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会议一年后，“碳科学”峰回路转。
一个叫做曼恩（Michael Mann）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刚刚毕业的古气候学博士，画出了一条神奇的曲线，这条曲线表达的是1400-1980年的北半球平均温度的600年变化曲线（后长度延长到1000年）。曼恩画出来的曲线左边大部分阶段都比较平坦，甚至略有下降，而到了20世纪的100年陡然上升，这条曲线看起来很像一条横摆的曲棍球（或冰球）的球杆，故名“曲棍球杆曲线”。与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中的1000年温度还原图相比，中世纪温暖期的鼓起和15-18世纪的小冰期凹陷被“削峰填谷”。这条曲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立刻就能“否定”通常人们质疑的“20世纪这样幅度的升温过程在古代也有过”的说法，这样，1998年是1000年以来最热的一年，20世纪是1000年以来最热的一个世纪的断言就变得理直气壮，那么与20世纪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曲线摆在一起，相关关系乃至因果关系立刻就“显而易见”了。
图：曼恩和他成为IPCC核心科学基础的“曲棍球曲线”
拿到这条曲线之后，IPCC核心成员——前英国水文局局长霍顿爵士和东英吉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大喜过望。2001年，作为IPCC主席的霍顿爵士，在中国上海发布新闻招待会，将这条曲线放大数倍，正式向全世界公告：“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成了”。（[1]）而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AR3）报告，正是把这个曲线放在科学基础部分的题头（“标题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震慑人心。曼恩则成为AR3的科学基础章节的主笔撰稿人。在学术上可谓一飞冲天。
图：（上）霍顿爵士2001年在IPCC工作组上海会议正式公布曲棍球曲线
（下）霍顿爵士在任何地方都不忘记这条曲线（该图为2005年拍摄）
曼恩的这个曲线是在1998、1999年他博士毕业前后的两篇论文（一篇《自然（Nature）》杂志（此论文简写作MBH98），一篇《地球物理学评论通讯（Geophysics Review Letters）》杂志（此论文简写作MBH99））上发表的，（[2]）而曼恩和他的一群同事（MBH中的M指Mann，B指Bradley，H指Hughes--后两者是Mann的同事和学生，此外还包括其他一批学生）则共同组成了一个团队：“曲棍球团队”（Hockey Team）。原有的IPCC核心科研团队——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琼斯和布里法等同志们则很快加入了曲棍球团队，当了随从。从此IPCC的核心科学团队就完成了重组。似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是板上钉钉，无可置疑了。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个曲线是怎么得到的？
有系列记载的温度资料是从1850年代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温度记录。因此，古气象温度（19世纪中叶之前的温度）必须通过其他变量还原得到，这些变量就称之为代理变量，树轮、冰芯、沉积泥块不一而足。各条代理变量都是一条长达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串）。而古气候温度还原就是对各条时间数据系列赋予一定权重的加总得到的结果。曼恩的曲棍球曲线，其实是通过按照一定的权重标准加权的办法，“加出来”一个古气候，然后再将20世纪的实际测试数据在一个年份和模拟温度曲线进行粘连。这样的赋予权重加总的方法之前的骨干学者并不是没有想到，但是谁也没有做出像曼恩这样漂亮的曲线：前900年总体平坦，小有波动，波澜不惊，后100年陡然向上（之所以后面有一小段进行粘连，事后的资料证明，是为了加大陡然向上的视觉效果）。8年后戈尔在《不可忽视的真相》中就拿这条曲线作为贯穿始终的符号：你说中世纪有温暖期？你看看这里：一两个凸起的小痘痘而已嘛。
由此可见，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的最后“科学根基”，是在统计学，而不是物理学。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古气候学这个狭义学科中的数据统计方法的应用。曼恩的工作是完成了一个统计学上的应用。这个应用成为IPCC科学依据的核心，同时，也给后来戏剧化的突变埋下了伏笔。
图：IPCC第三次报告将“曲棍球曲线”作为科学依据（第一工作组）的开篇第一幅含科学依据的图片，与它并列的是汉森提交的100年气温记录图。下篇的曲棍球曲线图是要说明上篇的汉森图，提供科学基础
图：戈尔在《不可忽视的真相》中的核心道具也是这副“曲棍球曲线图”
科学上获得如此毕其功于一役的进展，政治上也没有拉下。京都会议之后，大部分国家在IPCC的全力攻势下，也就依葫芦画瓢，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唯有两个主要国家没有通过，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也没有通过，但影响不大），由于京都议定书国际生效的标准是按照1990年IPCC认定的六种温室气体工业排放计算的——要求通过国排放总量达到1990年总排量55%，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世界工业大国（俄罗斯工业1990年尚未大幅衰弱），只要他们两个都不批准那么京都议定书就达不到这个下限。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拒绝提交国会表决），而俄罗斯历来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之谋划和研究的局外人，从来就怀疑这套学说。这看着似乎是要胎死腹中了，可俄罗斯正逢急着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在2003年年底，“气候变化”主推国英国和它达成了一个交易，俄罗斯用通过京都议定书来换取英国、欧盟支持它“入世”，2004年年底，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京都议定书。于是，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终于生效了，在得知俄罗斯已经接受这笔交易的时候，各类“气候变化”的老牌NGO欢声雷动，而碳金融则按耐不住，如同脱缰野马一样开始狂奔。各大碳基金纷纷在荷兰、卢森堡、伦敦等金融管制、税收有优惠的地方成立，他们的第一类生意，就是从发展中国家等地收购CDM机制下的额外减排指标，即让发展中国家项目通过联合国UNFCCC的“CDM执行委员会”（简称EB）审核，获得签发的碳汇（“核证减排量”，简称CER），然后转卖给具有减排义务的国家和企业（以欧洲为主）。英国和欧洲国家既然希望把这个减碳的局做大，自然要身先世界，买点碳汇，才能拉更大的国家——美国和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入局。（[3]）
可以预料，2004年是英国和欧洲的碳基金和碳基金直接相关NGO成立“爆发年”，布莱尔的马甲NGO——“气候组织”，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早就期待着“碳黎明”这天到来的布莱尔当时还身为英国首相，不好亲自出面，只能以“大力支持”的鼓励者身份力促气候组织的成立。这类碳基金基本围绕着碳汇转，即使投资了一些运营项目，目的也是在于获得签发的碳汇。“气候变化资本集团”（Climate Change Capital）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日后英国政府凡是和低碳相关的商业和政治活动，它总是和BP等跨国公司一起出现。无独有偶，它的网页和“气候组织”一样，也只有两个语言版本：英文和简体中文。2005年1月，欧盟的“欧盟排放交易计划”启动，碳金融游戏正式开始。
图：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网站——注意左上角的中文版链接标志
另一方面，在大西洋彼岸的桑德尔也没有闲着，2003年他在美国启动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在美国国家拒绝参与气候变化游戏的情况下，发动了“自发性减排企业联盟”，用“占领先机以后可以得利”这种类似安然当年的想法来拉人入伙。2004年，又成立了子公司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如果说欧洲各家碳基金和发展中国家申报清洁发展机制的项目之间是一种“柜台交易”模式（OTC），那么桑德尔的思路就是建立一个一统江湖的交易平台，让碳金融告别零敲碎打，散兵游勇，正式进入现代金融交易所时代，统一标准，将来再布局澳、日、韩、中、印、中东……24小时交易。想想金融时代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再想想二氧化碳是世界每一个人都摆脱不去的排放之物，这将是怎样伟大的生意！
[1] http://news.bbc.co.uk/2/hi/1130501.stm
[2] Mann, M. E., R. S. Bradley, and M. K. Hughes (1998), Global-scale temperature patterns and climate forcing over the past six centuries, Nature, 392, 779–787.
Mann, M. E., R. S. Bradley, and M. K. Hughes (1999), Northern Hemisphere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past millennium: Inferences, uncertainties, and limitations, Geophys. Res. Lett., 26, 759–762.
[3] 在2004年以前，虽然也有所谓碳基金存在，但大部分都是政府或多边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发起、支持的碳基金；私人资本的碳基金从2003年出现，2004-2005年开始大发展，并在中国这个碳汇生产国带动了2006-2008年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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