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系学什么？

        2006年的秋天，我还在《复旦青年》做校园记者。有一次，因为图书馆的选题去采访复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谈到文科图书馆，张汝伦延续了他一贯的批判风格，历数了图书馆的种种弊病，譬如书的质量不够高、管理不够完善等等。正聊着，他的话题转向了我，询问起我读什么专业。当我告诉他是新闻学时，他本来靠在椅背上的腰直了起来，翘起的二郎腿放了下去，右手在大腿上一拍，说了一声：“完了！”似乎就准备起身离开。我看着他，期待着他说下去。他睁大眼睛盯着我，很严厉地说：“前段时间上海市《小主人报》的记者采访了我，他只是一个小学生，就可以做记者，你都是大学生了，还在复旦学新闻？”
　　张汝伦的话正是一直以来困扰着我的问题。对于想做记者的人来说，是否有必要在大学里选择新闻学这个专业呢？修读历史、哲学、中文、经济、社会、政治等学科是否更有助于从事记者这一行呢？而假若选择了新闻系，又到底要学什么呢？学习如何做记者吗？但我完全可以从实践中直接学到采访与写作等技能，又有何必要花四年时间在课堂上学习呢？再说，课堂上学到的采访与写作、编辑与评论对实际操作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或许，这也不仅仅是让某个人感到疑惑的地方，它对于新闻学院来说也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以培养记者为目标的新闻学是一门应用学科，职业教育色彩较为浓厚。但对于一所以研究为重点的高等学府来说，是否需要开办初级的职业培训教育呢？复旦掌握了大笔学术研究和教育资源，囊括了出色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教师，她的新闻学院招收了来自全国的优秀学生，难道就仅仅提供初级而实用的职业培训吗？这和新东方等职业技校相比有何区别呢？
　　看完了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美国大学里的诞生、成长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对那些长久困扰着我的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
　　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新闻学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美国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创建者布莱尔认为，新闻学如果只是职业教育的话，它就不能够在像威斯康星那样的研究性大学生存。因而布莱尔一生致力于推动新闻学教育的学术责任。正如《传播学史》的作者罗杰斯所说，“在将新闻学推进成为一个合法的大学学科方面，布莱尔是开拓者，他强调的是将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作为一种职业学科来教授。他认为，通过由这些人构成的一个更为负责的新闻界，美国的民主就能够得到改善，而这些新闻记者不仅要被培养得知道如何写新闻，而且能够理解他们所报道的那引起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
　　布莱尔的立足点是让新闻界在改善美国民主方面发挥作用，并在此之上提出了新闻学的社会科学性质。这种理念具有一定高度，它不仅仅是着眼于技能的培训，而是力图培养具有民主精神、掌握科学方法的记者。这决定了布莱尔的课程设置将不会仅以职业性课程为主体。“布莱尔的学科体系包括一个为新闻学准备的、结构完善的4年期学习课程，学生们从中学习新闻学方面的课程，与此同时，历史、经济学、政府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和文学的选修课和必修课也被列入，这为学生的工作指明目标和方向，并向他们展示，在与这个世界的生活和工作相关的方面，这些其他方面的学习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将社会科学作为新闻学的基础的概念并非源自布莱尔，他是在贯彻普利策和原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校长的提议——“即将社会科学的教育和新闻学教育结合起来，以达到为学生提供广泛的背景和某些新闻学教育的技术培训目的”。这场讨论源于普利策想要出资建立一所新闻学院，他解释说新闻学院的目的是“培养更好的新闻记者，让他们办出更好的报纸，以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我的希望是新闻学院将提高编辑专业的标准……我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根据普利策和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的讨论，他们“提出了一套新闻学院的全部课程，即强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课程，辅之以新闻技巧方面的课程。”不过最终普利策的新闻学院并未建立在哈佛，而是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
　　作为这种新闻教学观的首创者，普利策和埃利奥特的想法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新闻业竞争十分激烈，以致于普利策领导的报业集团在与赫斯特的报业集团竞争时，采取了“耸人听闻的手法追求轰动效应，煽动黄色新闻而出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少有识之士都迫切地感到需要提高新闻业的规范程度和记者的素质。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在当时看来应该首先是一个知识丰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民主社会公民，而这种素质需要大学里知识的熏陶、科学方法的培训。正是基于此，普利策自己选择了在大学建立新闻学院、提供专业教学的方式来培养合格的新闻记者，并与埃利奥特制定了以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为主，新闻技巧培训为辅的教学方案。
　　后来，美国的新闻学教育也正是沿着普利策、埃利奥特、布莱尔们的设计前进的。“在20世纪40年代，当新闻学院的鉴定工作进行之时，布莱尔理想的新闻学课程的观点成为鉴定新闻学院的标准。”
　　传播学的创建者施拉姆在1942年向密苏里大学汉彻校长提交他的新闻学院蓝图时，亦陈述了和布莱尔类似的新闻教学观：“我希望所看到的新闻学院将不会像其自身那般软弱，而是像这所大学一样强壮。不是一群教师和学生坐在这所大学的边缘地区，摆弄着他们的小玩意，在文章第一段拼凑着关于谁、什么、哪里和何时的情景描述——不是那样，而是一个处于这所大学的中心地带的学院，它会以这样的假设开始，即它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罗杰斯在评价施拉姆这段话时说：“它并不是一种职业型的新闻教学观，而是呼吁一种布莱尔式的课程，即包括少量的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大量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的课程。”
　　布莱尔等人从理念和课程设置方面为新闻学添加了社会科学的背景，这对于培养高素质的新闻记者来说，无疑是更有效用的。而对于学生来说，这样的课程设置也更能够满足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建立更加全面的知识体系，掌握更加科学的新闻操作方法。因此，布莱尔等人建立起来的新闻学教育理念与课程标准具有标竿作用。
　　但即使布莱尔们为新闻学在研究型大学里的生存合法性作了种种努力，它依然无法消除其先天缺陷：它终究是职业教育性学科，而非研究性学科。布莱尔们只是将研究型大学里的新闻学教育精英化而已，其意在培养守护美国民主制度的高素质新闻记者。但新闻学本身“公认的职业学校的性质”却总是让它在高等大学里的存在受到挑战。
　　传播学的诞生或许一定程度是对新闻学的深化。它的诞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息息相关。二战“努力要求一种跨学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传播问题为中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传播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拉斯韦尔的战时宣传分析、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研究、霍夫兰的说服研究，为传播学奠定了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础。这四位学者被施拉姆喻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其中拉扎斯菲尔德和勒温都是为逃避希特勒的迫害而来到美国。
　　作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传播学观诞生于他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15个月中；二战结束后，他从战时新闻局来到衣阿华大学，出任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他要求新闻学院从事研究，并且授予博士学位。随后，施拉姆又在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工作。在施拉姆的努力之下，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在这些大学建立起来。
　　除了战争直接催生了传播学外，美国早期新闻学教育的发展也对传播学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起了作用。可以说，传播学能够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大学里落地生根，其母体正是早于它40年出生的新闻学。尽管传播学的理论奠基人均是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学，勒温是心理学，建立控制论的维纳和信息论的香农是数学系教授，但创立传播学的施拉姆则是从新闻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创建了这门学科。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培养模式有一致的地方，即具有跨学科特征，其范围跨越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且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因此早期传播学的课程是嫁接于新闻学的课程之上，并从组织架构上隶属于新闻学院。同时，传播研究所具有的学术性质吸引了其他社会科学家们进入这个领域，这赋予了新闻学院的存在以更大的学术意义。
　　从新闻学到传播学，美国在20世纪建立起两门学科。它们均是立足于原有社会科学之上，同时又跨越了原有学科，起到了一种连接与沟通的效用。这两门学科也从其发源地扩散到南美、欧洲、亚洲的许多国家，成为两门世界通行的学科。
　　在了解了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后，我对新闻学教育的起源与方向有了大致的了解，对美国新闻学的教育模式也很认同。新闻记者并不是一门简单的技术活，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好的工作。记者需要掌握一定的社会与人文学科知识，范围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心理、文学、历史、哲学，而这些知识也需要在大学里去了解、思考、获得。尽管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受政治环境等因素限制，没有做到如美国一般的自由与科学，但作为个体的学生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学习——尽管效果有限，但总好于无知与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