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跟同学们出去玩了，往常应该打电话联系的时间突然空了出来，反倒有些不适应。近来学业愈发近了，加之感到自己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自然就冷落了写作。大抵中国能写些文字的人远超过解得了纷繁模型的人，也算发扬下自己的比较优势。今天想到好久没有写点东西，正巧最近又有些思考，便随手记录下来谨供诸位指摘。多些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与反思，总好过情绪化的谤击。改革、增长与分配，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很多人在争论，却少有人静下心来思考。
大约两周前，香港中大政治系主任王绍光造访康奈尔，作为北大和康大的双料校友，有幸和王教授共进午餐确实让人收获不少，也引起我很多的反思。王老师专长于中国政治研究，长期关注中国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政策，这次到访也谈到了近期风口浪尖的“重庆经验”（引述他原话）。过往我对于这座西南城市的经济社会政策并无甚多了解，大概只有媒体重点报道的这些“噱头”。平心而论，并没有什么好感。听到王老师讲解的许多实地研究，反倒激发了我的一些兴趣。每种受到欢迎的社会经济制度，都有其背后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如何提高效率，推进改革，却很少关注分配的问题。虽然近些年政府工作报告会涉及，但具体实施却是一件很苦难的事项，我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当然除了这些，或许还牵扯经济学家的一些固执。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这一学科的实证(positive)精神而不愿讨论一些规范(normative)问题。而收入分配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相比之下，政治学家就自由得多，没了这层束缚也使得他们相较于经济学多了层现实。
Acemoglu最近出了本新书，叫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 书中详细分析了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一本学术大师写的“畅销书”，想必可以令人受益匪浅。他认为经济制度中分为开放型和集权型，同样政治制度也是。混合式的模式则不太稳定，因为不同模式下的获益者不同，很难调和日益增长的矛盾。而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开放型的制度为基础，借以衍生出创造性的技术进步。我想对于分配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折射了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或许在资本积累阶段，分配问题的影响还并未完全凸显，但伴随经济增长进入技术进步取代简单积累的阶段，收入分配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可以参见我去年的一些文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根据林老师的数据，GDP增长了近三十倍，就算是最怀旧的人群也无法否认社会产生的巨大进步。中国人似乎永远告别了饥馑的岁月。但为什么大众并没有更加幸福？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吞噬了自身富足带来的幸福感。于是一些促进分配平均的政策一经出台便获得了大众的支持，我想这是很多书斋中的经济学家不曾料到的。这折射出一种诉求，即社会整体认为当前的分配不公，而这种诉求经过某些人的渲染和煽动，就变成了否定改革开放以致于呼唤计划经济体制的声浪。不得不说，这种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但结论却是错误乃至危险的。改革本身，就像经济学一样，是中立的，目标只在乎于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分配不均或许是现阶段的问题，但并不一定是改革的结果，也并非无法解决。像我上一篇文章讲的，当前的很多分配问题本身并非改革的后果，反而是改革停滞造成的垄断遗毒。因为分配不均就全盘否定现行改革是一种可怕的倒退。当前真正建设性的建议应当是推进改革，从制度上消除歧视性的分配不公，同时更加高屋建瓴地从宏观层面考察收入分配的问题，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问题，如过分依赖制造业，金融压抑的问题，本身就会带来一些分配不均，这是需要执政者从全局进行考虑的。
改革、增长与分配，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贯穿人类历史，肯定不可能用一篇短文解答清楚，但一些基本的结论是应当澄清的。（1）收入分配问题不是小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众关心的事情理应是政策制定者最先处理的议题。长期的分配不均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更会造成社会不稳定。（2）反对改革的倒退并不是解决分配问题的良药，非但不能带来均贫富的大同社会，而且会吞噬现今取得的成果。利用民粹煽动反改革的思潮是十分危险的。（3）改革本身和分配不均并没有因果关系，推进改革、消除垄断反而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改善收入不均的现状。无论如何，关于分配议题的讨论不能也不该被压制，只有正视这个问题，才能有机会积极妥善地解决这个经济增长中必经的门槛，也只有迈过这个门槛，中国才算真正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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