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国之梦，在工业化初期，我国实行“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政策。从理论上讲，进入工业化中期，政策导向应该转变为“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但由于长期政策实施产生的惯性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阻挠（即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所讲的路径依赖，国家从农业提取剩余用于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导致其后相关制度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即使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却仍未看见“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实际政策改革效果。反而三农问题愈加严重，成为党和国家十二五期间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复杂困难的问题需要科学先进的理论来指导，并打破实践主体的思维定势，才有解决的可能。三农问题亦是如此！遍览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和理论，我们发现法国重农主义思潮对我国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很重大的启示，现为大家介绍之，以便大家深入了解和研究。
重农主义产生于18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此时法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即重商主义发展到顶峰，对农业的剥削和破坏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均衡稳定发展，而且资本主义开始从工商业领域扩张到农业，谋求变封建小农经济为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业。重农主义以魁奈和杜尔哥为代表，他们通过接近政治权力中心（魁奈是深受法王路易十五喜爱和信任的宫廷御医），组织社团学会招收门徒传播自己的思想或掌握施政大权（杜尔哥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在法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魁奈《经济表》、《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重农主义主张遵守自然秩序，认为农业是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国家富强之本，必须重视农业，无论任何时候也不能通过牺牲农业来发展其他产业。重农学派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而魁奈又是亚当斯密思想的源泉，同时他深受中国传统重农抑商以及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
下面具体阐释一下重农学派的相关理论，自然秩序是重农学派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自然秩序，人类任何的生产方式，制度设计都不能违背它，只有遵守它，社会才处于健康状态，人类才可享受最大幸福。他们认为，农业就是符合人性符合自然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农业利用的是自然资源，它的所有果实来自大自然有节制的恩赐，只有大自然本身是可持续的。另一个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是符合人性的，举个例子来说，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张弛有度，他的劳动是生态的，他的生存与外部的环境是和谐的。反之，处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普遍的陷入了身份的焦虑，欲望的无止尽扩张既毁了自己又破坏自然，处在忙乱的快节奏中逐渐异化，成为机器，想停都停不下来，浮躁而缺乏恬然自得的生活情趣，这是不符合人性和自然的。而这一切都是由违背自然秩序的社会制度导致的，在中国体现为盲目追求功利化的GDP量化指标。
接下来是魁奈的纯产品理论，这是他认为农业高于一切是财富真正来源的理论依据，所谓纯产品，指由一定资源投入产生的增值产品。他认为工业的生产只是改变了资源的存在状态，而无增值，相当于把生土豆炒成土豆丝，其能量价值没有变，甚至有时会带来价值漏损和浪费。而商业更是建立在等价交换之上无增值价值，只是一种有所消耗的交换行为，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种贱买贵卖追逐利润的欺骗性行为只是转移了价值，而非增值，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下企业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长期总收益等于总成本，利润为零。只有农业，当我们投入了一块土豆后经过几年会变成一车土豆，然后除掉劳动力成本，地租成本···还有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即增值产品。这部分增值产品其实来自于大自然的恩赐，比如阳光雨露，土壤气候，因为这部分资源收益不是人为地贡献，不属于某个人，不作为成本收益分配给某人，所以称为真正的“纯产品”，成为社会财富的来源。而工业产品凝聚了工人的劳动力，资本家的厂房设施原料以及相关资本，它并未产生增值产品而只是改变了产品形态，而且在产品价值实现之后，工人、资本家、经营者按照各自投入的劳动力、资本、管理，以工资、红利、管理费用的形式各自将价值瓜分消耗完毕，并无剩余的纯产品。由此可见，只有农业才能使物质财富本身数量扩大，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正是这种不断地再产生的本源的财富（农业的繁荣），维持着社会，给其他职业以活动力，发展商业，增值人口，活跃工业。因此，农业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
魁奈以其著作《经济表》向我们揭示，农民作为社会各阶层的根本和联系的纽带，其生产者的地位需要全社会的尊重，然而现实中他们只有维持自身生存的资源消耗，没有适当的享受和娱乐资源，这种状况长期存在是值得警惕的，一旦社会机制形成凡勃伦《有闲阶级》中所描述的鄙视劳动，贪图享乐闲适，分配不公的社会风气，人类效率和公平都是有损失的。
重农学派以其科学的理论，沉重打击了重商主义“商业（货币）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国家应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等政策主张，也以其不懈的努力挽救了法国，使其走上稳定均衡健康发展的正规，是值得中国学术理论界学习的。
新中国为实现大国崛起的战略目标，长期采用了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强调积累不鼓励消费，通过压低汇率、补贴、关税等措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量化的GDP指标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举个最间单的例子，由于农业产值对我国GDP的贡献只有9%,相比于工商业的高产值，农业被认为是低收益低回报的，所以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长期偏少，对农业的重视不够。但正如重农学派所讲，不能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其他产业，农业的繁荣是其他一切产业发展的基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政策错误，要及时补救，甚至加倍补偿农业的损失，使经济回到均衡发展的正轨。我国当前的情况甚至严重于那时的法国，20世纪50年代，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强征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从事无偿的工业基本建设，又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掠夺农民利益。而且在长期城乡二元体制下，权利的不平等导致农业、农村、农民几乎承担了工业化的全部成本而没有参与收益分享，人才等各方面投入向城市流动集中，农业发展缺乏后劲，农民生活水平差社会地位低下，总之城乡差距加大，种种张力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面对如此严峻极端的三农形势，我们的理论就不能再强调均衡发展，而是要向重农主义学习，强调农业至上，三农高于一切，这样讲的方法论依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即事物走向一个极端后必将向他的反面发展。非“常”问题要用非常之理论解决，也就是中医所讲的以毒攻毒，大家要相信，非过正不能矫枉。只有宣传这样的重农思想，才能迅速提高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紧迫性的重视，打破实践者的思维定势以及既得利益者的政策逻辑，弥补三农过去的损失，使中国早日走向均衡健康发展的正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