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 王潇
有一阵子,在我接受各类媒体采访的尾声,总会出现相似的情景:年轻的编辑姑娘收起采访提纲,再“滴”的一声关上录音笔,低头略微寻思,然后仰起头,目光殷切,轻声可能还略带局促地说:“我还有些纯个人的问题想问你……”
每当这时,我都会沉吟一下,想了想还是说:“好的,问吧。”
我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样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三个字“怎么办”。
我也知道,在年轻的时候,每当卡在选择边缘,总是寄希望于遇到一个知心大姐。那大姐最好随时见到,随时优雅笃定、宠辱不惊,当你惊慌失措地面对她,她只需看你一眼即刻全都明了,一句话就指点了迷津,然后只管照大姐说的去做,不出几日柳暗花明。
每次在回答之前,我都想告诉对面那个姑娘的是:我不是知心大姐,其实,我顶多是吹火柴的人。
为什么是吹火柴的人?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姑娘蜷缩在大年夜划亮了最后一根火柴,她在火光里看见了香喷喷的火鸡、慈祥的奶奶,正在她陶醉在最后的温暖里时,有个人走过去说:“嘿,醒醒!”然后“噗”的一声吹灭了火柴。
与其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不如直接吹了火柴看见真相,相比其他循循善诱,吹火柴很招人讨厌,但是见效最快。可惜,从情感上,人们都爱知心大姐,并不爱吹火柴的人。人们喜爱温情脉脉的过程,喜爱讲究方式方法,对待自己,人们乐于缓缓沉溺,再慢慢醒来。
我向来无力招架絮絮叨叨、循循善诱,对他人的细节、感受与八卦也缺乏天然的敏感,尤其是对诸如“我是小三怎么办”“我减肥坚持不了怎么办”“我明知我男朋友是混蛋就是离不开怎么办”这类问题毫无分享的兴趣和耐心。
对身边熟人,此类问题还可以劈头盖脸,而面对陌生人泪眼蒙眬地来倾诉,我就算恨铁不成钢也拉不下脸来摔笔骂街,最终结果是问题依旧,而双方都很憋闷。的确,比较起提问者的选择困难,我更怕倾诉。只要还停留在倾诉感受而不是陈述事实,那这个人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倾诉强度与混沌强度,与问题解决的时间,永远成正比。同时,我更怕面对那类非此即彼的严肃抉择型的提问。
太重大的问题,不敢回答,尤其是事关人生转折寻求决策意见的问题。功力不到,即使玩命吹火柴也未必能让我和对方看见真理。各人天赋、际遇和需求大不同,对于若干往来几句就敢大肆指点的那些知心大姐我持保留意见。信口开河一旦说错责任太大,别人的命运和半辈子,完全担当不起。
因此,面对姑娘们的提问,我先会如常回答。回答之后,我会赶紧补充:
我写过的东西完全以主观过往经验为基础,总结出的具体方法目前看来仅能部分解决我自身的具体问题。如果哪些思考方法刚好可借鉴、有营养,分享到的人可依据情况分析之后自行吸取;如果不适用,一对一絮叨再久也依然无用。
真正的知心大姐是有的,而且可以很多,时时处处,但需要自己去辨听和发现。这些提点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件事,是在长期专注思考后突然照进的一道亮光,有点“开悟”的意思。前提依然需要自身主动的“长期”“专注”“思考”,否则一百个大姐也没用。
理论上如果存在真正的人生规划师,那么该规划师的科学工作方法与工作量投入应该不亚于麦肯锡的强度和深度,才可能得出行之有效的结论,况且麦肯锡的解决方案也会错。
人生问题的特殊性,就在于无法求医,只能揣摩医术然后自医。也只有完全走上由自己选定的路,未来才会负起全责,怨无可怨。
你自己就是那个吹火柴的人,你要自己狠心吹灭手中的火柴,向四周看看,是的,刚才都是幻象。当你感觉到越来越冷,越来越绝望,赶快丢掉手中虚假短暂的温暖,趁还没冻僵的时候,站起来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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