇身一变，顺势成为环境污染权交易的主要政策推动者，而这位桑德尔则是亲身游说者和实践者，1990年，积累了经验和人脉的他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将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权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那么，他在里约热内卢的沙滩上所想起的，就是把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让二氧化碳排放权变成一种商品并制造相应的期货、期权等衍生品。
桑德尔的想法就是后来的所谓碳交易，或碳金融的原型。所谓碳交易，原来并不复杂，可简称为“设总量上限然后交易”（Cap and Trade），每个经济实体（分配到企业）都有一个碳排放的上限，超过了这个上限就要购买碳汇，而碳汇则从其他碳排放低于其限额的实体那里购买。这是碳交易的基本原理。换句话说，二氧化碳或其他被认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变成和石油一样的必需商品，它被赋予一定的价格。在这个价格变量的基础上再发展衍生品交易合约。桑德尔的想法就是建立交易所，交易碳排放权本身及其衍生物。
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期货或者期权）的发明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重贴标签（Re-Labeling）的过程，即不过将一个合同中的变量A的名字符号换成另一个合同中的变量B，再按照具体的环境做一些法律上的调整变通，其余不变，定价机理也完全一样，一个新的金融产品（合约）就这样创造出来了。所以理论上，任何其数值可以变动的变量，都可以成为合约的对象。在实践中，一个变量能够成为人们可接受的交易对象，一定是在于这个变量有意义——经济意义。因此，只要政策变通，与这个变量（如气候议题的二氧化碳）本不相关，对这个变量所在议题也毫不关心的金融工程师就可以大举进入，当你听到某家投资银行（比如花旗集团）的气候变化“产品”首席架构师对于气候变化议题一窍不通的时候，是大可不必惊奇的——他就是从其他衍生品的办公桌（Desk）上给调动部署过来如法炮制这笔新生意的。
桑德尔虽然想到了这个主意，但是他的行动要拖到2003年才付诸实践。而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就吸收了这个碳交易“设总量上限然后交易”（Cap and Trade）的思想，并设立了三套减排机制，其中两套涉及碳交易，一个是发达国家（具有减排义务的国家）之间的互调有无（Join Implementation，简称JI），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无义务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买卖。后者又叫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交易的对象即为碳汇（Carbon Credit）。此时世界上的确冒出来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实体，而且来头巨大，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能源-金融企业安然（Enron）。
如果说桑德尔推动了二氧化硫污染权交易市场的产生，安然就是其中如鱼得水的大玩家。安然本来是一个天然气管道网络公司，它为什么要进入这种带有金融性质的交易领域呢？安然从修管道进入天然气开采的公司，再进入天然气应用领域——发电，修了发电厂，立即和二氧化硫打上了交道。他很快发现从二氧化硫金融化交易中有利可图，不久之后，他又利用美国电力系统改革的机会，把电力变成了集中交易的商品，将自己变成了电力的商品交易场所，从而蜕变为一个横跨能源和相关衍生出的金融领域的多元化巨头。
金融化总有那么几个步骤：一，将某种物品的交易标准化、频繁化，；二，建立一个存量池，而最早参与频繁交易的实体就变成做市商。实际上。占有先机者往往在后来形成的金融市场中成为老大，甚至能够在特定的市场中占据具有影响力的主体地位，这种买入卖出的价差可以给做市商带来丰厚的利润。80年代美国垃圾债券繁荣与危机的兴衰过程中的“垃圾债大王”米尔肯（Milken）就遵循了这样的道路：引诱——成型——主导——获利（Lure\Make\Dominate\Profit），米尔肯的交易台就是垃圾债券的中心市场，这个主导者控制了市场的定价、买卖的差价。所以说，先进入并成为主导者，将使得你在未来这个市场成为普遍的、众多经济实体都要参与的游戏格局的时候大大的占据有利地位，而二氧化碳，是和每个人，每个经济实体都相关的，无法摆脱的市场，既如此，安然为什么不提前杀入布局呢？即便安然自己似乎属于传统能源行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另外，京都议定书最大的限制的火电是煤与石油发电，安然所属的天然气发电领域反而会因之收益，而且安然在第三世界的发电厂资产和人际关系比较多，不受影响甚至可以直接搞CDM获取额外财富。
一般说来，传统能源企业与共和党走的比较近，与共和党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也比较好。安然的总部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本来和布什一家关系很铁，但是自从克林顿-戈尔上台以后，它和戈尔打得火热，戈尔甚至亲自为安然游说外国政府（不过目的看起来和自己的气候变化理论差的有点远，这个游说是为了在非洲建安然投资的火电厂）。而安然则非常积极的游说政府签署京都议定书，它是彼时国际碳运动碳政治中最大的公司捐助者，直到小布什上台仍然如此。然而安然的这种态度自然惹恼布什及其相关的石油利益集团。因此，当2001年下半年安然因为财务造假而陷入困境的时候，美国布什当局不加任何理睬，很快，安然覆灭了。它的CEO雷（Kenneth Lay）在2003年死于狱中。安然成为碳金融的第一位先烈。
图：安然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第一个企业支持巨头
到京都议定书为止，真正能给气候变化“一锤定音”的科学基础还没有出台——换句话说，“20世纪是1000年或者更长时间温度最高的一个世纪”这个论断还不能落实，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京都议定书还有待各国的通过，条约本身也需要获得美国和俄罗斯中一个国家的批准，才能达到批准国家在1990年时的温室气体总排量占当时世界总排量55%标准的国际生效下限。总而言之，京都议定书的“碳科学”没有落实，碳金融的国际法律效力基础也充满不确定。所以在会议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碳金融中的碳汇（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都并没有被赋予价值。安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倒在了“曙光”到来的前夕。
[1] 一般每人写1-2页。
[2] 这一时期变暖派的证据主要是汉森的计算机模型和通常人理解的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机制，因此，这一时期的质疑也针对的主要是计算机模型和气候机理本身，例如斯宾塞质疑就是因为就是NASA实际卫星测量数据与模型预测的不同，而林森的质疑则源于温室效应的主要气体其实是水蒸气而不是二氧化碳，带来的反馈机制这使得整个动力系统高度复杂，简单的模型有夸大误导的效果。对辨双方表现出在分散领域多点角力的特征。战场尚未聚焦——因为IPCC本身就没有看起来算坚实的依据。
[3] 在西方，英国中世纪生产葡萄和维京人殖民格陵兰的记忆都在暗示中世纪有一个很温暖的时期，而我国唐朝时期的历史记载和出土女俑的轻薄服饰也在暗示那个时候的温度很可能比较高。
[4] 在第一份报告的数百页正文中，有着大量由很多技术专家所撰写的强调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尚不确定的内容，但这些内容无一在总结篇（Summary）中出现——原因在于，总结是由IPCC主席霍顿起草的。
[5] 污染排放权交易的理论鼓吹者包括新制度学派领袖科斯以及流行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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