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傑英说书讽日寇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日伪统治时期的北京，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们敢怒不敢言。以说《施公案》享名曲坛的评书艺人袁傑英，却常常以粮食、煤球涨价，官吏压榨百姓等为话题，借书中人物之口，运用皮儿厚的“包袱儿”（曲艺界将包袱中能令人立时发笑的称做皮儿薄；将乍一听不可笑，过后细思起来不但可笑而且有深意的称做皮儿厚），大胆地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当时黑暗的社会。
日本帝国主义于行将失败之前，在北京也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挣扎，强迫市民挖防空壕，令北京各个商店、住户都必须在门前设一卷席、一罐水、一堆土，并且要在门上贴一张写有“防空防火设备已齐”字样的纸条。百姓们恨透了日本鬼子，常常在心里诅咒，盼着能有场大火把他们烧光。一日，袁傑英在电台说《施公案》后套，说到施公放赈齐东县，殷家堡一伙贼人深夜潜入县城放起大火。施公派人救火，赵璧看见路南有一家商店，门上贴着红纸条，就说：“这个铺子已然贴出歇业出倒条了，不必忙着救它啦。”及至众人走近，才看清纸条上写的是“防空防火设备已齐”。这一“现挂”，暗讽了日寇此举的徒劳。（转自《中国曲艺志·北京卷》）
袁傑英（1888—1947），评书艺人。北京人。初拜王致廉为师，学说《施公案》。他身材伟岸，相貌堂堂，在北京评书界以“帅”著称。他一生只在北京说一部《施公案》(《五女七贞》)。经常在西安市场、天桥等各大书馆如长顺轩、福海居等处献艺。
袁傑英说书的特点是武书文说，不闹不躁。说表中蕴含人情事理，娓娓道来，坐谈打斗，一招一式，条理分明。他的《施公案》及其兄袁傑亭、弟袁傑武说的《施公案》成一流派，人们称为“袁氏三傑”。
袁傑英的《施公案》以黄天霸、赵璧为“书胆”，从赵璧的一言一行、一衣一履、一车一马中皆能生出情理之中的笑料。说五凤山毒死俞璞时，一步一紧，令人神往。所说“赵璧巧摆罗圈会”、“巧圆四命案”、“张家寨拿鵡鵰反串翠屏山”等回目都极见巧思。袁傑英说书艺术造诣高深，与同一时代的王傑魁、品正三齐名，许多文化人和京剧名角（如金少山、谭小培等）都爱听他说书。
品正三力辞称泰斗
品正三（1896—1953），满族人。若从清雍正十三年王鸿兴在北京新街口说书算起，他父亲世殿成是第七代评书演员，到品正三是第八代，与他同期的评书名家还有陈士和、王杰魁等。
品正三广采博收，求师虚心，二十一岁出师登上书坛后，又拜在清宫说过书的张次（岚？）溪为师，并从文福仙学《征东》，从盖诚兰学《杨家将》，从田岚云学《明英烈》，从李豫鸣学《龙潭鲍骆》。一九三八年得到评书大王双厚坪的全部《隋唐》提纲，就以家传的《隋唐》为基础，弃诸本之短，集众家所长，整理出一部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隋唐》。别人说《隋唐》大多从秦琼当锏卖马开书，到李渊兴师起义收场，一说好几个月。品正三的“一转书”（旧社会说书，两个月换一次书场，谓之“一转书”），能从兴隋、兴唐说到五代残唐，当时人们称赞道：给书听的“品八套”，肚里宽绰技艺高。长枪书少点缀，短打书不骑马。只有《隋唐》这部书兼而有之。品正三说书颇有“文武不挡”的特色，把书说得既合情又合理。如通过秦琼发配北平府、二堂见姑、巧遇罗成等情节，他能把人物的悲欢离合说得淋漓尽致，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说得环环入扣。由于品正三古文功底厚实，讲、评并重，说、做俱佳，京剧界的余叔岩、谭小培等名角常是他的座上客。有一次金少山曾当众推崇品正三说；“我演敬德，单雄信，得扮上装才像；而你不用勾脸，眉毛一立，眼睛一瞪，架子一拉，神备气足，就像极了!”
品正三平生有“三爱”（爱看书、爱看戏、爱杂学）、“三多”（多问教于前辈。多学同业长处。多听听众反映），结果达到了“三阔”（耳阔、眼阔、心阔）。他不务虚名，要求自己严格，从未因获得“品八套”的盛名而飘飘然。他常说 “要做学十当一的虚心人。不做学一当十的狂生！”
一九四三年九月初，品正三在前门外石头胡同三和成书馆说书，开书当天，他见书馆门口海报上写着“评书泰斗品正三”几个宇，马上反对说：“说书的应该说好书，精益求精是本分。再说我所会的有限，自吹自擂称‘泰斗’，令同行憎恶，听众耻笑。今天不把这海报去掉，我扭头就走！”最后书馆只得尊重品正三的意见，搞下“泰斗”牌子才完事。这段往事，在曲坛长期传为佳话。
品正三的谦虚品德，很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选自1982年第4期《曲艺》）
赵玉峰与卖梨小贩
赵玉峰在天津“玉霖春”茶馆说书，有个姓张的小贩在茶馆卖梨。时间长了，彼此很熟，有时在开书前后，互相交谈几句。
这天，谈到书中的“扣子”，赵玉峰说：“唱戏讲轴子，说书讲扣子。我在这里，一部书能说一节（三个月），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听，除了看我的表演之外，还要靠书中有扣子。”卖梨的小贩不相信。赵玉峰说：“咱们一会儿见。”开书之后，他便使上了“扣子”，什么“子母扣”、“连环扣”，一个“扣子”接一个“扣子”。书场听众聚精会神，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哪还有闲工夫去买梨吃。直到散场，一个梨也没有卖。卖梨的小贩才信服“扣子”的厉害。
注：赵玉峰（1894—1971），西河大鼓赵派创始人。艺名赵双合。河北河间人。幼年流落天津，初学京韵大鼓，后改学小北口西河大鼓。11岁开始卖艺，青年时即已崭露头角。其演出活动多在天津、北京、沈阳、抚顺等地，颇负盛名。一生虚心好学，努力探求，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他擅长表演的传统书目有《隋唐》、《包公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积极编演现代题材的书目，如《烈火金钢》等。弟子有田荫亭、赵书棋、马增芬等。
丁正洪巧骂“南京虫”
抗日战争胜利后，***委派接收大员从南京来到沈阳。有一天，某大员在警察陪同下，来到小南茶社听书。此时，丁正洪正演说《列国》。茶馆伙计怕出事，借倒水的机会，把这事暗中告诉了丁正洪。丁正洪为人正派，他对大员们的“劫收”行为早已不满，决定暗刺一枪。凑巧，这天正说到“郑庄公黄泉认母”，郑母武姜夫人久居地宫，由于潮湿，身上长满疥疮。庄公请医为母治病，却久治不愈。有位庸医出主意，说臭虫能吃疥疮，只要多养臭虫，就能为郑母治病。臭虫又名南京虫。庄公听了庸医的话，在宫中养了许多南京虫，结果母病愈重。庄公无奈，请来名医扁鹊。扁鹊叹道：“南京虫只能喝人血，怎么能治病呢？”台下那位大员来自南京，确实“喝人血”。他却不便发作，若是发作，等于承认自己是“南京虫”了。
听书赔玻璃
上世纪50年代初，抚顺相声艺人祝敏改弦更张学说评书。当年秋，在抚顺市人民茶社说长篇大书《小八义》，200多个座位，场场爆满。当时是说一段书一打钱。出去一位，才能补进一位。一天，有位矿工来晚了，只好站在窗外等候。可是，等了半天也没人出来，他又急于听书，就把一条毛巾蘸上水，贴在玻璃上，用手轻轻一砸，便把玻璃砸碎了。他立刻把头伸进屋里去听书。茶社伙计走来干涉。那位矿工说：“别吵吵，说话影响听书，打碎的玻璃，我照价赔偿。”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6页
李庆溪一生不忘一场书
民国三十二（1943）年夏天，李庆溪在沈阳北市场同合茶社说书，每晚爆满，座无虚席。当时的自行车还不多，同合茶社门前却排满两大溜自行车。许多观众都是远道而来。有一天下大雨，从早下到晚，马路成河。李庆溪以为天黑雨大，不会有人听书了，所以准备早点休息。谁料当晚8点，茶社老板王同合领着两位听众代表，趟了五里“水路”来到李家说：“园子满座了，您怎么误场？”李庆溪深觉不安，急忙跟随王老板来到茶社。先向听众道歉，后说书。他也不分段、不打钱，一气说了两个钟头。数十年后，李庆溪仍不忘此事，他常说：“艺人应该对得起听众。那个风雨夜我私自休息，对不起听众，这是个教训！”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3页
雇人听书
抚顺评书演员卢学仁，60年代初在书场说《呼家将》，很受欢迎。有的工人怕回家吃饭误了上夜班，便带饭盒到书场听书；下了白班的工人，宁肯饿肚子，也要听完书再回家吃饭。有位上夜班的工人，为了把卢学仁的书听全，在上夜班之前，自己掏钱买好票和茶水，雇一个人去给他听书。等他下夜班之后，再由被雇的人把书中的故事情节讲给他听。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7页
陈青远偷听《隋唐演义》
20世纪40年代，锦州东北大鼓演员陈青远在一个县城说书，听说另一家茶馆请来一位名角说《隋唐演义》。这部书本来是陈青远的“底活”（拿手书）。可是，陈青远听说人家书好，有特色，便买票去听书。不想，一下被人认出来了，说啥也不叫听。陈青远知道，艺人怕他把书学去，夺了自己的饭碗子，便再没说什么。到了晚上，开书之前，陈青远便同一些不买票的听众一起，站在窗外听书。三九天，寒气逼人，特别是晚上，足有零下30多度，陈青远一站就是两个钟头，脚都冻木了。就这样，他坚持一冬，听完全部《隋唐演义》，把许多好的地方糅进自己的书中，丰富了自己的《隋唐演义》。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2页
祝敏请客
1953年，评书艺人祝敏在抚顺人民茶社演出《小八义》，深受欢迎。一天，散场后，有位工人来到近前，说明天中午请他到回民饭店吃饭。次日中午，祝敏准时到回民饭店赴约，进门一看，酒饭都准备好了。三杯过后，那位工人说：“祝先生，昨晚，您有个字念错了。”祝敏不好意思地问，哪个字？那位工人说：“您把‘孤注一掷’的‘掷’字念成‘扔’了。”祝敏听罢，恍然大悟。接着，那位工人又把“掷”字的读音、用法和成语的来源说了一遍。祝敏顿开茅塞，连声道谢。饭后，那位工人要付饭账，祝敏百般不肯，说：“我花钱请老师还请不到呢，老师送上门来，岂能不吃酒饭？”于是，“祝敏请客”被传为书坛佳话。
陈青远学口技
20世纪60年代，有一天，东北大鼓艺人陈青远的老伴儿正在做饭，就听屋门吱扭吱扭直响。她以为是小孩儿玩儿，也没理会。谁知道响起来没完，老太太便喊了声：“谁呀？”没声了。不一会儿，又吱扭吱扭地响开了。她跑去一看，原来是陈青远坐那儿玩“门”呢。老伴儿撇嘴说：“你呀，老不着调，没事摆弄门，多闹人，真成老小孩儿了！”可陈青远像没听见似的，照常又推又拉，嘴里还跟着学。老伴儿这才明白，他是学开门声的**呢。后来陈青远说评书《肖飞买药》，学开门声生动逼真，十分精彩。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8页
维护交通秩序模范——刘兰芳
自从《岳飞传》在全国63家电台播放后，刘兰芳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一天，她家来了两位客人，说：“市里要召开交通治安表彰大会，请您去参加。”刘兰芳一听，愣住了，我也没去做维护交通秩序的宣传，为何让我去开会？来人解释道：每天晚上6点半钟，白班工人下班，夜班工人上班，学生放学，职工回家……大街上，车水马龙，人多车挤。在交通部门来说，此时此刻，最容易发生交通肇事。可是，自从刘兰芳在电台播讲评书《岳飞传》以来，这个时间，街上的车辆行**为减少，上下班的工人都在广播喇叭下听《岳飞传》。一些贪玩的孩子们，也不在马路上打球乱跑了，他们跑回家里，围在收音机旁听《岳飞传》，交通肇事显著减少。刘兰芳同志有功！经研究，授予维护交通秩序模范的称号。说着，拿出鞍山市铁西区维护交通秩序办公室奖励给她的一套精制茶具。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8页
到什么人家唱什么曲儿——陈青远
有一次，陈青远到一户娶媳妇的人家去演出，正日子前一天是“落水桌”（准备酒饭），客人都还没上来，准备第二天正日子吃的。晚上，一边准备吃的一边听大鼓书。陈青远在开大书之前，唱了个小段《王二姐思夫》，这下可把东家唱炸了，说：“我媳妇还没娶到家，你就让她守寡啊！”不但不给钱，还要把他轰出去，幸亏有落忙的给说情（他们为了听书），才算了事。陈青远说：“那时，唱堂会和摸竿演唱，不仅要注意书目，连人家姓什么都得事先问好，免得犯忌。说不对，轻者被轰出去，重者挨打。”从此，他总结出，到什么人家唱什么曲儿，到娶媳妇人家，要唱《天河配》、《状元及第》；到办丧事的人家，要唱《岳母刺字》、《王祥卧鱼》；到祝寿的人家，要唱《麻姑献寿》、《白猿偷桃》；到做满月的人家，要唱《麒麟送子》、《五子登科》。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45页
听完书才能开会
60年代，锦州的东北大鼓演员陈青远到农村去演出，十里八村很快就传开了，男女老少都来听他的书，俱乐部装不下，只好到场院里去露天演出。没有舞台，就把两个石磙子对在一起，陈青远站在石磙子上演出，每场演出，观众都在千人以上。有人索性站到房上（辽西一带是平房）或树上观看。在露天演出，陈青远也和在俱乐部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农民们都称赞他“随和”，“不摆架子”。有一次，一位县里领导下乡来检查工作，晚上准备召开社员大会。可是，时间到了，社员们谁也没去。这位领导很恼火，问谁谁也不说。最后，生产队长说：“方才人们都在听陈青远在电台播讲的《樊梨花下山》，都听迷了，谁也不肯来开会。我们生产队开会，也都错开这个时间。”这位县领导一听，才恍然大悟。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7页
驴翻译
1941年，沈阳老工业区一带有个姓吕的日本翻译，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干了许多坏事。吕翻译爱喝茶，天天下茶馆，从不给钱。这天，朱起云正在三义茶社说《大五义》，他见吕翻译在座，便想骂他几句。说到杭州擂时，即兴编词道：“有位老剑客叫谷云飞，外号神行无影倒骑驴。谷云飞登台打擂，下了毛驴，对驴说道：你先回家送个信，就说我在这儿打擂，今天不能回家吃午饭了。各位若问，驴会说话吗？您不知道，这驴受过训练，还会说外国话呢，大伙都管它叫驴翻译！”台下听众大笑，还有人偷看吕翻译。吕翻译大怒，走上书台踢了朱起云一脚。朱起云挨打，嘴不输：“呦，驴翻译尥蹶子！”事后，朱先生被拘留了半天，被茶社掌柜保了出来。
朱起云（1908—1974），河北省容城县人。1926年拜西河大鼓著名艺术家赵玉峰为师（赵有四弟子：朱起云、田起山、张起武、李起照，素有“云山雾罩”之称）。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3页
杨田荣说书育人
1963年，评书演员杨田荣在鞍山市铁西区的一家茶馆里说《战斗的青春》。有一天，散场后，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没有走，他来到杨田荣的书桌旁，热情地与杨握手，说：“杨先生，咱们再见吧！”杨田荣听罢一愣，不知何出此言！小青年见杨田荣发愣，说：“杨先生，我是鞍山钢铁公司的一名电工，上月初，厂子里要调我到酒泉工作，去支援大西北。我生在鞍山长在鞍山，故土难离，所以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既不想去，又不想上班，便天天泡在茶馆里听你说书。你说的许凤、秀芬、小曼，她们在敌人的监狱里，在刑场上，想到的是国家，是人民，惟独没有自己。可是厂子里调我去支援新的工业基地，我却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能对得起那些革命先烈么？跟人家比，我很惭愧。今晚，我是特地来与杨先生告别的。我决心已定，去酒泉的火车票都买好了。”说着，他把火车票掏出来给杨田荣看，接着又说：“我明天就启程，到新的工作岗位，我也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去努力工作，请杨先生放心吧！”小青年的一番话，说得杨田荣心里热乎乎的。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7页
杨田荣“跟踪”解放军
杨田荣60年代初在鞍山茶社说《铁道游击队》，老书客说他说得“官不像官，兵不像兵，大队长刘洪出来像黄天霸”。杨田荣自己也觉得说得不像。为什么？没生活。一天，他在虹桥西头碰见一名解放军，模样和他想象中的刘洪不差上下，也是中等个头，宽肩膀，浓眉大眼。看那解放军上了大桥，他也跟着上桥；解放军进公园，他也买票进公园；解放军看完老虎看猴子，他也跟着看老虎猴子。解放军走路快，他上了岁数，跟得很吃力。一路上仔细观察，模仿解放军的举止言谈，声音笑貌。最后，那位解放军奔向火车站，他也奔向火车站。路过派出所时，解放军快步走进派出所，杨田荣只好在门前转悠。不一会儿，出来个警察，一见杨田荣，认识。打过招呼，把他领进派出所。杨田荣一进来，那位解放军说：“就是他！”此时，杨田荣一切都明白了，解放军以为是坏人跟踪，告到了派出所。于是只好说明跟踪的缘由。那位解放军听说他是评书艺人，把自己当作刘洪来体验，很不好意思地说：“实在对不起，你跟我半天，我……我把你当成坏人了。”两个人说着，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杨田荣一直把他送上火车，依然难舍难分。那位解放军后来又访问过他，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8页
赵玉峰震惊四座
30年代末，西河大鼓赵派创始人赵玉峰从天津出关到抚顺，在千金寨三仙茶社说《薛礼征东》。当说到“淤泥河薛礼救驾”一节时，说：“白袍小将在小山头看见唐王骑马被困河滩，敌人大将盖苏文追上前去，举刀相逼……情况紧迫，山势险峻，薛礼飞身上马，居高临下，直扑敌将盖苏文，口中高声喊道：‘主公勿惊，臣薛礼救驾来了！’”说到薛礼往山下扑去时，赵玉峰随着念白，使了一个大身段，踢腿，翻身，左腿独立，右腿向后，身往前倾，双眼俯视，手作持枪斜向下指的姿势。这时，观众似乎看到了情况紧迫，山势险峻，薛礼不顾一切冲上前去的英勇形象，感到薛礼真的像从山上冲下来了，呼拉拉纷纷站起身来朝上看，霎时间，书场乱了！原来书客们猛地一起身，打碎了一把茶壶，五六个茶碗，蹬坏了两条板凳。赵玉峰见状，只好停下一阵子，等静下来才接着往下说。当诸多同行前来请教他时，赵玉峰说：“咱们书曲艺人，书坛上没有布景、道具，身上也没有行头装扮，‘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全凭说书人一张嘴和做（表演）将人物说出来，因而表叙时要看到，进入角色要做到，唐王骑马奔逃，前有高山，后有敌将，情况紧急。这时，说书人应该看到：山势如何险峻，道路如何崎岖，甚至有树干横空，巨石挡道。惊，山高路险；急，马行困难；怕，敌将逼近。几种心情交织在一起，表叙出来便真实感人。”众人听罢，无不叹服。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0页
偷艺见功夫
西河大鼓演员徐正侠，20世纪50年代经常在长春市演出。她虽少小学艺，但从不满足自己所掌握的技艺。为学习前辈和同辈的长处，她经常扮成“假小子”，冬季戴一大耳棉帽和口罩，站在茶社门前；夏季则蹲在茶社窗外，把头发遮入帽中，一听就是五六段。艺人管这叫“偷艺”。虽有“偷”字，但艺人们谈论此事，都是佩服、赞许与肯定。她能集各家之长，表演闺秀端庄大方，表演武将哇呀怪叫，表演老翁咳嗽声声，表演老妪拄杖频频……“赞”“赋”多变，贯口自如，出口无废话，可谓功到自然成。一部《东汉》，在荣发茶社可连演“三节”（演出合同期）。
——《中国曲艺志·吉林卷》478页
固桐晟义救“坠子皇后”
评书艺人固桐晟民国二十四年八月重回沈阳说书，营业一直很好，不久家也搬到翔云阁茶社后院居住。民国二十八年，号称“坠子皇后”的乔清秀与丈夫乔利元率子乔文波，女乔月楼、乔喜楼、乔凤楼等也到沈阳作艺，红极一时。固桐晟和乔利元以及著名东北大鼓艺人霍树棠等结拜为盟兄弟。固和乔氏夫妻均在四海升平（原翔云阁）作过艺。
民国三十年，乔清秀母女四人在沈阳城内公余茶社演出时，日伪特务李广龄让乔喜楼随他去旅馆陪酒，乔清秀苦苦哀求也不放过。乔利元得信后赶回茶社再三求情，李广龄说：“你女儿不去，你老婆陪我去吧！”乔利元说：“我们是清买卖，不能去！”李广龄恼羞成怒，就说乔利元私通八路，从关里到关外联络“反满抗日”。遂把乔利元、乔清秀抓到了伪警察局，并率打手搜查了乔、霍和固的家，把他们拜把兄弟的兰谱、合影也拿去当了“罪证”。后几经找人送礼求情，才将乔清秀一人放回，仍然不放乔利元。后来听说乔利元被日本鬼子活活摔死喂了狼狗。
固桐晟深怕乔清秀母子再遭毒手，就和刘凤起等人设法把他们隐藏起来，又乘特务不备，把乔清秀母子送上进关的火车，她们才得以逃回天津。民国三十七年，固桐晟去天津说书时，特意到乔家探望，有幸和得以生还的乔文波、乔月楼、乔凤楼重逢。1951年，在天津大舞台召开的反霸大会上，固桐晟还代表乔月楼控诉了特务李广龄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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