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神秘论”批判
本来绵延不断的创新,本来司空见惯的创新,本来相对简单的创新,到了现代,到了二十一世纪反而成为一件虚幻神秘、扑朔迷离、高深莫测、敬而远之的事情了。在许多人的眼里,创新就是“高精尖”, 他们把创新与高新技术划了等号,认为只有像“神舟飞船”“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才算是创新。创新自然就是具有高学历、高学位的天才、精英才能干的事情。应该说,“高精尖”技术确实包含了创新,而且是难度很高的创新,但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合理化建议、小改小革、小发明、小创造等都在创新的范畴。在更多人看来,创新有一层神秘的面纱,令人望而却步,心生敬畏,还未交手便怯阵缴械投降了。人人都知道创新很重要,创新会出很高的效益,但谁也不敢涉足创新。就像人人都知道世上没有鬼神,可人人心里都有鬼神,还有不少人焚香烧纸对鬼神顶礼膜拜。企业对待创新,嘴上说重要实际上是不要,甚至认为鼓捣创新的人都是不好好干活的人。企业宁可花高价钱去买设备购机器,也不愿意把钱花在创新上。就整个社会而言,缺少创新的良好环境,包括鼓励创新的软环境和激发创新精神的良好氛围,以及激励创新的政策和机制。制定政策的领导机关,由于对创新范围、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和创新方法缺乏正确认知,因此,往往停留在一般号召和泛泛而谈的层次上,缺乏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形成“年年喊创新,年年难创新”的尴尬局面。
上述状况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创新神秘论”在作祟。
“创新神秘论”已经成为普及创新知识的桎梏,已经成为阻碍创新实践的羁绊,已经成为培育创新精神的销蚀剂,已经成为建设创新国家的绊脚石,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批判的时候了。
说到“创新神秘论”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一个外国人,他就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许多书上都说熊彼特是第一个提出创新理论的人,是创新的权威。翻开社会发展历史,创新实践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活动而出现,尽管初始的创新实践很简单,但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理论总是滞后于实践。创新理论的提出,到20世纪初叶才由熊彼特完成。 1912年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德文版的出版被认为是最初提出的创新理论,成为创新的发凡之作,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理论在创建阶段往往是欠周延、欠确切的,但却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熊彼特及其创新理论在我国的转播,大约始于改革开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介绍熊彼特的文章论著的增多,熊彼特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大凡专家学者、报刊书籍,只要一谈到创新,言必称“熊彼特”,把熊彼特当做创新的“鼻祖”,把“熊彼特创新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必须指出,熊彼特并没有“论创新”的专著,他的所谓“创新理论”是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来的。这本经济专著,是在探讨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规律,从经济角度,以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技术—经济间的基本互动机制进行了考量,因此他在论述创新时只能局限于经济方面,只能局限于与生产有关的企业、技术、生产、管理、销售等,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把熊彼特在经济专著中表达的对创新的最初认知和初步探索抽象了出来,作为揭示创新普遍本质和创新通用规律的系统理论,给创新披上了神秘面纱,强化了创新的神秘感,逐步形成了“创新神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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