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法学院院庆60周年，师弟师妹写了各种各样的状态和日志，我正想跟一句“俺也是纯正的人大人”，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味道好像不太正宗了。在北大法学院泡了三年，从性格到思维都已经深深浸染了北大的风气，虽然还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位人大人，虽然还一直认为自己的学术思维带有浓重的人大人痕迹（人大人痕迹和人大痕迹是有区别的），但是脱口挥笔之际，已经多了很多北大人痕迹，以至于之前贴在自己身上鲜明的人大标签，此刻也渐渐模糊起来了。以前我极爱的那种极端抽象和晦涩的思考方式，此刻就是想捡也不一定捡得起来了。
在人大时形成的学术思维，还真是自己心中的一大宝贝，只有自己喜欢，别人避之不及。回头翻翻以前的文章，像《对应主义》这样的烂文，笔法一塌糊涂，行文极度艰涩，概念胡乱混用，除了自己以外的读者均无法读进去，但多年以后回头翻翻，还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灵感，因为它是在用最根本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以前的文章，保留下来的不多，能留存下来的多属短小评论。在大二时写过一篇《校园社团话语形态批判》，摘录其中一段：
“现在的社团大多是选择性产品生产组织，选择性产品在多大意义上成为公共服务以及利益供给及产出的考量，决定着社团的公共性——是否真的促进了公共利益。如此评价还需要指向产品本身。社团产品是以离散性的系列p1、p2、p3……pn存在，但产品上附着的话语却是以连续性的系列a1、a2、……an存在，而这话语是一个连续性与相似性相当高的体系，与产品的生产并不同步。话语权力对话语的生产是一个“递减——补充”体系，权力的初次投入即获得所需资源，只在资源发生撤退危机时权力才补充地投入。话语的生产具有后续性，由前于此话语的社团产品的文本可以生产出无限重复使用的话语。因此这种话语成就了一种“累积的强势”，其描述之内容超出了产品对外的利益供给本身。话语的累积性生产是隐含在话语体系中的一股背后的潜流。社团相当少地对单个时段内的投入与产出作单独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具体的收益分析（包含显明与隐藏的成本与收益）是社团难以解释清楚的巨大缺陷，尽管它在这方面备受怀疑，但是被累积性的话语生产以及由这种生产导致的文本对语境的反渗所掩盖，而且怀疑的话语并没有话语权的支持，而起支持作用的话语有权力——利益系统的话语权支持。这种话语权不对称还包括话语存续方面，权力——利益系统是一个连续统的组织（话语的存续与累积），而反面作用的话语由于其生产主体是流动性的、零散的，形不成有效的话语系统以及会被权力——利益话语生产系统清除（非存续态），因此这种话语就不断地自我积累、完善以及系统化，成为校园文化中的一个基本知识体系。”
以上一段话是针对社团宣传过度自我包装、自我肯定的批评，这段火星文字究竟说了什么呢？其实是四个事情：
1.由于社团活动和价值观的相似性，社团宣传文件和包装用语可以多年累积使用，导致社团的自我宣传和它当下进行的活动并不相称，容易借助社团历史，超出当前能力和实际状况，过度地自我肯定
2.社团的正面宣传和对社团的负面批评，在校园话语权系统中力量并不对称，前者能够在正规渠道被充分表达出来，后者却相当分散，且得不到有力表达
3.社团通过上述不对称的自我宣传勾引大家入伙，而且非常省事，只需要在招新时宣传一次就能获得大量人力资源，此后只当成员们想离开时才再度启动，来劝说大家不要走。这样成员就可以更多地为它们生产价值，制造新的累积话语优势
4.“参加社团是很有价值的”这种论调不仅拥有不对称的话语优势，而且还借助于现实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构筑了一套社团宣传的话语系统，不断更新，日益强大
那一大段光怪陆离的文字有没有把这四个方面的意思讲清楚了呢？明显没有。而且许多概念还用错了，今天看来许多术语的借用纯属胡来，直到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我才开始准确使用概念。但对于这种思考方式本身我是极其喜欢的；我觉得这才叫抽象，我爱抽象。惟有这种高度浓缩和精神化的思考方式才能满足思考的饥渴。现在把话说明白的能力似乎有了，抽象思考的力量却有所衰减了，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在我看来，北大的典型学生是阎天，他在学术方面做得很出色，但思考方式上我们不是同一类型。我读阎天的文章和阎天读我的文章，应该会有迥异的感觉。但今天我的文章再拿出去，由于混融了很多北大的风格，估计读起来已经比较畅顺了；但同时，文章中的思维密度已经很不如前了，就算比较上研之初的文章和08年夏天以后、09年深秋以前的文章，也会大有不同。
09年秋天开始，我在学术方面自我开展了一场“复归运动”，想要重拾以前的那种深切方式、思维密度和苦涩感，但只在精心雕琢的大文章中有一些效果。直到最近，我才在过往烙印和北大格调中找到一种遂意的平衡，但因精力的日益疲弱，只感壮士迟暮、人书俱老，在秋风里说不出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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