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他说到做到，而且做得光明磊落。民国初年的云南，秩序良好，政局稳定，兵力严整，士气旺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或军队骚乱，就与蔡锷始终坚持军人的操守，对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等行政权不加干涉大有关系。
蔡锷
这时的北方与南方，袁世凯与国民党正为了总统权与内阁权、中央权与地方权、军民分治与地方自治打得不可开交，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北京的军警，在袁世凯暗中指使下，以保卫共和的名义，干预参议院的选举；在南方，江西都督李烈钧公开拒绝了袁世凯越过参议院直接任命的民政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共和，破坏《临时约法》。李说袁实行专制，违背共和原则；袁说李对抗中央，搞地方割据，分裂国家，几乎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袁世凯
李烈钧
倒是偏于西南一隅的云南，在蔡锷的治理下，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蒙自、开化、大理、腾冲等地也发生了几次动乱，但规模不大，很快就平定了，全省的局势也得到了控制，甚至有余力“援蜀救黔”，支援北伐。他训练的云南新军是起义各省中少有的精锐武装，训练有素，建制完整，很有战斗力。他把民生看得很重，起义后第一周，即电告省内各井盐提举，要求“所有各井盐务照常办理，不得停煎误课”。他对省内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很重视，专门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向各省铸币局推销滇产优质紫铜。他在回复同盟会缅甸仰光总机关代表陈警天陈请兴办矿务的来信时特别表示：“当此改革伊始，经营缔造，百端待理，莫亟于财政，然必以实业盾其后；莫要于治安，然必以民政植其本。”并对他所陈招募华侨商股、设立公司、集资办矿一条大加赞赏，认为“洵属根本至计”。
他还提出要兴建滇桂铁路，近者，可以把滇中的矿产输送出去，扩充商业，开辟财源；远者，能使滇、黔、川、桂、粤连为一体，可以巩固国防。然修路固非易事，也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滇省货物只能经滇越铁路，假道越南，转输各地，因路权在法国人手中，动遭挟制。如个旧产锡，输出外洋，需经过海防，每吨货物仅车费就要花去四十元，加上过境费、过路费和税收，更加负担不起了。“间有集股试办者， 每因销路不畅，成本过巨，多所亏折”。因此，他一面建议大总统尽快修建滇桂铁路，一面呼吁收回滇越铁路的路权，以解燃眉之急。他说：“滇土瘠薄，生计维难（艰），自禁种鸦片以来，专恃矿产为命，而运输未便，仍须仰鼻息于外人，若运费日增，生机将绝，此外种种现象，尤不待言。”
（ 解玺璋：《梁启超传》，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 ）
作者简介：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季我努学社顾问、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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