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傑英说书讽日寇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日伪统治时期的北京,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们敢怒不敢言。以说《施公案》享名曲坛的评书艺人袁傑英,却常常以粮食、煤球涨价,官吏压榨百姓等为话题,借书中人物之口,运用皮儿厚的“包袱儿”(曲艺界将包袱中能令人立时发笑的称做皮儿薄;将乍一听不可笑,过后细思起来不但可笑而且有深意的称做皮儿厚),大胆地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当时黑暗的社会。
日本帝国主义于行将失败之前,在北京也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挣扎,强迫市民挖防空壕,令北京各个商店、住户都必须在门前设一卷席、一罐水、一堆土,并且要在门上贴一张写有“防空防火设备已齐”字样的纸条。百姓们恨透了日本鬼子,常常在心里诅咒,盼着能有场大火把他们烧光。一日,袁傑英在电台说《施公案》后套,说到施公放赈齐东县,殷家堡一伙贼人深夜潜入县城放起大火。施公派人救火,赵璧看见路南有一家商店,门上贴着红纸条,就说:“这个铺子已然贴出歇业出倒条了,不必忙着救它啦。”及至众人走近,才看清纸条上写的是“防空防火设备已齐”。这一“现挂”,暗讽了日寇此举的徒劳。(转自《中国曲艺志·北京卷》)
袁傑英(1888—1947),评书艺人。北京人。初拜王致廉为师,学说《施公案》。他身材伟岸,相貌堂堂,在北京评书界以“帅”著称。他一生只在北京说一部《施公案》(《五女七贞》)。经常在西安市场、天桥等各大书馆如长顺轩、福海居等处献艺。
袁傑英说书的特点是武书文说,不闹不躁。说表中蕴含人情事理,娓娓道来,坐谈打斗,一招一式,条理分明。他的《施公案》及其兄袁傑亭、弟袁傑武说的《施公案》成一流派,人们称为“袁氏三傑”。
袁傑英的《施公案》以黄天霸、赵璧为“书胆”,从赵璧的一言一行、一衣一履、一车一马中皆能生出情理之中的笑料。说五凤山毒死俞璞时,一步一紧,令人神往。所说“赵璧巧摆罗圈会”、“巧圆四命案”、“张家寨拿鵡鵰反串翠屏山”等回目都极见巧思。袁傑英说书艺术造诣高深,与同一时代的王傑魁、品正三齐名,许多文化人和京剧名角(如金少山、谭小培等)都爱听他说书。
品正三力辞称泰斗
品正三(1896—1953),满族人。若从清雍正十三年王鸿兴在北京新街口说书算起,他父亲世殿成是第七代评书演员,到品正三是第八代,与他同期的评书名家还有陈士和、王杰魁等。
品正三广采博收,求师虚心,二十一岁出师登上书坛后,又拜在清宫说过书的张次(岚?)溪为师,并从文福仙学《征东》,从盖诚兰学《杨家将》,从田岚云学《明英烈》,从李豫鸣学《龙潭鲍骆》。一九三八年得到评书大王双厚坪的全部《隋唐》提纲,就以家传的《隋唐》为基础,弃诸本之短,集众家所长,整理出一部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隋唐》。别人说《隋唐》大多从秦琼当锏卖马开书,到李渊兴师起义收场,一说好几个月。品正三的“一转书”(旧社会说书,两个月换一次书场,谓之“一转书”),能从兴隋、兴唐说到五代残唐,当时人们称赞道:给书听的“品八套”,肚里宽绰技艺高。长枪书少点缀,短打书不骑马。只有《隋唐》这部书兼而有之。品正三说书颇有“文武不挡”的特色,把书说得既合情又合理。如通过秦琼发配北平府、二堂见姑、巧遇罗成等情节,他能把人物的悲欢离合说得淋漓尽致,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说得环环入扣。由于品正三古文功底厚实,讲、评并重,说、做俱佳,京剧界的余叔岩、谭小培等名角常是他的座上客。有一次金少山曾当众推崇品正三说;“我演敬德,单雄信,得扮上装才像;而你不用勾脸,眉毛一立,眼睛一瞪,架子一拉,神备气足,就像极了!”
品正三平生有“三爱”(爱看书、爱看戏、爱杂学)、“三多”(多问教于前辈。多学同业长处。多听听众反映),结果达到了“三阔”(耳阔、眼阔、心阔)。他不务虚名,要求自己严格,从未因获得“品八套”的盛名而飘飘然。他常说 “要做学十当一的虚心人。不做学一当十的狂生!”
一九四三年九月初,品正三在前门外石头胡同三和成书馆说书,开书当天,他见书馆门口海报上写着“评书泰斗品正三”几个宇,马上反对说:“说书的应该说好书,精益求精是本分。再说我所会的有限,自吹自擂称‘泰斗’,令同行憎恶,听众耻笑。今天不把这海报去掉,我扭头就走!”最后书馆只得尊重品正三的意见,搞下“泰斗”牌子才完事。这段往事,在曲坛长期传为佳话。
品正三的谦虚品德,很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选自1982年第4期《曲艺》)
赵玉峰与卖梨小贩
赵玉峰在天津“玉霖春”茶馆说书,有个姓张的小贩在茶馆卖梨。时间长了,彼此很熟,有时在开书前后,互相交谈几句。
这天,谈到书中的“扣子”,赵玉峰说:“唱戏讲轴子,说书讲扣子。我在这里,一部书能说一节(三个月),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听,除了看我的表演之外,还要靠书中有扣子。”卖梨的小贩不相信。赵玉峰说:“咱们一会儿见。”开书之后,他便使上了“扣子”,什么“子母扣”、“连环扣”,一个“扣子”接一个“扣子”。书场听众聚精会神,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哪还有闲工夫去买梨吃。直到散场,一个梨也没有卖。卖梨的小贩才信服“扣子”的厉害。
注:赵玉峰(1894—1971),西河大鼓赵派创始人。艺名赵双合。河北河间人。幼年流落天津,初学京韵大鼓,后改学小北口西河大鼓。11岁开始卖艺,青年时即已崭露头角。其演出活动多在天津、北京、沈阳、抚顺等地,颇负盛名。一生虚心好学,努力探求,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他擅长表演的传统书目有《隋唐》、《包公案》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积极编演现代题材的书目,如《烈火金钢》等。弟子有田荫亭、赵书棋、马增芬等。
丁正洪巧骂“南京虫”
抗日战争胜利后,***委派接收大员从南京来到沈阳。有一天,某大员在警察陪同下,来到小南茶社听书。此时,丁正洪正演说《列国》。茶馆伙计怕出事,借倒水的机会,把这事暗中告诉了丁正洪。丁正洪为人正派,他对大员们的“劫收”行为早已不满,决定暗刺一枪。凑巧,这天正说到“郑庄公黄泉认母”,郑母武姜夫人久居地宫,由于潮湿,身上长满疥疮。庄公请医为母治病,却久治不愈。有位庸医出主意,说臭虫能吃疥疮,只要多养臭虫,就能为郑母治病。臭虫又名南京虫。庄公听了庸医的话,在宫中养了许多南京虫,结果母病愈重。庄公无奈,请来名医扁鹊。扁鹊叹道:“南京虫只能喝人血,怎么能治病呢?”台下那位大员来自南京,确实“喝人血”。他却不便发作,若是发作,等于承认自己是“南京虫”了。
听书赔玻璃
上世纪50年代初,抚顺相声艺人祝敏改弦更张学说评书。当年秋,在抚顺市人民茶社说长篇大书《小八义》,200多个座位,场场爆满。当时是说一段书一打钱。出去一位,才能补进一位。一天,有位矿工来晚了,只好站在窗外等候。可是,等了半天也没人出来,他又急于听书,就把一条毛巾蘸上水,贴在玻璃上,用手轻轻一砸,便把玻璃砸碎了。他立刻把头伸进屋里去听书。茶社伙计走来干涉。那位矿工说:“别吵吵,说话影响听书,打碎的玻璃,我照价赔偿。”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6页
李庆溪一生不忘一场书
民国三十二(1943)年夏天,李庆溪在沈阳北市场同合茶社说书,每晚爆满,座无虚席。当时的自行车还不多,同合茶社门前却排满两大溜自行车。许多观众都是远道而来。有一天下大雨,从早下到晚,马路成河。李庆溪以为天黑雨大,不会有人听书了,所以准备早点休息。谁料当晚8点,茶社老板王同合领着两位听众代表,趟了五里“水路”来到李家说:“园子满座了,您怎么误场?”李庆溪深觉不安,急忙跟随王老板来到茶社。先向听众道歉,后说书。他也不分段、不打钱,一气说了两个钟头。数十年后,李庆溪仍不忘此事,他常说:“艺人应该对得起听众。那个风雨夜我私自休息,对不起听众,这是个教训!”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3页
雇人听书
抚顺评书演员卢学仁,60年代初在书场说《呼家将》,很受欢迎。有的工人怕回家吃饭误了上夜班,便带饭盒到书场听书;下了白班的工人,宁肯饿肚子,也要听完书再回家吃饭。有位上夜班的工人,为了把卢学仁的书听全,在上夜班之前,自己掏钱买好票和茶水,雇一个人去给他听书。等他下夜班之后,再由被雇的人把书中的故事情节讲给他听。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7页
陈青远偷听《隋唐演义》
20世纪40年代,锦州东北大鼓演员陈青远在一个县城说书,听说另一家茶馆请来一位名角说《隋唐演义》。这部书本来是陈青远的“底活”(拿手书)。可是,陈青远听说人家书好,有特色,便买票去听书。不想,一下被人认出来了,说啥也不叫听。陈青远知道,艺人怕他把书学去,夺了自己的饭碗子,便再没说什么。到了晚上,开书之前,陈青远便同一些不买票的听众一起,站在窗外听书。三九天,寒气逼人,特别是晚上,足有零下30多度,陈青远一站就是两个钟头,脚都冻木了。就这样,他坚持一冬,听完全部《隋唐演义》,把许多好的地方糅进自己的书中,丰富了自己的《隋唐演义》。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2页
祝敏请客
1953年,评书艺人祝敏在抚顺人民茶社演出《小八义》,深受欢迎。一天,散场后,有位工人来到近前,说明天中午请他到回民饭店吃饭。次日中午,祝敏准时到回民饭店赴约,进门一看,酒饭都准备好了。三杯过后,那位工人说:“祝先生,昨晚,您有个字念错了。”祝敏不好意思地问,哪个字?那位工人说:“您把‘孤注一掷’的‘掷’字念成‘扔’了。”祝敏听罢,恍然大悟。接着,那位工人又把“掷”字的读音、用法和成语的来源说了一遍。祝敏顿开茅塞,连声道谢。饭后,那位工人要付饭账,祝敏百般不肯,说:“我花钱请老师还请不到呢,老师送上门来,岂能不吃酒饭?”于是,“祝敏请客”被传为书坛佳话。
陈青远学口技
20世纪60年代,有一天,东北大鼓艺人陈青远的老伴儿正在做饭,就听屋门吱扭吱扭直响。她以为是小孩儿玩儿,也没理会。谁知道响起来没完,老太太便喊了声:“谁呀?”没声了。不一会儿,又吱扭吱扭地响开了。她跑去一看,原来是陈青远坐那儿玩“门”呢。老伴儿撇嘴说:“你呀,老不着调,没事摆弄门,多闹人,真成老小孩儿了!”可陈青远像没听见似的,照常又推又拉,嘴里还跟着学。老伴儿这才明白,他是学开门声的**呢。后来陈青远说评书《肖飞买药》,学开门声生动逼真,十分精彩。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8页
维护交通秩序模范——刘兰芳
自从《岳飞传》在全国63家电台播放后,刘兰芳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一天,她家来了两位客人,说:“市里要召开交通治安表彰大会,请您去参加。”刘兰芳一听,愣住了,我也没去做维护交通秩序的宣传,为何让我去开会?来人解释道:每天晚上6点半钟,白班工人下班,夜班工人上班,学生放学,职工回家……大街上,车水马龙,人多车挤。在交通部门来说,此时此刻,最容易发生交通肇事。可是,自从刘兰芳在电台播讲评书《岳飞传》以来,这个时间,街上的车辆行**为减少,上下班的工人都在广播喇叭下听《岳飞传》。一些贪玩的孩子们,也不在马路上打球乱跑了,他们跑回家里,围在收音机旁听《岳飞传》,交通肇事显著减少。刘兰芳同志有功!经研究,授予维护交通秩序模范的称号。说着,拿出鞍山市铁西区维护交通秩序办公室奖励给她的一套精制茶具。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8页
到什么人家唱什么曲儿——陈青远
有一次,陈青远到一户娶媳妇的人家去演出,正日子前一天是“落水桌”(准备酒饭),客人都还没上来,准备第二天正日子吃的。晚上,一边准备吃的一边听大鼓书。陈青远在开大书之前,唱了个小段《王二姐思夫》,这下可把东家唱炸了,说:“我媳妇还没娶到家,你就让她守寡啊!”不但不给钱,还要把他轰出去,幸亏有落忙的给说情(他们为了听书),才算了事。陈青远说:“那时,唱堂会和摸竿演唱,不仅要注意书目,连人家姓什么都得事先问好,免得犯忌。说不对,轻者被轰出去,重者挨打。”从此,他总结出,到什么人家唱什么曲儿,到娶媳妇人家,要唱《天河配》、《状元及第》;到办丧事的人家,要唱《岳母刺字》、《王祥卧鱼》;到祝寿的人家,要唱《麻姑献寿》、《白猿偷桃》;到做满月的人家,要唱《麒麟送子》、《五子登科》。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45页
听完书才能开会
60年代,锦州的东北大鼓演员陈青远到农村去演出,十里八村很快就传开了,男女老少都来听他的书,俱乐部装不下,只好到场院里去露天演出。没有舞台,就把两个石磙子对在一起,陈青远站在石磙子上演出,每场演出,观众都在千人以上。有人索性站到房上(辽西一带是平房)或树上观看。在露天演出,陈青远也和在俱乐部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农民们都称赞他“随和”,“不摆架子”。有一次,一位县里领导下乡来检查工作,晚上准备召开社员大会。可是,时间到了,社员们谁也没去。这位领导很恼火,问谁谁也不说。最后,生产队长说:“方才人们都在听陈青远在电台播讲的《樊梨花下山》,都听迷了,谁也不肯来开会。我们生产队开会,也都错开这个时间。”这位县领导一听,才恍然大悟。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7页
驴翻译
1941年,沈阳老工业区一带有个姓吕的日本翻译,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干了许多坏事。吕翻译爱喝茶,天天下茶馆,从不给钱。这天,朱起云正在三义茶社说《大五义》,他见吕翻译在座,便想骂他几句。说到杭州擂时,即兴编词道:“有位老剑客叫谷云飞,外号神行无影倒骑驴。谷云飞登台打擂,下了毛驴,对驴说道:你先回家送个信,就说我在这儿打擂,今天不能回家吃午饭了。各位若问,驴会说话吗?您不知道,这驴受过训练,还会说外国话呢,大伙都管它叫驴翻译!”台下听众大笑,还有人偷看吕翻译。吕翻译大怒,走上书台踢了朱起云一脚。朱起云挨打,嘴不输:“呦,驴翻译尥蹶子!”事后,朱先生被拘留了半天,被茶社掌柜保了出来。
朱起云(1908—1974),河北省容城县人。1926年拜西河大鼓著名艺术家赵玉峰为师(赵有四弟子:朱起云、田起山、张起武、李起照,素有“云山雾罩”之称)。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3页
杨田荣说书育人
1963年,评书演员杨田荣在鞍山市铁西区的一家茶馆里说《战斗的青春》。有一天,散场后,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没有走,他来到杨田荣的书桌旁,热情地与杨握手,说:“杨先生,咱们再见吧!”杨田荣听罢一愣,不知何出此言!小青年见杨田荣发愣,说:“杨先生,我是鞍山钢铁公司的一名电工,上月初,厂子里要调我到酒泉工作,去支援大西北。我生在鞍山长在鞍山,故土难离,所以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既不想去,又不想上班,便天天泡在茶馆里听你说书。你说的许凤、秀芬、小曼,她们在敌人的监狱里,在刑场上,想到的是国家,是人民,惟独没有自己。可是厂子里调我去支援新的工业基地,我却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能对得起那些革命先烈么?跟人家比,我很惭愧。今晚,我是特地来与杨先生告别的。我决心已定,去酒泉的火车票都买好了。”说着,他把火车票掏出来给杨田荣看,接着又说:“我明天就启程,到新的工作岗位,我也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去努力工作,请杨先生放心吧!”小青年的一番话,说得杨田荣心里热乎乎的。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7页
杨田荣“跟踪”解放军
杨田荣60年代初在鞍山茶社说《铁道游击队》,老书客说他说得“官不像官,兵不像兵,大队长刘洪出来像黄天霸”。杨田荣自己也觉得说得不像。为什么?没生活。一天,他在虹桥西头碰见一名解放军,模样和他想象中的刘洪不差上下,也是中等个头,宽肩膀,浓眉大眼。看那解放军上了大桥,他也跟着上桥;解放军进公园,他也买票进公园;解放军看完老虎看猴子,他也跟着看老虎猴子。解放军走路快,他上了岁数,跟得很吃力。一路上仔细观察,模仿解放军的举止言谈,声音笑貌。最后,那位解放军奔向火车站,他也奔向火车站。路过派出所时,解放军快步走进派出所,杨田荣只好在门前转悠。不一会儿,出来个警察,一见杨田荣,认识。打过招呼,把他领进派出所。杨田荣一进来,那位解放军说:“就是他!”此时,杨田荣一切都明白了,解放军以为是坏人跟踪,告到了派出所。于是只好说明跟踪的缘由。那位解放军听说他是评书艺人,把自己当作刘洪来体验,很不好意思地说:“实在对不起,你跟我半天,我……我把你当成坏人了。”两个人说着,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杨田荣一直把他送上火车,依然难舍难分。那位解放军后来又访问过他,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8页
赵玉峰震惊四座
30年代末,西河大鼓赵派创始人赵玉峰从天津出关到抚顺,在千金寨三仙茶社说《薛礼征东》。当说到“淤泥河薛礼救驾”一节时,说:“白袍小将在小山头看见唐王骑马被困河滩,敌人大将盖苏文追上前去,举刀相逼……情况紧迫,山势险峻,薛礼飞身上马,居高临下,直扑敌将盖苏文,口中高声喊道:‘主公勿惊,臣薛礼救驾来了!’”说到薛礼往山下扑去时,赵玉峰随着念白,使了一个大身段,踢腿,翻身,左腿独立,右腿向后,身往前倾,双眼俯视,手作持枪斜向下指的姿势。这时,观众似乎看到了情况紧迫,山势险峻,薛礼不顾一切冲上前去的英勇形象,感到薛礼真的像从山上冲下来了,呼拉拉纷纷站起身来朝上看,霎时间,书场乱了!原来书客们猛地一起身,打碎了一把茶壶,五六个茶碗,蹬坏了两条板凳。赵玉峰见状,只好停下一阵子,等静下来才接着往下说。当诸多同行前来请教他时,赵玉峰说:“咱们书曲艺人,书坛上没有布景、道具,身上也没有行头装扮,‘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全凭说书人一张嘴和做(表演)将人物说出来,因而表叙时要看到,进入角色要做到,唐王骑马奔逃,前有高山,后有敌将,情况紧急。这时,说书人应该看到:山势如何险峻,道路如何崎岖,甚至有树干横空,巨石挡道。惊,山高路险;急,马行困难;怕,敌将逼近。几种心情交织在一起,表叙出来便真实感人。”众人听罢,无不叹服。
——《中国曲艺志·辽宁卷》450页
偷艺见功夫
西河大鼓演员徐正侠,20世纪50年代经常在长春市演出。她虽少小学艺,但从不满足自己所掌握的技艺。为学习前辈和同辈的长处,她经常扮成“假小子”,冬季戴一大耳棉帽和口罩,站在茶社门前;夏季则蹲在茶社窗外,把头发遮入帽中,一听就是五六段。艺人管这叫“偷艺”。虽有“偷”字,但艺人们谈论此事,都是佩服、赞许与肯定。她能集各家之长,表演闺秀端庄大方,表演武将哇呀怪叫,表演老翁咳嗽声声,表演老妪拄杖频频……“赞”“赋”多变,贯口自如,出口无废话,可谓功到自然成。一部《东汉》,在荣发茶社可连演“三节”(演出合同期)。
——《中国曲艺志·吉林卷》478页
固桐晟义救“坠子皇后”
评书艺人固桐晟民国二十四年八月重回沈阳说书,营业一直很好,不久家也搬到翔云阁茶社后院居住。民国二十八年,号称“坠子皇后”的乔清秀与丈夫乔利元率子乔文波,女乔月楼、乔喜楼、乔凤楼等也到沈阳作艺,红极一时。固桐晟和乔利元以及著名东北大鼓艺人霍树棠等结拜为盟兄弟。固和乔氏夫妻均在四海升平(原翔云阁)作过艺。
民国三十年,乔清秀母女四人在沈阳城内公余茶社演出时,日伪特务李广龄让乔喜楼随他去旅馆陪酒,乔清秀苦苦哀求也不放过。乔利元得信后赶回茶社再三求情,李广龄说:“你女儿不去,你老婆陪我去吧!”乔利元说:“我们是清买卖,不能去!”李广龄恼羞成怒,就说乔利元私通八路,从关里到关外联络“反满抗日”。遂把乔利元、乔清秀抓到了伪警察局,并率打手搜查了乔、霍和固的家,把他们拜把兄弟的兰谱、合影也拿去当了“罪证”。后几经找人送礼求情,才将乔清秀一人放回,仍然不放乔利元。后来听说乔利元被日本鬼子活活摔死喂了狼狗。
固桐晟深怕乔清秀母子再遭毒手,就和刘凤起等人设法把他们隐藏起来,又乘特务不备,把乔清秀母子送上进关的火车,她们才得以逃回天津。民国三十七年,固桐晟去天津说书时,特意到乔家探望,有幸和得以生还的乔文波、乔月楼、乔凤楼重逢。1951年,在天津大舞台召开的反霸大会上,固桐晟还代表乔月楼控诉了特务李广龄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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