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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兴隆家园的杨福珍来到小区附近的京客隆超市买菜。
“现在菜价真是挺贵的，一块钱1斤的菜很少，有的菜1斤三四块!”经常买菜的杨大妈说。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物价一直高位运行，9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3.4%，环比上涨1.1%。
而在有着“中国薯都”之称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土豆种植户们正经历卖难困境：装车价2毛多1斤，还滞销严重，今年赔钱几成定局。近几天，尽管各方伸援手，但目前还有大量土豆无人问津。
市民喊买菜贵，菜篮子拎得沉甸甸；农民喊卖菜难，农产品滞销求助微博频频发布。这样的事件几乎每年都在上演，原因何在？出路又何在？
周末车载菜市，为啥受欢迎？
产销对接，中转环节少了，两头受益
10月15日早上6点刚过，位于方庄早市的“周末车载蔬菜市场”人声鼎沸。
家住方庄社区的颜大妈已经买完菜：豆角、芹菜、菠菜、黄瓜、菜花、菜心、萝卜，共花了24.3元。“一到周末，我就上这里买合作社拉来的菜，能比别处便宜1/3，还方便、新鲜，服务态度也不错。”
颜大妈所说的合作社是大兴区礼贤镇益农蔬菜专业合作社。作为与方庄社区对口的蔬菜供应商，益农合作社每周六都要运来15000斤左右、30多个品种的蔬菜。“市民很欢迎，两个封闭货车，到10点来钟就能卖光。”
合作社负责人张海丰介绍：“中转环节少了，人工、损耗、运费都能降下一大截儿，社区还免费给我们提供场地，降低卖菜费用，我给社员的收购价也涨了10%以上。”
方庄社区是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启动的首批4个“周末车载蔬菜市场”试点社区之一。“确实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给菜农和市民都带来了实惠。”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宋则说。据悉，商务部将在试点基础上向全国推广周末车载菜市。
周末车载菜市之所以受欢迎，产销对接减少流通费用，让菜价降了下来是一个重要原因。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生鲜产品的流通费用占总成本的70%，比国际上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这其中又以新鲜蔬菜销售最为典型。经过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一般蔬菜零售价要比批发价高80%—100%，销售者的利润比生产者高2—3倍，生产者收入仅为零售价格的1/4—2/5。
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成为各地缓解买菜贵的主要思路。农超对接、农餐对接、农校对接、周末车载蔬菜市场……各种减少流通环节的流通方式风生水起。
菜价波动，怎么稳？
早市、路边摊作用不小，多渠道竞争稳菜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说，各种环节少的流通方式虽然能有效降低流通费用，但在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份额中所占比例还很小。批发市场、集贸市场、路边市场仍是我国农产品交易及价格形成的主要场所。“多种流通方式充分竞争，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也是稳菜价的有效方式。”宋则说。
对此，颜大妈很有体会：“周末车载蔬菜市场进入方庄早市后，周末早市的菜价也跟着降了下来。”
家住通州的新月联合出租车公司的哥杨振武一家五口人，夫妻俩每月5000元收入。“早市、路边摊，又便宜又方便，很适合我们。但这些年，政府部门为了方便管理，取缔了不少，逼着我们只能到农贸市场、超市买更贵的菜，家庭开支增加了不少，收入却没增加多少。”
“管理部门完全可以指定一些区域，加强组织管理，做好服务，这样既维护城市管理，又方便市民生活。”宋则说。
在这方面，方庄早市提供了一个经验。据管理早市的北京方庄芳群园家政服务中心经理王栋介绍，方庄社区是个老社区，往常到处是游商，屡禁不绝。今年5月底，方庄开辟出一片临时空地作为早市，由家政服务中心把游商组织起来统一管理，月交400元或者日交20元的管理费，即可摆摊。目前，早市已有固定摊位300多个，方便了周边居民。
范师傅家离方庄早市有三站地。“附近的居民主要去三个地方买菜：方庄市场、李村市场和方庄早市，每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买菜地。”老家江西的晏平，以贩卖时鲜水果为业：“有了这个场地，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卖了。”
但王栋也有担心，现在早市这块地是规划绿地，计划5年后建成公园，早市设在这里也是临时性的，不能随便搭棚盖房，现在连管理用房也只是两间简易棚，而且冬天马上来临，到时候商户和市民就得露天交易。
“我国鲜活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和区域化基本形成，而流通体系建设严重滞后，造成‘卖难买贵’，成为一个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李国祥介绍说，长期以来，我国对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缺乏足够的扶持政策，许多城市忽略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公益属性，一味交给社会投资，便民市场不足，摊位费、管理费、卫生费等收费不合理或者过重，最终都转嫁给了消费者。“迫切需要从战略高度重视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尽快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核心是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李国祥认为，降低运输成本也是缓解买菜贵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我国农产品流通的成本较高，不合理或者过高的公路收费等，都要靠政府来协调解决乃至取消。”
卖菜难，怎么办？
提高农业产销组织化、规模化水平，大生产对接大市场
大兴区礼贤镇素有首都“南菜园”之称，蔬菜种植面积5万亩，年产蔬菜1.5亿公斤。今年张宝民种了三个大棚，一个大棚的穿心莲正上市。“现在2元出头一斤，而一个星期前还在3元7角左右。”在张宝民看来，价钱之所以波动这么大，主要是因为采摘旺季，被菜贩压得很低，留着不剪又只能眼睁睁看着老掉，影响下一茬生长。
除了等待菜贩上门收购，像张宝民这样没有参加合作社的散户，还可选择用三轮车拉到十几公里外的魏善庄镇西沙窝农贸批发市场。两种方式，张宝民们基本上都没有讲价的砝码。“现在种子、化肥、农膜都在涨价，菜价低时就得赔本，蔬菜一得病更是全完了。种菜利润越来越薄，风险却越来越大。”
“卖菜难，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我国农业小生产无法适应社会化大市场。”李国祥分析，我国目前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消费日益集中，产地销地距离拉大，这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三化’水平较高的国家，普遍存在着超越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大市场组织者，通过订单农业或者合同生产，以销定产，解决卖难和价格过低等市场风险。”李国祥认为，在我国目前产销组织和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社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合作社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张海丰说，他们在2007年3月与榆垡镇李记乐宝食品有限公司订单种植豇豆，协议价每斤6角。上市时，市价最高到了七八角，有社员认为应该拿到市场上去卖高价。最后开社员大会，多数人认为，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按协议价把豇豆卖给李记。到菜季结束一算账，协议价比平均市价每斤多了1角钱，2000吨豇豆让农户增收40万元。
“4年了，合作社还在和李记合作，市价低时我们的豇豆也不愁卖，市价比收购价高太多时，合作社也能与企业协商缩小价差，基本都能得到企业的积极回应。”张海丰说。
礼贤镇农委负责人贾克辉介绍，当地政府积极鼓励农户参加合作社，通过订单农业，尽量规避市场波动对农户带来的冲击。另外，该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和品种，通过延长生长期、反季节生产、网络发布蔬菜信息等方式，缓解农民卖菜难。
截至上半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超过44.6万家，带动全国近1/7农户，但做强做大的合作社不多。在李国祥看来，政府应该对合作社增加补贴，扩大经营范围。“当生产主体不再是一个个分散的农户，而是具有生产组织能力和议价能力的大联合体时，就会在农产品市场上有主动权。”
农民卖菜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畅。今年内蒙古土豆滞销，因为种植时农户根据去年经验盲目扩大生产，丰产后销售信息又传递不出去。“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还十分落后，提供信息的主体很多而有效信息很少，这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李国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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