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一则新闻是说山东曲阜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百姓儒学”活动的实施意见》，曲阜将为每个村子配备一位儒学讲师，力争再现“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盛景。文中记者去大庙村采访，当时讲课的“儒师”是曲阜某导游公司的职业导游陈万凤，陈万凤说，她曾经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指着鼻子问我：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用你来教我是非好坏？”
我并无意去否定如今儒家下乡唱戏的现状，毕竟，受时风、潮流乃至党的舆论熏染，一些学者与社会人士希望在中国最底层的社会重建儒家理想社会，其发心本本是极善的。然而，与其说困难重重，不如说其行为本身便凸显着当下“社会儒学”运动的穷途末路。
不可否认，宋儒之所以重振儒家道统，其核心便在于对乡村秩序的重建，由于宋代世家大族消亡与小民社会兴起，无论是范仲淹与羌人立约、蓝田吕大钧定乡约、朱熹增损乡约乃至王阳明有《南赣乡约》都是将儒家教义化为切身躬行的条目，由此完成社会的重建。然而，其前提在于，乡村是当时中国基本的政治单位，血缘与家族是农村的根本纽带。换言之，宋儒正是及时的认清唐宋社会变革现实，而及时从士族门阀中经学传承转移到对小民社会的道德重塑，才无愧为新儒家。
实际上，百年来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逃避的现实，无论是1928年“闾邻制”取代“乡村代表制”，还是日本大乡制以后乡长掌握权力进一步削弱村一级宗族组织的作用，抑或是国朝的土地几次变革。县政权之下区、乡等机构的建立，根本就是要进一步将村庄直接控制于国家政权之下，从而完成赋税征收与民族国家的建成。传统乡村领袖代表的护型经纪已经向赢利型经纪转变，并最终退出乡村政治。而近十年的城市化建设更从根本上瓦解了乡村社会的基本元素。当数十年后整个社会彻底完成现代化转型，那些认为只有扎根乡村才能复兴儒学的人，无疑类似认为只有扎根到泸沽湖的摩梭族母系氏族中才能践行羲黄之治一样可笑。
孔子认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其本身便意涵着儒学是作为政治哲学，而非宗教式的独崇，任何试图一成不变沿袭传统并依托某种组织来推阐经义的做法无疑会被时代所淘汰。《汉书·元帝纪》则认为汉朝的制度本身便是融合儒法各家学说随顺时势而立，那些仅仅以为恢复到周代政治便是至善的儒家，无疑是惑乱民众。（“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显然，那些认为惟有在旧有社会基础上重建某种学说之人，正是“不达时宜”，不仅不能完成儒家于旧邦所成之新命，更是将儒家思想僵滞化、形式化，是彻底葬送儒家本有之思想资源。在当下社会还执着于在乡村中建设儒家，正如认为惟有恢复君主制才能复兴儒家一样可笑。
阳明先生在《与顾东桥书》中正透露出对这种无视“时变”的嘲笑。顾东桥认为阳明不知“明堂、辟雍”等等礼乐名物而仅仅讨论良知，无疑是一个缺失。阳明则说，这类礼制是汉代儒生所讲，四书五经中也并未细言，如此说来，难道汉儒比三代的贤人还高明么？而战国时期的齐宣王乃至周幽王、周厉王这类暴君时，这类礼制还在，而尧舜时却只有土台阶，难道文、武、成、康等圣贤不如后来的这些君主么？（“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末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所以，圣贤之道在于“明人伦”，不在于复古代的仪轨、建筑、制度，甚至简单的复制古人场域。因此“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尧所重在于“敬授人时”，舜所重在于“以齐七政”也，其核心都是在以仁心而行仁政（“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因此，当下若真具有“仁心”，断然不会无视社会主要政治、社会问题及主要群体，而如今乡村徒剩下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更多的农村也脱离了农业生产，血缘伦理与大家庭更不复存在，这根本便与经典的语境与视域不同，如以为苦守乡村并在其中推行礼制便是儒家，不仅泯灭孔子作新王之志，更是思想上的懒惰与愚蠢。儒家制礼作乐本身便是与时偕行，随顺时势，正视社会的变革，走出传统的场域，这才是新儒家之“新”之要害所在。
与阳明先生相同，伽达默尔对历史主义也进行批判，在他的话语中，无疑，那些试图依靠乡村来恢复儒家的，与其说是传统主义者，不如说他本身便将传统外化，默认传统是与现实相分离的两个东西，其所做的努力，无疑是希望重新恢复古人的场域，由此进而才能重新恢复古人的话语，这恰恰是对古人的背离。（“历史意识是意识到它自己的他在性，并因此把传统的视域与自己的视域区别开来。……它把彼此相区别的东西同时又结合起来，以便在它如此取得的历史视域的统一体中与自己本身再度相统一。”）由此，这种学者本身便是恐惧，便是逃避，便是不敢直视传统与现实不相融通的紧张，便是试图用回归过去的场域来试图复活经典，这实际上恰恰是对经典的不自信，认为经典与传统是捆绑的，脱离了传统的场域，经典也便没有了价值。所以伽达默尔说“诠释学的任务就在于不以一种朴素的同化去掩盖这种紧张关系，而是有意识地去暴露这种紧张关系。”因此，正视当下社会实存，对经典精神体认与察觉并进行运用，惟如此，才是复活经典。自然，伽达默尔必会批判陈寅恪的“理解之同情”，因为这本身便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懒惰，这种观点是“靠我们把自身置入历史环境中而完全丢弃我们自己的视域而取得的”（洪鼎汉语）。如此看来，倘若对古人抱有温情，并在这种温情中进行读经运动，其发心没有问题，然而无疑是矮化了经典的价值，无疑是默认了经典只适用于某一个特定的时代，无疑是无视整个时代格局已发生的变化。同理，那些当下依靠乡村来复兴儒学之人，无疑是真正将经典的历史生命力扼杀之人。
诚然，我们可以无视现代性的挑战，我们蒙蔽双眼仅让世人抱有思古的情怀，但这无疑是逃避，是体用两橛。朱子绝不是传统保守主义，然而为何要抽出四书并详细训《大学》之“格物”，其正是一方面在世人当时的共同思想基础上进行规劝与引导，另一方面应对佛老清修寂灭之教而发起的应战。其不去诉求恢复汉唐社会社会秩序，也并未苟且以读经等作为口号（如念咒求效用一般）来魅惑世人，而是基于士与民所共有的智识而祖述大典，焕发其认同。可见，在一个时代中，一种旧有经典的不断诠释与适用，绝不是采取一种取巧的方式来发展，而是一种使命，是其内在所要求我们完成的活动。绝不是仅仅简单的返回到旧有的窠臼中来理解，而是在时代发展中激发其内在生命力。弘扬儒学，必是理解儒家经义而自觉振起之行动，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同是一心所焕发出的精神，绝无将心性作为一件事，又将政治、弘教、治民等作为另一件事，更没有那种脱离主体人群遁入山村中弘教的儒学。如此便是为践行而践行，为复古而复古，正是阳明所批判的“内外分离”，便是不知而行，便是心中有私意，是自欺。（“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真知以求自慊之功矣。”）倘若如此“复兴”，那么儒学走向穷途末路也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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