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纣王释放姬昌之后,姬昌先后攻打了犬戎、密须、耆国、邘国、崇国。其中,攻打耆国后,商朝祖尹忧心不已,但纣王却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尚书记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后面是祖尹与纣王的对话,大致与史记相符。总之,史记“伐耆”与尚书“戡黎”,指的是同一件事,耆国即黎国。
问题在于:比史记更早的尚书,只说“西伯戡黎”,没有明说西伯是姬昌还是姬发,西汉以来学者通常认为西伯为姬昌,但宋人认为西伯是姬发,即姬发戡黎,那么到底是谁征伐黎国的呢?对此,新世纪发现的一批战国竹简改写认知,史记又一记载或被推翻。
不合逻辑的姬昌伐黎
所谓黎国,周本纪中称为耆国,殷本纪中又称为“饥国”,位于山西长治黎城县境内,距离殷都安阳只有150公里,商朝核心区域的诸侯国,属于殷商铁杆盟友。更为重要的是,黎国距离殷都很近,距离周人却很远,这时就出现了一个让人难以解释的问题。
史记记载,姬昌晚年征伐的顺序是“犬戎、密须、耆国、邘国、崇国”。但是陕西宝鸡岐山到山西长治,现代高速里程将近700公里,以当时的生产力来看,这绝对属于超出想象的孤军深入,周围殷商势力强大,姬昌为何如此冒险,又如何确保成功?
以上图看,姬昌一旦远征黎国,那么就会面临后路被断的风险。尤为关键的是,按照正常逻辑,即便纣王讨厌黎国,也要担心姬昌下一步攻打殷都,因为黎国与殷都距离实在太近了,所以商朝必然要救黎国,那么姬昌如何确保商朝不出兵?
即便姬昌想要通过戡黎,以打击商朝与纣王的威望,但这种军事行动,只能引起商朝与纣王的更多警觉,乃至将战略重心西转,毕竟周人都要打到殷都了。换言之,姬昌戡黎的行动政治收益不大,但坏处其实很多。
总而言之,姬昌攻打黎国,不仅不合用兵之道,也不符合政治逻辑,似乎不太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当然,包括朱熹在内的宋人质疑姬昌戡黎,主要认为姬昌有德,没有必要与商朝交恶,更不会主动叛乱。
战国竹简改写认知
本世纪初,清华大学得到一批战国楚简,后被称之为“清华简”,其中整理出的《耆夜》,讲述了武王伐耆之后在文王宗庙庆功之事。
耆夜记载:“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介,周公叔旦为主,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
按照耆夜记载,戡黎的是姬发,而不是史记中的姬昌,时间是在武王八年。如此,也就能更合理的解释商周一个奇怪现象。
牧野之战前夕,商周没有爆发一次战争,纣王对姬周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什么特别措施,这一点极其诡异。如果是姬昌戡黎,那么面对周人公然造反,且已经打到家门口的事实,商朝多年没有一点应对实在不符合常理;但如果姬发八年戡黎,此时才威胁到殷都,或许由此深陷东夷战争与内部斗争泥潭的商朝没有太多应对时间,从而商周在牧野之战前无战事。
按照史书记载,可以排列一下武王事迹:武王八年戡黎,九年孟津观兵,十一年伐纣。相比“姬昌戡黎说”留给商朝反应的时间,“姬发戡黎说”留给商朝的时间更短,而且姬发通过戡黎发现商朝虚实之后,第二年就孟津观兵准备伐纣,显然是“趁你病要你命”。当然,孟津观兵伐纣没有实施下去,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但两年后武王伐纣成功。
现代研究发现,武王伐纣的时间是十一年正月,也即距离孟津观兵只有1年多。因此,姬发戡黎发现商朝虚实后,就时刻准备发动灭国之战,这显然更符合战争逻辑。
综上,种种迹象表明,在戡黎的问题上,史记大概率是错了,真正戡黎的是姬发,或许因为尚书上说“西伯戡黎”,其中“西伯”让司马迁误解为姬昌。实际上,“西伯”意为西方诸侯之长,为何不可能是姬发?
当然,即便史记在这一问题上出现错误,也无损于司马迁与史记的历史地位,毕竟细节上出现争议或错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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