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族美术付爱民
人类的王朝政治史，如果能约至最简？想来，不过就是这样的一组矛盾双方此起彼伏：
管理者，在施压之前总是会对被管理者发出这样的声音：你们首先应当恪守本分，老老实实地劳动，纳租服役，只要你们先做到这一步，我们自然就会为大家提供越来越好的管理服务。而被管理者呢？在抗压之前，也总是会这样来跟管理者们谈条件，您先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然后我们自然就会做好自己的本分，您想要的，我们都会好好地给您干出来！站在各自的角度听这些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似乎都有道理，难断是非。
一旦双方给出的压力超出了承受力的范围，毁灭性的结果是谁都不愿看到的——可这又能怎么办呢？因人祸引发灾难之后，双方能做的只有互相指责。这个反复的过程一度被认为是人类永远不可避免的，只要人类还需要合作，矛盾和暴力纷争就被看作是幸福生活不可节省的成本。
会有新的合作小组闪亮登场！人们往往会去论谈过去管理集团的问题，“善意”地总结前人的教训。而且新人们往往会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绝不要再重蹈覆辙！在批判前人的时候都会这样预言：“历史将不会重演！”
但是，新的王朝往往又会遭遇极其相似的问题，矛盾双方开始互不合作、拆台、口舌之辩上升到兵戈相见，直至王朝覆灭，周而复始。就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言，人们逐渐发现在这一组矛盾之间应当存在着一种能够协调彼此的力量，使起伏波动降低。
这种力量一度被认为是“德”。
古代的管理者是士人群体，他们被要求生来就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因为他们的祖先遗传的血统准许他们继续保有获得垄断性收益的权力。所以贵族必须对百姓施以德政。同样，被管理者们也要有你们应当养成的德啊！农民们都要谨守耕作劳务之德，工人们要有工匠精神，而商人们则一定要讲诚信……可历史证明，无论是哪一个群体，都能够很快找到无比正当的理由撕毁德行操守的契约。
自楚庄王问鼎，天下政局就一直都是乱久治难。
周大夫王孙满对楚庄王的回答就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他并不怕袒露出自己那点儿可怜的自尊心。“德”——是一个可操作、可评估的政治物事，我身为周天子驾前的大夫，知道——皇祚福德已经失效了，可是天下谁又能和周天子比得了天命之正统呢？庄王您再牛？一时半会儿您还达不到足以威胁周天子的地步……我的建议是，您也就甭问这象征国家威权之九鼎的分量啦！我承认，我们的实力如今不如您楚国。可你我心里也都明白，也请您维持好周天子这最后的一点儿，就让我们继续拥有这最后一项权力独享的尊严吧！
如果“德”能够调停矛盾双方？还有没有成本更低的方式呢？“德”的反面又是什么？难道是……暴力！
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安重荣曾说的相当露骨直白：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1]
人们一直认为血统是和福德是一体的，有德者应当享有权力。可是假若“福德”神话一次又一次的失效了呢？哼！根本就没有什么种！王侯将相乃至天子？谁都能当！谁能？拥有暴力、破坏力、杀伤力最强的实力者就能当！
安重荣这么说，就意味着他坚信自己在社会实践中领悟了真理。
当管理者们共同自认为自己领悟到了这个真理之后，政治史、王朝史就会自然演变为战争史。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武力成为口头上维护和平最有效的工具，人类开始以维护和平、稳定为由，在自己的家园中大加杀伐。可是王朝更替史早已得出了结论，改朝换代并没有解决矛盾，每一场战争不过是彼此起伏转换的一个又一个站点。在历代知识分子的眼中，某个王朝的“德衰”，就是居间调停矛盾双方的工具不再有力，则德衰必致兵盛！可是暴力从来不能创造属于更多人的盛世。
如果暴力不能维系发展，平衡不能依靠养德，那又能是什么？
问题可能来自于我们误判断了“德”的另一面。德的另一面，可能应当是规矩。
而更准确的名词，一直到现代才被发明出来，叫“制度设计”。
在这个名词、概念被人们普遍认知和理解之前，知识分子屡屡判断问题是出在了制度的执行上。所以要严格立规矩，却都只是强调了规矩的威权——强化威权，就难免要回到暴力解决一切矛盾的死循环里。
少数人开始注意到，可以依靠对未来的预判断想象来提前定规则规避风险。只要有智者的参与，就可以依靠事物的逻辑推演，让人们自觉地维护制度和更新发展——制度可以在执行的进程里创新修正自己，以适应未来越来越复杂的变化。如此，制度是一个有文化生命力的事物，这是人类文化最伟大的创造。
制度执行，就需要一部分人因为预判断而甘愿放弃自己的部分收益——例如纳税。而制度设计需要准确设计的便是这些数字比例，最好的制度就是找到最能促进社会整体运行和发展的这个数字，并使矛盾双方全体成员均衡合理受益。
直到一个王朝的开创者，意识到了制度设计的价值。这个人就是宋太祖赵匡胤。
对于赵匡胤的历史评价，也一直都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
但有两件事被他做到了。
第一，他彻底终结了春秋以来以暴力之实力霸夺管理权的噩梦。
第二，他完成了创世级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初步的实践探索。
做到这两点的古代政治家，在他之前，始终都没有人绕出过制度执行的怪圈儿，也就始终没有人摆脱过德治与威权失效的梦魇。赵匡胤之后三百年宋室，之所以总有人搬出“祖宗之制”来质疑变法新政，皆出于此。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变化，那就是知识分子们开始频繁地讨论的是“制度”，而且是言必谈“制度”——证明一个时代被开启了。
尽管开始难免踉跄蹒跚，但这个时代毕竟是这样开始的：他本来是拥有着最强盛的暴力实力，却用了十七年逐步放弃它，自觉地践行的一个武夫模糊的治世理想。
[1] 见［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九十八晋书·列传十三》，第2页，安重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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